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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超与青岛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8-04-06

袁超与青岛


  袁超(1919~1998),原名袁淑耀,又名袁淑尧。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即墨县袁家屯村(今属即墨市普东镇)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就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1932年毕业于县立第三小学。193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共产党员。曾任中共高昌平工委书记,中共南海特委常委、民运部长,南海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中共东海地委副书记,胶东军区独立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华东海军学校第一大队政委、炮兵学校副政委等职。1959年转业,历任上海市打捞局副局长、上海市工交党校副校长等职。

  1934年1月,共产党员徐达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从河北省回到家乡袁家屯村,进行秘密建党工作,先后介绍袁家屯村袁世清、徐正福和普东村的王玉田、孙志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袁超年仅15岁,尚不够入党年龄,但接受革命思想快,意志坚定,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是当时村中青少年的自然领袖,因而徐达三破格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于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随之成立了中共袁家屯支部,袁超任支部书记。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派魏思文、黄秀芝来袁家屯,同徐达三一起开展工作,于9月成立了中共普东支部。随着党组织的发展,于12月成立了中共即墨县第七区委员会,袁超任区委书记,辖袁家屯、普东两个支部。期间,袁超遵照上级指示,一方面在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方面在青少年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少年俱乐团”,为组建革命武装做准备。

  少年俱乐团开始只在袁家屯村学校中吸收了20余名贫苦农民子弟参加,组织他们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不久,普东、抬头、草场等村的青少年也纷纷参加,团员发展到近百人。为便于训练,按军事编制建立了总团、分团、分队、小队,袁超任总团长,总团部设于袁家屯。“少年俱乐团”制作了臂章,自编了团歌,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臂章是在白布上绘一个齿轮,齿轮中央镶以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写着一个“勇”字,五角写“少年俱乐团”字样。团歌歌词是:“少年兄弟,少年兄弟,大联合!大联合!我们都是穷人,齐奋斗!齐奋斗!”少年俱乐团团员除学习文化、革命道理外,还规定总团每十天集合一次,分团每五天集合一次,以木棍作枪进行军事训练。少年俱乐团团员经过长期的培养和锻炼,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定的军事素养,为后来组建革命武装积蓄了力量。
  1935年冬,袁超在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捕入狱,袁家屯党支部的活动也随之停止。袁超在狱中遭受严重折磨,始终未暴露半点党的秘密,并积极参加狱中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被关押在监狱里的袁超获释出狱。出狱后,袁超和中共莱阳县委书记吴青光取得联系,着手恢复和发展当地的党组织,筹划创建抗日武装。袁超深知党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创建抗日武装有高度的积极性。他不避艰难危险,联络故旧亲友和有志之士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1月,他和孙丕生、袁世清在袁家屯召开了第一次研究成立队伍的会议,传达了中共胶东特委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部的指示,讨论了组织分工和武器来源问题,确定由袁超任武装起义的总指挥,联络点就设在袁超家中。在联络发动时期,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吃和住都要由他家负责,袁超不惜倾其全家的财力、物力。
  要组建革命武装,首先要解决武器问题。武器的来源,只有到群众中去收集。这时候,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了济南。青岛、即墨等地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早已逃之夭夭,各种名目的游击队纷纷组建,他们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收缴民间枪支。袁超当机立断,决定先从本村收起。他打开族祠的门,邀请本族与邻居有枪的人家到祠堂开会,对他们晓以抗日的大义,动员他们响应“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号召,献出枪支抗日救国。当场,袁世清和他的一个邻居带头交出一条步枪和一支手枪,会后总共收集到十余支枪,武装了本村原先的少年俱乐团团员,拉起了十七八人的小队伍。与此同时,在下普东村,王作金带领群众三十多人参加了队伍。在楼子疃,由袁超事先约好的孙丕生带头动员四五十人携带一批枪支加入了队伍。就这样,边组织兵员,边收集枪支,队伍迅速发展到300余人,260多条枪。1938年2月,中共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正式颁布了部队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委任袁超为大队长兼政委。此后,队伍逐步扩编为5个中队。

