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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岐与青岛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8-04-09

李兆岐与青岛

  李兆岐(1904~1940),又名李鸣岗,即墨县李家西城村(今属即墨镇)人。14岁入青岛钟渊纱厂(今青岛国棉六厂)当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受中共青岛地下组织派遣,前往广州参加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任中共青岛市委执行委员、农运部长。1927年春,被派回即墨开展农运工作。1929年,在济南被韩复榘部逮捕入狱。1934年2月出狱后回家乡务农,1937年任李家西城小学教员,兼任即墨县东城乡民众训练教官。1938年3月组织成立了“抗日独立中队”。1939年2月1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五团,李兆岐任团长。李兆岐率部先后参加过攻打招远城、玲珑金矿和解放栖霞城等战斗,为创建牙山根据地和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9年2月,李兆岐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李兆岐调任新编五支队三团团长,尚未到职,即于掖县元岭王家村八路军后方医院病逝。

  如果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翻阅一下第六期农讲所学员花名册,李兆岐的名字就会蓦然跃入眼帘。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毛泽东曾在此举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讲习所担任教学任务的有毛泽东、萧楚女、恽代英、周恩来、彭湃、李立三、罗绮园等共产党员,即墨籍的李兆岐就是讲习所第六期学员之一。李兆岐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岛做农运工作,任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农运部长。

加入“兄弟同盟会”

  李兆岐1904年出生于即墨县李家西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期,家中只有一分半土地,生活清贫。他父亲为了摆脱受地主老财欺压的命运,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靠替村民看护庄稼维持生活,并省吃俭用送他到私塾小学读了5年书。

  1922年秋,年仅18岁的李兆岐为生活所迫离家谋生,被日本人在青岛沧口开设的钟渊纱厂(今青岛国棉六厂)收为练习生。当年,他同20多名童工一起,去日本神户学习纺纱技术。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压迫,他们成立“兄弟同盟会”,抱成一团,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增加劳动保护设施的要求,抗议资本家虐待中国工人。李兆岐在“兄弟同盟会”中,是年龄较大、有文化、敢于开展斗争的骨干分子,他与“兄弟同盟会”会长刘从金、王星五一起组织童工开展斗争,终于迫使厂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学习结束回国后,“兄弟同盟会”在钟渊纱厂发展到200余人,为维护工人经济利益开展斗争,屡次取得胜利。但在1923年秋的一次罢工中,遭到厂长丸山幸藏、日本领事馆、沧口警察署的联合镇压,代表和会员有十多名被打死打伤,其余大部分被打散,离开了纱厂。

