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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世荣与青岛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8-04-17

柴世荣与青岛

  柴世荣(1894~1944),东北抗日联军高级指挥员,曾名柴兆升,山东省胶县(今胶州市)洋河镇魏家庄人。幼年随父母逃荒到吉林省和龙县,1928年在和龙县当警察时,因只身打死一只恶豹,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十几名警察为基础,拉起武装进行抗战,队伍迅速扩大到3000多人。之后,与王德林的“救国军”联合,任“救国军”第四旅旅长。不久,升任第四路军司令。1934年初,率领所属一个旅,参加了由共产党人周保中创建的“反日同盟军”。1935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任副军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第二路军指挥部成立,接任第五军军长。1940年9月,中共道南特委成立,任委员。1941年,中共道南特委改组为道南特委三人团,柴世荣为三人团成员之一。1942年春,柴世荣和季青各率联军一部,分别在中东铁路道北和道南活动。五六月份,奉调率部到苏联北野营,任八十八旅第四步兵营营长。1943年春,率五军一部返回东北战场,活动于穆棱、林口等地。1944年秋,在执行北野营总部的任务中光荣牺牲。1991年3月、2001年6月和2002年5月,其英雄事迹分别被收入《中共党员大词典》、《中共著名英烈大典》和《中共山东英烈大典》。

“要国不要家”的爱国主义者

  1894年旧历12月22日,柴世荣出生于山东省胶县(今胶州市)洋河镇魏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在国家多难,民不聊生的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因生活所迫,5岁那年随父母逃荒东北,落户于吉林省和龙县二道沟村,靠父亲的辛勤劳动生活。12岁那年,柴世荣边读书边开始学打猎,逐渐练就一手好枪法。1912年,父亲病故,18岁的他不得不中断学业,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在旧中国那种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尽管他终年不辞辛劳地下地劳动,翻山越岭砍柴打猎,仍不能养家糊口,全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24年,为了谋生,柴世荣到朝鲜做修铁路的苦工。在朝鲜,他同所有劳动者一样,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生活越来越困难,孩子患病无钱医治,他的3个儿女相继被疾病夺去生命。生活的煎熬,生死离别的痛苦,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无比痛恨。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柴世荣,从关里到关外,从中国到朝鲜,亲眼目睹了权贵当道、侵略者奴役劳动人民的世间不平。在这时,他曾想去当“胡子”,做一个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也曾想去当兵,用手中的武器铲除人世间的不平。想来想去,他觉得与其忍气吞声地活下去,还不如挺起腰板进行斗争,为劳苦大众争不平。1928年,他携全家逃回祖国。1929年,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和龙县公安第三分局第二分驻所当上一名普通巡警,后来提升为巡长。在这期间,他抑富助贫,尽可能地为老百姓办些好事。一次,一只危害多时的恶豹窜到龙井村,伤害人畜。柴世荣挺身而出,只身打死了恶豹,由此,他成为当地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张学良部“绝对不得抵抗”,东北三省的广大地区迅速沦陷。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用民族的自卫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东北各地许多有爱国之心、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旧东北军和地方武装,纷纷起兵抗日。早已受日寇奴役、压榨之苦的柴世荣,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质朴的爱国热情,毅然以十几名警察为基础,拉起了抗日队伍,附近的群众闻声纷纷前来参加,几个月的时间,这支队伍就扩大到3000多人。不久,他听说驻守在吉林延吉县明月沟的原东北第十三旅第七团“老三营”营长王德林正在组建“救国军”,便主动率部前往,和他们联合抗日。
  12月28日晚,大雪纷飞,柴世荣踏着厚厚的积雪回到家中,对妻子说:“你跟不跟我走?”妻子胡真一(离休前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感到愕然,焦急地问:“到哪里去?家怎么办?”柴世荣说:“没有国,还有什么家?日本鬼子来了脑袋都得搬家。只要有人就行了!”妻子尽管对他的话不完全理解,不愿丢弃苦心经营的小家庭,但他们多年患难与共的生活,使她深信丈夫是不会错的。于是,她带着3个孩子,拿了些简单的随身用品,离开居住多年的茅屋,上了柴世荣预先备好的牛车。就这样,柴世荣为抗日救国,“要国不要家”,带领全家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后来,全家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坚持抗战到底的革命将领