  这时候,日军已占领了即墨县城,成立了维持会和伪保安队,并开始了“扫荡”。4月5日(清明节)上午,七大队与由青岛出犯的日军在赵家岭进行了首次战斗,从上午8点一直打到中午,激战4个小时,因为即墨城日军前来增援,七大队才撤出战斗。初战告捷,毙伤了一部分敌人,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掩护了群众的转移。此战是即墨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战斗。
  赵家岭战斗后,七大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青岛伪《新民报》发表了“皇军”与共军袁淑尧部作战的战报。根据客观形势的分析,七大队的领导认为,部队应及早转移阵地,东上牟平县与第三军总部会合,经过整顿巩固后,再开回即墨,以求发展。
  4月底的一个晚上,队伍转移到了西河头村(今属即墨华山镇)。次日上午,大队部开会研究一周的休整计划,忽然枪声四起,一片喊声要“抓活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部队中了敌人的埋伏,遭到突然袭击,部队被糊里糊涂地把枪缴了,全部人员被押到店集关了起来。事后,得知是国民党地方武装韩炳宸部和莱阳乡校葛子明部联合起来,对七大队进行了有预谋的袭击。

  韩炳宸将七大队人员押到其驻地店集后,集合训话,狂妄地说:“不许再集合抗日!”这时,袁超从队伍里站出来,大声说:“我们都是即墨西北乡人,因为抗日发生了‘误会’,现在家中父母都很挂念,我们都要回家去,免除父母担忧!”袁超讲完后,韩炳宸装腔作势地说:“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发生了‘误会’,大家在即墨抗日,跟着我干是一样的,为什么非得将即墨的枪拉到牟平去呢?谁愿意留下跟我干的举手。”全队没有一个人举手,韩炳宸羞怒难当,留下了袁超、孙丕生、孙法章及莱阳籍的两名战士,共5个人质,然后下令把其余的人全部武装押送出界。

  韩炳宸对袁超刑讯逼供,备加折磨,阴谋斩草除根。两个多月后,经过胶县姜黎川部出面营救,韩炳宸才释放了袁超等5位同志。袁超获救后立即和已经集结起来的队伍会合,派孙丕生和孙济鲁到第三军总部汇报,当面请示办法。1938年冬,部队随李兆岐部一起,从平度二仙台出发,辗转到达黄县的香坊,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六十五团。

  1939年夏,袁超转到地方工作,先后任中共胶即平工委民运部长、高昌平工委书记、南海特委民运部长、政治处主任、即墨中心县委书记、南海地区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等职。9月,他组织建立民兵大队,粉碎了汉奸武装对掖县沙河镇的进攻。1942年,任胶东南海地区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时,指挥组织地方武装取得了平度县淖泥沟战斗的胜利。10月6日,驻莱阳之顽因派赵保原部纠集三个团的兵力向淖泥沟南海区党政军机关奔袭,袁超同南海军分区领导一起指挥八路军五旅十三团及地方部队机智应战,击毙、俘虏敌军300余人,缴获武装一宗,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1943年3月至1945年7月,袁超任南海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友军科科长及胶东地区党校大队长等职务,主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至1947年4月,先后任胶济铁路区工作队大队长、胶济铁路东西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东海地委副书记等职。1947年5月起,任胶东军区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后任胶东荣军学校分校政治部主任。1948年4月,袁超进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任中队长、高干队支部书记,毕业后到鲁中南纵队四十六师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淮海战役。以后,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三十五军一〇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渡江战役,参与指挥攻打浦口的战斗。

  1949年8月,袁超转入海军部队,先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学校第一大队政委、华东军区海校六大队政委、海校政训大队政委、海校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海军联校四分校政委、海军政治部副主任、海军炮兵学校副政委代理党委书记等职,为新中国的人民海军建设做出了贡献。1955年6月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9年,袁超转业到交通部上海海运局工作,先后任基建处和供应处副处长。1962年8月被任命为上海打捞工程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受迫害被送到上海市工交“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8年,他受命参加中共上海市工交党校的筹建工作,后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9月任副校长,主持工作。1985年在上海离休。1998年4月22日病逝于上海。

来源:《永远的军魂——将军与青岛》作者:孙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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