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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辑卿与青岛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8-04-07

梁辑卿与青岛

  梁辑卿(1912~1977),原名梁世瑞,生于山东省莱阳县夏格庄镇(今属莱西市)上疃村。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莱阳县队部大队长,民先胶东总队部组织部长,昌(邑)潍(县)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胶北特委书记,中共胶东区南海地委书记,东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胶东区党委解放烟台行动委员会书记。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胶东军区第七师、十三纵队第三十九师政委,济南警备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华东军区第二十七军政委。1961年8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调任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政委,1970年调任安徽省军区政委、安徽省委书记。

  梁辑卿将军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祖上昌盛,至其父时家道中落,所以,在幼年读书时,其家庭就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语句来教导他,希冀他重振门庭,继承书香传统。在本村小学读书8年后,他升入了县立高级小学。其时正值北伐战争,革命运动高涨,当地农民协会的活动如火如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时常出现在农村街头。当时,县立高小的校长葛太东系济南惨案被捕学生,思想激进,时常对学生讲起被捕故事,痛斥日寇的残暴,赞扬北伐军的英勇顽强;他还带领学生参加农民协会的游行示威。革命环境的熏陶使梁辑卿认识到土豪劣绅的劣迹,开始萌发了革命思想。高小结业之际,父亲不幸去世,又遇年荒,家庭困难日甚一日。处境的窘迫使梁辑卿思想更趋进步,拥护“打倒土豪劣绅”的号召,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活动,组织同学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打倒土豪劣绅的活报剧,积极筹划请愿罢课活动,是当时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1931年,梁辑卿在亲戚资助下升入掖县省立第九中学。在校期间,他同王军光、王文林等同学一起组织“同乡会”,以此为骨干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领导九中学生多次到掖县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迫使县长罢免了乱派苛捐杂税的商会会长。下半年,又组织了驱逐法西斯教员的罢课运动,终于把反动教员赶出了学校。九一八事变后,梁辑卿参加了当地反帝大同盟运动。为响应北京学生罢课赴南京请愿的行动,他组织九中部分学生,沿烟潍公路进行抗日宣传,号召农民反对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起来抗战。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实践,梁辑卿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把个人前途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逐渐成长为一个自觉革命者。1933年夏,梁辑卿由吴青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梁辑卿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负责开展九中工作,半年内即发展党员5名。这年冬,经莱阳县委批准,成立了九中党支部,梁辑卿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到1935年底,九中党支部共发展党员23人,争取同情革命的教员3人,团结广大进步学生,将九中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1935年梁辑卿毕业后,由组织安排到莱阳从事地下工作。不久,莱阳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部分同志被迫疏散到外地隐蔽。梁辑卿先后在济南、德州、博平等地开展地下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处境危险,生活颠沛流离,但梁辑卿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开展党的工作,坚持革命斗争,扩大党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军逼近济南,胶东各县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亡,人心惶惶,局面纷乱。这给了我们党迅速恢复组织,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有利时机。梁辑卿于1937年10月返回胶东。12月,莱阳县委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莱阳县队部,梁辑卿任大队长。民先县队部成立初期,没有武器,多数人不懂得军事知识,但梁辑卿毫不气馁,坚定地依靠党组织,依靠群众,以民先为旗帜组织和团结广大青年,利用争取合法地位的机会,乘机夺取反动武装,很快将民先组织发展到3000多人,使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春,胶东特委决定组建民先总队部,梁辑卿调任总队部任组织部长,负责整顿民先组织和发展党的工作。秋,他奉命率东进工作团潜入栖霞县的牙山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帮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和削弱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等部势力,打通东西通路。冬,胶东特委又派他组建昌邑、潍县、寿光三县中心县委,并担任书记兼昌潍武装指挥部政委。在此期间,他坚持把扩大武装力量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率领昌潍武装独立团穿插敌后,完成了创建隐蔽根据地的任务。不久,因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失守,昌潍独立团调回胶东加强特区武装,梁辑卿和县委成员仍留原地坚持对敌斗争。面对敌我力量悬殊,据点林立,日寇反复扫荡、清剿的严酷形势,他带领县委一班人不畏艰险,转战山野,与敌周旋。经过三个月的艰苦斗争,又重新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坚持了敌占区的武装斗争。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0年初,梁辑卿调任胶东南海地委书记。5月,又调任东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42年以前,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伪、顽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夹攻,实行极其野蛮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梁辑卿带领东海地委,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各种措施,展开对敌斗争。
  首先,壮大人民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梁辑卿在全区范围内整顿健全了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和群众组织,各地普遍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进行反“蚕食”、反“围剿”斗争。当时,日军在烟台建立了中心据点,在各县交通要道、大的村庄都设立了据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妄图用恐怖政策割断抗日军队与人民的联系,把抗日军队困死、饿死。梁辑卿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要粉碎敌人扫荡,首先要消灭地方土顽武装,使日军变成瞎子和聋子。遂集中县大队兵力,重点打击并消灭了十几个土顽部队,打掉了日寇的耳目和爪牙,对扭转敌我双方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年冬,日伪军从胶东西部向东部地区拉网扫荡,一直拉到东海边。东海军分区在梁辑卿等领导下,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冲破敌人包围圈,转移到外线,配合胶东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拉网扫荡。这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东海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梁辑卿等利用这一大好形势,不失时机地壮大人民武装,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使整个东海根据地连成一片。