  柴世荣举旗投靠“救国军”,被编入“救国军”第四旅,任旅长,活动在汪清、和龙、珲春、延吉、东宁、安图、蛟河、额穆等地。此时,东北的抗日队伍除吉林东部的王德林、吴义成和柴世荣等组织的“救国军”外,还有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的李杜、丁超,辽宁的唐聚五、邓铁梅、苗可秀等几支人马。但这些旧军队组成的抗日武装,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大多数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也大部分相继撤往国外和关内。
  柴世荣投奔“救国军”,原以为“救国军”是抗日的军队,能够同心同德打鬼子。可通过一年多的接触和参加领导者召开的各种会议,他发现这些队伍的领导者嘴上说抗日救国,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们见了日军就跑,今天整这个拉那个,明天整那个拉这个,他感到失望和悲愤,壮志难酬。
  1932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周保中等党员干部到“救国军”开展工作。由于周保中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而且关心战士,联系群众,受到全军将士和群众的拥戴。柴世荣深感周保中了不起,打心眼里佩服,遂与之结为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1933年初,日军进攻“救国军”王德林部。由于“救国军”上层领导在政治上受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影响较深,军事上指挥不统一,各自为政,王德林的队伍在日军的进攻下很快溃败。王德林等上层人员逃亡苏联。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担任“救国军”代理司令的吴义成发生动摇,提出放弃抗日、撤往国外的主张。对此,柴世荣坚决反对,力主在东北土地上坚持斗争,“就是把白骨埋在长白山、镜泊湖畔也心甘情愿,绝不做战场上的逃兵”。柴世荣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得到了共产党人胡泽民、周保中的支持。他们收集了王德林散落的部队,改组了“救国军”上层的领导班子。秋冬之交,柴世荣升任东北“救国军”第四路军司令,率部转战于宁安、汪清等地。由于柴世荣在对日作战中敢打敢拼,在广大官兵和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柴司令。“救国军”余部得到了暂时的稳定。

  1934年初,抗日“救国军”部分上层领导人对抗日前途再次发生动摇,导致了部队分化。关键时刻,柴世荣毅然率领所属一个旅,参加了由周保中等人创建的“反日同盟军”,柴世荣担任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在吉林的抗日武装中,柴世荣旅是武器较全、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劲旅。他率部加入“反日同盟军”后,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他的影响下,其他一些抗日部队如傅显明、王毓峰、王汝起、裴振东等团也都积极参加了同盟军。6月,同盟军分三部分活动,柴世荣率部队随周保中赴东满汪清地区,配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打击敌人。在周保中的帮助教育下,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柴世荣从一个领导群众抗日的旧军人,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的一名出色的指挥员。是年冬,经周保中介绍,柴世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2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江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七八月间,部队在柴世荣的指挥下,于额穆、效化县的王家屯、黑石镇、通沟岗子、大石桥、沙河、鹰嘴沟、雁脖子岭、靠山屯、青沟子等地,同日军、伪军进行了多次激战,给敌人以很大杀伤。1936年秋,周保中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柴世荣接任第五军军长。
  从抗日联军第五军创建之日起,柴世荣就很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他把建立根据地、扩大游击区,作为立足东北,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基地。他亲率西部派遣队赴额穆县开展地方武装斗争,为第五军的根据地建设、发展和游击区的扩大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五军派遣队初到额穆时,群众误认为他们是“胡子”,见到就跑。经过持续不断的对日作战和宣传教育,从农村到城镇,群众都赞扬抗日军队好,从思想上认识到“红军”和“白军”不一样。从此之后,部队每到一地,群众都主动杀猪宰羊,拿出自家的白面来慰劳部队。柴世荣带领派遣队在额穆活动近一年,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不仅壮大了队伍,而且鼓舞了群众,将游击区扩大到镜泊湖沿岸、牡丹江西岸、老爷岭东崖、老松岭山区及敦化、额穆各地。1936年秋,柴世荣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后,又在吉林东部的三道通建立了根据地,扩大了周边的游击区,在群众中组建了“反日会”,并建立了筹办部队给养机构。在深山密林里,他和战友们一道,筹划建立了一些密营以及医院、裁缝所等后勤机构。这样,战斗部队有了后方基地,为以后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加紧了“蓖梳”式“讨伐”,在经济上实行断绝给养来源的严密封锁,残酷的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以“归大屯”(即把山沟里的零星居民强迫归并到大的村镇中去)的办法制造无人区,隔绝群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断绝群众对抗日武装的支援。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东北抗联的根据地受到很大的破坏,部队大量减员,许多重要领导人先后牺牲。危难之际,柴世荣毫不动摇,率领军队同敌人巧妙周旋,英勇战斗,保存了五军的大部分队伍,成为第二路军坚持同日军进行血战的重要力量。
  1939年,虽然抗日战争在全国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讨伐”却变得更为残酷和疯狂。日伪报纸也出现了大肆宣扬“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的蛊惑性文章。这时,一些人对抗战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特别是1940年入冬以后,这种怀疑和动摇更为明显。在抗联领导层内也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认为抗日游击战争在东北很难坚持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子不要再打下去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东北抗联是鼓舞和团结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光辉旗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管形势多么险恶,决不能丢掉这面战斗的旗帜。1941年初,抗日联军在后方基地召开各路军领导联席会议,就这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柴世荣力主后者,并作了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发言。这次会议,对于统一抗日联军思想,克服右倾情绪,确定今后斗争策略,坚定斗争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柴世荣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日本侵略者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力排非议,为东北抗日联军军史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1941年春,抗日联军的处境更为艰难。为对付日伪军不断出动的大规模的“讨伐”和“清剿”,柴世荣改变斗争策略,将大部队隐蔽整训,另选人员组成15个小分队,每队15至20人,执行军事侦察、宣传联系群众、骚扰敌人及破坏交通线等任务。柴世荣身为军长,年近五旬,亲自带领小分队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深入敌后,顽强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一次,柴世荣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行动不便,但仍然强忍疼痛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他这种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充分显现了他坚决抗战到底的斗争决心。