投身工农运动

  “兄弟同盟会”被打散以后,李兆岐在一段时间里非常苦闷,他在反复考虑斗争失败的原因,由于他自幼受其父亲痛恨剥削阶级思想的熏陶,养成了一种宁死不屈的反抗性格。罢工失败了,他仍坚持留在厂内,和王星五等秘密联络工人,策划新的斗争。不久,青岛党组织发现了“兄弟同盟会”的活动,与王星五、李兆岐等取得联系,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指导他们开展活动,引导他们走出了自发斗争的小天地,投入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
  1925年,青岛地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李兆岐和王星五领导纱厂工人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使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受到严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胶澳督办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疯狂地缉捕、屠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这时,李兆岐的活动被日本人发觉,也属缉捕之列,在这危急时刻,党组织及时通知他离开纱厂,转移到阳谷路38号党组织开设的木炭铺掩护起来。
  1926年,李兆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在工人运动中已经暴露和对农村工作比较熟悉,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农村工作。5月,党组织介绍他去广州参加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同志主办,既学农民运动理论,又学军事知识,同时,还进行军事训练。李兆岐通过学习,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军事才干。对于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最根本的问题的理论,他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以后投身农民运动和组建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9月,正值国共合作开展农民运动之时,学习班结业。李兆岐遵照党的指示回到即墨,与国民党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赵世恪(共产党员)一起,共同开展农民运动。12月,在李家西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即墨县临时党部,李兆岐被选任委员。于是,他便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发动农民,为在广大农村迅速建立农民协会做准备,并发动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活动。他们组织了一部分农民由赵世恪、李兆岐、乔基金、王克忠率领,分四路出发,到各村开展宣传,提出“反对苛捐杂税”和“不为张宗昌完粮”等口号,到处张贴标语和进行市集街头演讲,全县一时轰动起来。国共合作破裂后,军阀祝相本出兵逮捕了王克忠、乔基金,其他领导人转移外地,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
  农运工作受挫后,李兆岐转入青岛进行秘密活动。1927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农运部长。是年冬,市委决定派李兆岐再回即墨开展农运工作,并由徐子兴、王景瑞、李西山等同志凑钱购买了四支手枪交给他,希望他回到农村,建立农民武装。李兆岐牢记战友的嘱托,满怀激情地回到了即墨。但由于当时反动势力的横行残暴,农民思想顾虑很重,工作很难开展。在这种形势下,李兆岐改变工作方式,利用搞运输、做买卖,暗中组织发动群众,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打富济贫,为党筹集活动经费。1928年初,他的活动被敌人察觉,反动官府下令缉捕他,并多次抄他的家,逼得他母亲服毒身亡,弟弟逃亡东北后被日本兵杀害,父亲与妻子为了避祸,离家出走。1929年,李兆岐被军阀韩复榘部逮捕,押入济南监狱。

组建抗日武装

  1934年2月,李兆岐出狱,在本村谋得了小学教员的职务,他利用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奔走于周围二三十里范围内的农村小学,联络结识了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1937年,他又趁国民党训练壮丁的机会,买通乡长,当上了本乡训练壮丁教官,利用职务之便,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同时,掌握了一批军训武器。在人枪具备的条件下,开始与田世磊、李成玉等人秘谋,酝酿组建革命武装。1938年1月,日军占领即墨城,即墨境内顿时大乱,李兆岐决定趁机举事。
  3月4日晚,李兆岐召集50多名青年到李家西城村南的王家茔,取出秘密武器,宣布成立“抗日独立中队”。当晚队伍拉到大庙山宿营,次日相约参加举义的人聚齐,共200余人,编队出发进入崂山脚下。月余,这支部队发展到五六百人,在李兆岐的带领下辗转于惜福镇、松树庄、傅家埠、畦疃、百福庵、棉花、法海寺、王戈庄、鳌山卫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消灭汉奸土匪为民除害。这时,即墨、崂山一带,以抗日为名成立的国民党游击队有十多股,抗日独立中队处处受到他们的威胁与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为求得部队的生存与发展,李兆岐便与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十六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孙殿斌合作,将部队改编为孙部第四支队,李兆岐任支队长。改编后,部队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走抗日救国道路。李兆岐常对部分军官说:“我的部队是要抗日的,早晚要到共产党那里去。”
  6月,李兆岐获悉驻即墨城日军换防的消息,果断地指挥部队一举攻下了即墨城,缴获机枪一挺,其他枪支弹药一宗。在城内停留两天,募集了部分军款后转入农村。此时,四支队声威大振,前来投奔参军者与日俱增。7月,国民党盐警团的营长姚时武又带领四五百人归属了李兆岐,部队扩至1400余人,编为四个营,与周围诸多游击队相比,已经是一支很像样的武装了。