  其次,抓紧基层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1941年至1942年,为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梁辑卿在东海地区普遍开展了整顿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工作。东海地委组织了工作队,对每个村庄的党支部进行整顿,对党员进行审查,清除混入党内的坏人,开除不合格党员,整顿不健全的党支部,发展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1942年至1943年,中央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3年梁辑卿参加了胶东区党委第一期整风学习班,结业回来后具体领导东海地区的整风运动。下半年,康生掀起了所谓“挽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股风也冲击了东海地委的整风运动。有个别同志受其影响,在整风运动中捕风捉影,“怀疑一切”,扩大打击面。一位从敌占区奔赴革命根据地的青年,被无辜怀疑为“敌特”,遭到隔离审查、批判斗争等不公正待遇,使他从委屈、忧虑走向绝望。梁辑卿审查时认为证据不充分,就找这个青年谈话,及时调查了解,澄清了事实,解脱了这个同志。20年后,当他们又重逢时,这位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梁书记,我早到马克思那儿告状去了!”在整风运动中,梁辑卿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及时纠正错误倾向,保证了东海地区的整风运动得以健康发展,为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再次,抓好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根据地的经济条件极度恶化,人民生活和部队给养面临严重困难。为扭转不利局面,梁辑卿一方面在东海较早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从而确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改造了一批地主所把持的基层政权,使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从根本上得到了巩固。另一方面,大力组织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队实行劳武结合,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他不仅发动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而且十分重视帮助农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他每到一地,都要动员部队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他自己也积极学习捻线纺织。他还十分注意运用典型推动工作,亲自总结了劳动模范张福贵的先进事迹,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宣传推广,奖励张福贵一头大黄牛,并且不断扶持引导,使张福贵成为胶东地区走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极大地激发了东海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群众纷纷踊跃参军支前,先后输送了几十个团的兵力,源源不断地补充了华东主力部队。
第四,重视统战工作,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抗日。梁辑卿认真执行党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注意团结地方各界上层的士绅名流。他亲自找士绅名流谈话,对他们的来访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他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团结了一大批在当地有影响的士绅,使他们积极支持抗日战争,对东海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梁辑卿在东海地区坚持了五年的武装斗争。他善于团结同志,协调各方面关系,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他平易近人,注重调查研究,体贴爱护干部;工作作风实事求是,具有“菩萨心肠,老妈妈作风”,在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45年秋,胶东地区所属部队成立了解放烟台行动委员会,梁辑卿任书记。梁辑卿和其他同志一起,率东海三个主力团攻克烟台、威海,并担任警备任务,保卫胶东与大连、旅顺的海上运输。1947年,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为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梁辑卿所在部队被整编为胶东军区第七师,后又整编为十三纵队第三十九师,他任师政委。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为配合胶济线各个战役,三十九师担负了阻击青岛之敌的任务,随后又转移到泰安一线。连续两个多月,部队机动行军作战700多公里。在东征西战,战士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梁辑卿抓紧战斗间隙,做好政治动员,从而鼓舞了士气,严格了纪律,保证了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1948年,为配合我军解放济南的战斗,三十九师承担了主攻兖州的任务。梁辑卿当时身患胃溃疡、肺结核,特别是胃溃疡常使他彻夜难眠,疼痛难忍,但他仍带病坚持指挥,战前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战斗中亲自去做思想鼓动工作,战后还要做战斗总结、评功发奖。他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受到了上级表扬和群众称赞,三十九师也被评为“执行政策的模范师”。但是,兖州战役后,他却因病重而被送往后方医院。
  济南解放后,梁辑卿担任济南警备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加上敌机经常轰炸,城里情况比较复杂。他在病情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勇挑重担,忘我工作,注重学习和领会上级的文件精神,圆满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全国解放后,梁辑卿调任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1954年至1960年,梁辑卿任华东军区工程兵部政委。1957年,他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秋,梁辑卿因胃溃疡复发而住院治疗。当时华东军区二十七军缺政委,军区首长准备派他去,但又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梁辑卿当即表示:“个人身体算不了什么,只要工作需要,再重的担子也要挑。”1961年8月,梁辑卿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梁辑卿拖着病体,带领部队按时到达浙江前线指定位置。待东南沿海形势缓和,部队撤回时,他却再次被送进了医院。梁辑卿经常说:“人有一死,宁愿累死不要等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
  1964年,梁辑卿调任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政委等职。文革初期,梁辑卿也受到了冲击,肋骨被打断两根,但他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也不投人所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老同志。1966年底,他听说有人要揪斗江苏省委纪委某负责同志,马上通知他及时回避。南京军区某负责同志受迫害来安徽,梁辑卿从不避嫌,经常去探望。这位同志后来说:“那时串门的少了,而老梁是我的常客。”1967年,周总理为了解决江苏问题,准备让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梁辑卿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夜以继日地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筹备工作,为老干部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
  1970年,梁辑卿调任安徽省军区政委、安徽省委书记等职。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梁辑卿感到由衷高兴,虽然身患重病,仍在病床上坚持学习,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他渴望身体状况能够早日好转,继续为党工作。可是,癌症却夺走了他的生命。1977年,梁辑卿逝世,享年65岁。

来源:《永远的军魂——将军与青岛》作者:麻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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