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

  柴世荣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他手持双枪,英勇善战,作战时总是冲锋在前。1932年“救国军”初起,第一次打吉林敦化县城,他担任督战司令,亲率部属攻占了敦化东门。接着,他与其他“救国军”将领一起带领部队攻下了额穆和蛟河县。几天时间里,连克三城,所部威震吉东八县。柴世荣的指挥才能和战斗佳话,在抗日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投身抗联后,柴世荣更加骁勇善战。他指挥过无数次精彩的战斗。1934年4月7日,柴世荣率部于八道河子伏击日军守备队和伪警察队,歼敌87人。1935年,为策应和掩护一师、二师部队转移,柴世荣指挥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留守部队,以宁安、额穆、敦化等地为中心,开展了积极的游击战。4月,率军部教导队破坏了宁安县卧龙屯集团部落,袭击了卧龙屯伪警察署和自卫团,缴获敌人步枪20支。同时,又与王效明教导队一起围歼马连河自卫团,缴获步枪40支,并击毙了叛徒苗德财和数名日本特务。5月,配合陈翰章部队于宁安烟筒沟伏击伪森林警察部队,缴获步枪30支,轻机枪1挺。6月,在三道河子歼灭伪军一个连,缴获步枪100余支,轻机枪2挺,子弹4万余发。柴世荣的部队连战连捷,周边数县的日伪军闻风丧胆。
  1936年2月,柴世荣带领五军教导队和二军部分官兵300余人在宁安县卧龙屯一带活动。一天,他们途经徐家大屯,发现伪森林警察大队40余人赶着马车正往山下去,他断定这是敌人的运粮队,便决定打伏击。第二天,敌人的马车载着粮食回来时,柴世荣亲自指挥部队打了一排枪后发起冲锋。敌人被迫向河边附近的小树林退却,企图夺路逃跑。这正在柴世荣的预料之中。当敌人靠近小树林时,预先埋伏在树林里的战士立即开火,结果敌人腹背受击,很快缴了械。这一仗,缴获敌人运粮队全部粮食和马匹,并活捉了伪警察队的队长。
  1937年1月下旬,据可靠情报,驻扎在后刁翎地区的日本守备队和伪军拟向林口转移。柴世荣断定敌人是要运输军用物资。于是,他把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形成一个口袋。28日下午4时,伪军的爬犁队全部钻入抗联埋伏圈。经过激烈战斗,毙敌350人,活捉28人,缴获拉爬犁的马500匹,并缴获敌人全部武器和辎重。随后,柴世荣决定一鼓作气,消灭盘踞在前刁翎的日伪军。前刁翎位于交通要冲,一个营的伪军分守三个要处。柴世荣和战友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歼敌方案:先攻克营部和另一个较弱的据点,然后合围较有战斗力的第三据点。这一仗,共消灭日军20人,伪军440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而柴世荣领导的抗联只伤亡了10余人。战斗结束后,柴世荣将缴获的马匹全部归还群众原主,将俘虏的伪军经教育后释放回家。参加战斗的二师五团、军部教导营和妇女团也都全部换上了新的装备。由于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第五军在各个地方都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信心,不少农民踊跃参军,第五军兵员再次达到3000多人。