奔赴抗日根据地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了,如何把这支部队带到抗日根据地投奔共产党,成了李兆岐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天,部队驻扎于王戈庄村,由于疏忽大意,被村中一个潜伏的汉奸用反光镜发出信号,指引日军飞机轰炸队部驻所,炸死了4名战士。李兆岐借机以避开日军轰炸追击为名,做出部队向北转移的决定,以便于寻找党组织。他先将部队转移到即墨北部的刘家庄,进而到达平度的古岘、冷戈庄一带,步步向北进发。李兆岐归心似箭,急于与党取得联系,但没有做好北上的准备工作。到达平度后,供给发生了严重困难,部队思想混乱,军纪无法控制,在筹办粮秣时,与当地封建迷信组织红枪会发生矛盾,出现了枪杀红枪会会员和抢夺群众粮食的现象。为解决燃眉之急,李兆岐只好与国民党政府鲁东行辕进行联系,将部队改编为鲁东行辕特务团,这才解决了供给问题,稳住了部队,但寻找党组织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938年8月,正当李兆岐思党心切之际,我胶东党组织在胶县姜黎川部做统战工作的王云九,奉命来到了特务团。李兆岐朝思暮想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喜出望外,先把王云九安排到团政训处工作,接着就研究如何把部队带到抗日根据地的问题。

  李兆岐组建的这支部队,除姚时武营是一些国民党老兵外,其余大部分是即墨、青岛一带的青年学生和农民,具有抗日爱国思想,但部队组建时间短,发展迅速,缺乏政治教育和训练。为什么当兵、当兵为谁打仗的目的性不明确,尤其是一些军官不少是国民党员,他们跟随李兆岐进驻平度并不了解这一行动的真正意图。如果突然宣布部队要开往抗日根据地,投奔八路军,必将引起混乱。针对这种情况,王云九根据党的指示,与李兆岐商定:首先作好军官思想工作,然后再组织部队起义。
  为统一军官的思想认识,10月,李兆岐带领部分军官到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参观。在根据地内,他们参观了八路军的医院、被服厂、兵工厂,访问了驻地部队和群众,亲眼看到军民关系亲密无间,群众生活安居乐业,大开眼界,深受感动,从而解除了一些思想疑虑,奠定了起义信念。
  参观之后,胶东区党委军事部加强了与李兆岐的联络,从而加速了起义工作的准备。岂料在一切准备就绪,起义就要举行的关键时刻,李兆岐的行动被鲁东行辕主任发觉了。
  原来,在起义待举之时,恰逢鲁东行辕主任易人。新任行辕主任鲁斌到任后,召开胶东国民党地方武装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这时,李兆岐已改名李鸣岗,因以前曾与鲁斌打过交道,怕暴露身份推病不去参加会议。会后,鲁斌到特务团探病,一见面,便认出了李鸣岗就是共产党员李兆岐。但他装做不知匆匆赶回,查明了李兆岐的动向,下令姜黎川、纪淑和、韩炳宸、刘东扬、张金铭及莱阳乡校六个国民党地方武装司令,对李兆岐部进行“围剿”。很快,十几个团的兵力从即墨、莱阳、平度、胶县等地向李兆岐部包抄上来,形势十分危急。在敌人形成包围尚未发动进攻之时,李兆岐决定提前率部起义,他分析了姜黎川与我党有统战关系和与纪淑和有一定交往的情况,选择姜与纪的结合部为突破口,率领部队突围。突围时,姜、纪态度暧昧,并不想认真阻拦,胶东区党委军事部又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前来接应,因此,起义部队顺利地冲出包围圈。除一营在国民党员杜祖平的胁迫下乘乱哗变外,其余三个营近千人先后到达了黄县香坊村。1939年2月1日,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五团,李兆岐任团长,王云九任政委。
  1939年2月,李兆岐由五支队政委宋澄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期望回到党的怀抱的愿望。9月,李兆岐调任南海特委军事部长,兼五总队(后改称五大队)队长。1940年10月,胶东军区改称五支队,命李兆岐任五支队三团团长,负责组建该团部队。他从平度带领一个营到达招远县曹孟村,经过几夜操劳,将部队组建就绪,却不幸于1941年1月染病,以身殉职,时年36岁。
  李兆岐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在孤军奋战、组建抗日武装中,还是在对日作战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他坐过监牢、牺牲了亲人,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把一颗赤诚的心无私地献给了党的事业。

来源:《永远的军魂——将军与青岛》作者:蓝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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