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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活动
峰回路转 从四渡赤水到强渡大渡河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6-09-05

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它不仅摆脱了优势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而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成了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至今令人赞叹不已。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曾钦佩地说:您指挥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次战役媲美。而毛泽东主席则不以为然地表示: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为什么把四渡赤水之战看作是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一渡赤水河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地区后,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他除以湘军、鄂军各一部围攻红2、红6军团,以川军、陕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还集中148个团共约40万人的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虽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地位并不巩固,特别是土城战斗失利后,毛泽东的处境更为艰难。
   1935年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到达遵义以北的土城镇,得悉尾追之敌只有两个旅4个团,且土城地形有利。因此,毛泽东提议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打一仗,围歼追击之敌川军郭勋祺部,确保顺利渡江。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一致同意。
  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为了打好这一仗,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临红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刘伯承参谋长亲临红5军团指挥。28日早晨,土城战斗打响。红军广大指战员充分发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浴血奋战三四个小时,虽予川军以重大杀伤,但由于敌人兵力过大、增援迅速,战斗不仅进展不顺利,而且红5军团的阵地已被敌军突破,红军遭受很大伤亡。敌军占领了有利阵地后,迅速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推进到土城镇以东的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形势十分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决心亲临前线指挥。朱总司令上火线后,亲自率领红1、红3、红5军团和干部团向敌军发起了英勇的反击,连续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稳住了阵地。
  但是,尾追的川军一部又咬了上来,局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同时,毛泽东发现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8个团1万多人,与红军投入的兵力差不多。因此,他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等主要领导人开会。他严肃指出:根据目前的敌情,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为了摆脱僵局,争取主动,必须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沿古蔺、叙永等地北上,寻机从宜宾以西地区北渡金沙江,向川西地区进军,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川西北实行总反攻。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1月29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的领导和指挥下,从赤水河的土城、猿猴场、太平渡等渡口,顺利地渡过赤水河。从此,拉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序幕。
  二渡赤水河
  红军以新的战斗姿态出现在川南时,蒋介石急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沿岸防务,并规定上起滩头下至宜宾、江津,沿江“赶筑工事,并于各要点构筑碉堡”;在宜宾至江津段,以军舰及装甲商船日夜“游戈江面”,严防红军偷渡,并令川南“剿匪”军总司令潘文华以一部兵力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止红军渡江,主力向川南追击。
  2月2日,蒋介石又调整部署,将“追剿”军第1兵团改为第一路军,何键为总司令。其任务是:以一部兵力控制乌江东岸沿河、印江等地,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主力则留在湘西“围剿”红2、红6军团;“追剿”军第2兵团和滇军、黔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下辖4个纵队,该路军的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蒋介石的企图是:在川军的积极配合下,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2月5日,国民党军各部秉承蒋介石的旨令,向中央红军进行围攻。其中,孙渡纵队由毕节、昭通向盐津“追剿”;周浑元纵队以2个师由修文、扎佐向古蔺、叙永“追剿”,1个师由龙里、贵定向川南开进;王家烈纵队由遵义、桐梓向土城集结,然后向川南“追剿”;吴奇伟纵队暂住黔西、贵阳一线待命。与此同时,潘文华部3个旅正向高县前进,3个旅正向珙县、高县地区前进。范子英率两个旅随后跟进。
  形势表明,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决定的计划北渡长江,向川西进军,已经非常困难。同时,如果机械地执行原定战略计划,久留此地待机渡江,也将会陷于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对红军极为不利。因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区进行机动作战,并利用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
  中央红军进入川黔滇边界地区后,国民党军纷纷西渡赤水河,进行围追堵截,而黔北地区的兵力空虚。因此,毛泽东当机立断,为了歼敌,命令中央红军东渡赤水河。据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于2月18日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黔北进军。当时,毛泽东为了迷惑敌人,命令红1军团以1个团进入古蔺地区,大造“打过长江去”的舆论,迟滞川军南下。
  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往返赤水河,从形式上看是被动的,但实质上是主动的。它调动了敌人,避免了损失,争取了时间,休整了部队。
  但是,当时许多指战员,特别是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对毛泽东实行的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抵触情绪很大,常常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贻误了战机。因此,中革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935年2月16日发布《告全体红军战士书》,强调:“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进行机动作战的基本原则。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后,出敌不意,声东击西,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横扫1100里,攻占了桐梓和天险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毛泽东获悉红军占领了娄山关,打开了夺取遵义城的大门后,豪情满怀,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篇: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情景,表达了红军指战员争取长征胜利的壮志豪情。
  但是,在攻占遵义时,邓萍不幸牺牲。邓萍是红3军团的参谋长,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牺牲的第一位军级优秀军事指挥员。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得知这一噩耗后,如雷轰顶,许久说不出话来。他命令副官立即把邓萍的遗体抬回后方,并含泪俯下身子,为烈士擦去脸上的灰尘与血迹,脱去沾满征尘的军衣,换上了一套新装,然后洒泪向他告别:“邓萍同志,我的战友,你为占领遵义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会永远怀念你。我们将为你报仇,将完成你未完成的事业!”