  1938年3月10日,日军在松花江两岸向抗日联军进行全线大“围剿”,驻守在宝清密营的五军16名指战员被400多名日伪军包围,12人壮烈牺牲。为了保护队伍,周保中制定了西征计划。7月2日,抗联四军、五军西征部队在柴世荣的指挥下,攻下了三道通集团部落后,由三、四道河子一带越过老爷岭,经过300多里渺无人烟的高山森林地带行军,于8日到达楼山镇北四五十里的地方。柴世荣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了攻打楼山镇的具体方案。12日拂晓,五军教导队3个大队和四军一部,出其不意地攻占了楼山镇。这次战斗,俘敌中队长以下官兵百余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子弹1万余发,其它军用物资及粮食大宗。之后,西征部队分几路向预定目标前进。抗联五军、四军首先攻克无常县,并与抗联十军取得联系,部队进入额穆、敦化一带,胜利完成了西征任务。
  1939年4月2日,吉东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柴世荣按照二路军指挥部部署,对运动于乌斯浑河北岸的1000多名日伪军步、骑兵,依据有利地形设置了若干埋伏。当敌人进入埋伏区,各处伏兵一齐开火,使敌人如坠迷阵,前后受敌,左右遭击,日军死伤100多名。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15日,柴世荣与军政治部主任王克仁率部队由徐家屯附近渡河,兵分三路,经龙爪沟、林口、穆棱,在敌人空隙间隐蔽穿行。18日,通过图佳线向梨树镇之一部被敌人发觉,柴世荣遂决定采取诱敌战术,改隐蔽穿插为沿林虎铁路右侧佯进,做奔袭密山平阳镇姿态。敌以假为真,由密山、林口两地出动重兵,封锁了铁路线,并在梨树镇、平阳镇两地布置重兵,企图把五军消灭在黄泥河至张家街一线。20日,五军先头部队突然转头沿山南进,使敌之部署全然落空。柴世荣分析目标既已暴露,战斗不可避免,于是率部越过中东铁路,在泉腿河设下伏兵。23日,穆棱、下城子近千名日伪军尾随而至。激战5个小时,击毙日军300余人,击伤40余人。而伪军从战斗一开始一直未敢轻举妄动。抗联五军撤出战斗后,向东偏脸子前进,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0年9月,中共道南特委成立后,柴世荣又与季青、崔贤率160余人攻打了东宁县杨木桥子敌人本营,毙俘敌71名,获大米、面粉77袋,其它物品大宗。
  对于柴世荣的军事指挥才能,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周保中将军多次称赞说:“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战士们也都很敬佩他,经常说:“和柴军长一起打仗不会吃亏。”

分化日伪、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者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伪军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主要帮凶,但伪军中真正死心塌地卖国求荣的敌对分子只是少数,因此,开展爱国主义政治宣传,瓦解伪军,分化日伪,孤立和打击侵略者,就成为柴世荣坚持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1935年11月,第五军派遣队在青沟子的对日作战中,就曾以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了出动的全部伪军,全歼了孤立无援的日军小队30余人。这次战斗,通过抗联五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喊话,伪军停止了抵抗,而拒不缴枪投降的日军小队则全军覆没,无一漏网。