  三渡赤水河
  蒋介石在南京得知遵义、娄山关、桐梓再度失守,顿时暴跳如雷,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随后,他决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飞抵重庆,亲自督战。
  3月2日,蒋介石到达重庆,匆忙口述了一纸通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我使命。”第二天,他马不停蹄地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叫嚷:“朱、毛股匪再度东窜,显然是因为长江过不去,只好把目标再转向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我们要搞个一揽子计划。”蒋介石的所谓一揽子计划就是以近40万的作战部队,加上各地民团共70万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采取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故伎,以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乌江以西、川黔大道以东地区。
  毛泽东获悉蒋介石新的作战计划后,决定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予以应对。他还饶有兴趣地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再打上一两仗。”
  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寻歼敌军主力,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了好几天。
   果然,蒋介石又产生了错觉。他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在遵义、鸭溪地区集中,目的有二:“甲、放弃遵义向西窜,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他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良机,遂急令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上官云相部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作战;第2纵队周浑元部主力3个师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取守势;第3纵队孙渡部到大定、黔西地区;第4纵队王家烈一部集结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1纵队吴奇伟部4个师(其中2个师已受重创)位于乌江沿岸待机,策应其他纵队作战。同时,他还命令第53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布防,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遵义、鸭溪地区。
  3月15日下午,红军对鲁班场之敌发起总攻。但由于周浑元接受了遵义惨败的教训,命令所属部队缩在碉堡里不接战。因此,毛泽东认为,在川黔滇边区已经难以达成大量歼敌的目的,唯有再渡赤水河,利用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心理,把敌军从碉堡里牵到川南去,然后再来一个大的机动。其实,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对红军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成竹在胸。他曾对刘伯承讲:“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3月16日,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并采取白天渡河的办法,故意虚张声势,佯作北渡长江,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西渡赤水河进行追击,尔后东渡赤水河,迅速南进,跳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圈子。
  四渡赤水河
  当国民党军主力纷纷西渡赤水河后,毛泽东抓住敌人“欲困未成”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迅速、坚决地折而向东,于3月21日由二郎滩、太平渡地区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再次进入黔北,寻机南渡乌江。当时,为了迷惑敌人,红军以1个团伪装主力,向古蔺前进,摆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姿态。
  红军主力东渡赤水河后,沿着遵义、仁怀大道迅速南进,巧妙地与敌人相对而行,并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挥师向南疾进,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一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川南。同时,为了吸引国民党军北上,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乘虚向南急进,红9军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伪装主力,在马鬃岭、长干山、枫香坝地区积极开展活动。
  后来,时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的何长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时主力疾趋南下,我军团旋即投入战斗,在金沙县的马鬃岭,大造声势,故作姿态,以诱敌上钩。”
  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由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南渡乌江,胜利地摆脱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的圈子。
  四渡赤水之战证明: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也是两军最高统帅部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直接较量。红军一反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在攻防、打走、进退、集散等作战行动上,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迷惑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并使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到处扑空,十分被动;而自己则纵横驰骋,走打紧密结合,走得神速,打得主动,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巧渡金沙江
  当时,毛泽东为了调出滇军,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于4月2日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狗场地区。随后又经息峰、扎佐佯攻贵阳,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使当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忙脚乱,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求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保驾”。同时,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备好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当时,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调动滇军东进,即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边,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
  蒋介石果然又上了当。他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于是,他急令国民党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三路向东追击。
  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军已被调动,即命令中央红军于1935年4月9日由贵阳、龙里之间出发,向云南疾进,并于24日进入云南境内,27日占领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前锋直逼昆明。
  红军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云南大部滇军已调往贵阳“保驾”,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十分空虚,而蒋介石派出追击红军的部队此时还远距红军3天以上的路程。因此,龙云大惊失色。他为保住昆明老巢,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守兵力,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也是毛泽东巧用兵带来的巧渡金沙江的必然结果。
  4月29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嵩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5月3日夜12点,刘伯承率领干部团先遣连抢占渡口成功。接着,他们立即用缴获的两只船渡过金沙江,翻越中武山,打垮凭险阻击之敌1个营,直插通安镇,击溃敌人的援兵,直趋会理城下,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通令嘉奖干部团。
  5月4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直接指挥下,共找到7只木船,在当地船工大力支持下,分为两班,在皎平渡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至5月9日,全军两万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
  在此期间,在滇黔边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由水城地区西进,攻占宣威、会泽(今东川),并由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
  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继四渡赤水之战后,声东击西取得的又一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这一精彩的军事行动,至今令人赞叹不已。
  5月11日,敌第二路军薛岳所部第13师先头别动队赶到金沙江时,红军早已进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追敌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附近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四渡赤水以来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尔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强渡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也是一曲前无古人的绝唱。
5月21日,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由会理地区北上后,判断中央红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即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手令,着重强调:我们此时的主要战略:一是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防止中央红军西进西康。并说:现在不必防红四方面军东向,而应防其“南下”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他还狂妄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他认为,红军一定会做“石达开第二”,重演历史的悲剧。他要求贺国光命令川军第五路军、第三路军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今小金)、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部队布防,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同时,命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并在川康边防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
  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不是石达开,中国工农红军也不是太平军。
  中央红军在彝族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顺利通过了彝民聚居区域,抵达大渡河岸边。
  大渡河,位于四川西部,古称沫水,是岷江最大支流,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在安顺场渡口,河幅有300多米宽,水深30米,流速每秒4米。河底乱石嵯峨,旋涡无数,俗称竹筒水,可以让鹅毛沉底,即使水性好的人也无法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易架设浮桥,船横渡时,要先牵引到上游2里许,放船后,需要经验丰富的艄公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齐施,与急流形成一股合力,才能使船体沿着一条斜线驶到对岸。对岸渡口有石阶,如对不正石阶,碰到两侧石壁上,则船毁人亡,十分凶险。
  然而,英雄的红军是无所畏惧的。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接到强渡大渡河的命令后,立即从距大渡河160多里的一个村庄冒雨出发,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于5月24日抵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一举歼灭守军2个连,缴获渡船1只,控制了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子安顺场渡口。
  当时,团长杨得志和政治委员黎林等顾不上休息,急忙找老乡了解情况。根据老乡介绍的情况,他们于5月25日决定强渡大渡河。
  25日上午9时,1营2连连长熊尚林带领16名突击队员,跃上了那唯一的渡船,在炮火的掩护下,像箭一般地驶向对岸,在国民党军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而此处水深流急,却不易架桥,找到的4条渡船,只有1条是好的,其余3条尚需修理。全军数万人马,要在几天内靠仅有的几条渡船由此全部渡过大渡河是不可能的,而且此时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已过德昌,正向大渡河昼夜赶来,情况十分紧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于5月26日中午时分赶到了安顺场。他们了解了情况后,果断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约320里的泸定桥,限两天赶到。毛泽东说:“我们分兵两路,1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1军团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
  飞夺泸定桥,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精彩的军事行动。聂荣臻回忆说:“安顺场到泸定桥三百四十里行程,要求我们两天半赶到。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四川去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多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啊!”
  担任左纵队开路先锋的是红1军团2师4团,红4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长征中,它多次担负开路先锋任务,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27日拂晓,在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下,他们从安顺场出发,沿着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飞奔,沿途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昼夜兼程,于29日早晨6点钟按时赶到泸定桥,并袭战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中国著名的铁索桥之一。它扼川康要道,座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桥长100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桥身铁链9根平行系于两岸,上铺木板,以作桥面;桥栏左右铁链各两根作为扶手,人行于上,摇摇晃晃,险要异常。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城内驻有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旅部在泸定城南的冷碛地区,另有2个旅正向泸定城增援。在红军到达前,守桥的川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29日16时,红4团经过紧张地准备,发起夺桥战斗。全团司号员集中在一起吹响冲锋号,轻重火器一齐开火,由第2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国民党军的密集火力,攀登着悬空的铁索链,向对岸冲去。第3连指战员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后面,一面铺桥,一面前进。
  当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守桥的国民党军在东桥头突然点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但是,英雄的红军突击队员面对熊熊烈火,毫不畏惧,勇往直前,胜利地夺取了大桥,迅速歼灭了守桥的国民党川军,并掩护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再次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5月30日凌晨两点,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他们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时,停住了脚步,扶着桥栏,俯视着大渡河翻滚咆哮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后来,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棋势虽险,我军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6月2日,中革军委为了表彰红4团和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飞夺泸定桥的功臣,除了颁发一面奖旗外,还给22名突击队员,以及团长、政委每人发了一套印有“中革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这在当时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
  从此以后,泸定桥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闻名于天下。

来源:党史博采(201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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