  1937年3月10日,柴世荣参加了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大会。会上,吉东省委确定了柴世荣所领导的第五军1937年的军事行动计划为:军部和一师以牡丹江中下游两岸为根据地,以勃利、依兰、方正为中心,进出于中东铁路沿线,配合二军分遣队向宁安转移,保持与道南五军的联系。同时,开展绥宁地区和依兰、桦川、富锦、牡丹江地区的游击活动,打通与四、七军的联系,在依东、富锦、宝清地区建立根据地。省委强调,要切实加强对伪军的策反和分化瓦解工作,以确保行动计划的完成。根据省委部署,柴世荣一面寻找战机,率部队主动出击,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用敌人的武器弹药装备自己;一面派人打入伪军内部,组织和发动伪军起义,扩大游击区,建立根据地。
  1937年夏,全国形成全民族抗战热潮,柴世荣与一师参谋长张振华研究制定了发动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的武装起义计划。张振华与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长李文彬是把兄弟,经过张振华的耐心说服和政工干部对所属官兵的积极工作,7月12日,伪森林警察大队150多人,连同家属几百人,在李文彬的率领下,打死了派遣到该警察大队的8名日本指导官,破坏了各种军事设施,烧毁了防所,带出了所有武器和军用物资。柴世荣派出部队迎接,并召开了欢迎大会,任命李文彬为旅长,各地的伪军伪警深受影响。这次起义带动了驻扎在依兰县山嘴子伪三十八团和勃利县伪二十九团的倒戈,两团全部相继反正。松花江下游的伪军也发生了多起哗变。
  柴世荣还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时刻注意与地方和伪军建立各种关系。但对不讲信义的伪军,他则按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对策,毫不客气地给以惩戒。在三道通江东岸驻防的伪军一个营,与五军一江之隔,在五军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下,一切行动均派人向五军通报,从未与五军发生过冲突。一次,该营营长张某突然带队外出“讨伐”,不但没有通知五军,反而深入五军后方,意欲偷袭五军密营。五军从内线得知这一消息后,以先发制人的方法,对伪军营地实施突袭,俘虏了守卫营地的全部伪军,缴获迫击炮数门,炮弹60发,步枪80余支,轻机枪数挺,子弹1万多发。在释放被俘伪军及其家属之前,柴世荣亲自训导讲话,让其转告他们的长官及丈夫,如若再行侵犯,必当严惩。在以后的许多战斗中,不少伪军与柴世荣的部队相遇后主动退避,或朝天开枪,坐观日军待毙。
  这一年,通过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柴世荣卓有成效地组织了伪警、伪军的起义反日,分化瓦解了敌人。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动摇了日军军心,而且使游击区扩大到道北乃至整个吉东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吉东省委交给的光荣任务。

不畏艰难、扎根群众的联军典范

  在东北的广大地区,抗日联军常年过着“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的艰苦生活。东北的冬天,是抗日联军活动艰难的季节。指战员在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的环境中,天天与敌人周旋,偶尔吃一顿雪水煮苞米,便是难得的美餐。特别是日军推行“集团部落”措施,隔断抗联和群众的联系后,为了得到给养,部队往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抗联战士靠草根树皮充饥,许多人因饥饿折磨,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1937年冬,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讨伐”,使联军的战斗生活极为艰难。1938年3月,日军在松花江两岸向抗日联军实施的全线大“围剿”,又使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及其它一些干部相继牺牲。为了保护队伍,周保中制定了西征计划,各路西征部队到五军军部刁翎集结,一切物资供应任务都落在了柴世荣的身上。这时,五军自身吃一顿饭都很困难,要解决这么多部队的给养问题更是不易。但柴世荣没有畏惧,他带领得力干部组成小分队,专门攻打有守备队的集团部落和据点,虎穴夺粮,保证了大部队在该地的休整和西征计划的实现。
1938年冬,日军在牡丹江沿岸再次进行残酷的大“讨伐”,并出动大批飞机对抗日联军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一时间,五军与二路军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为了度过寒冬,一到秋天柴世荣就派人到农民家里买粮,并将买到的粮食运到山上储藏起来。可是,这些粮食不是被野兽吃掉,就是遭到敌人的破坏。鉴于这种情况,上级党委决定将各路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柴世荣不仅是一位富有战斗经验、在全军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的指挥员,而且也是一位与群众心心相连、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联军典范。他深厚的阶级感情,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丰富朴实的群众语言,吸引和团结了广大群众和拥护抗日的各类人员。他和他的干部战士,严格遵守党的群众纪律,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交融的深情厚谊。他们每到一地,群众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那样亲切地欢迎他们。群众有话愿意跟他们说,群众有冤情、有困难,他和他的部队也义不容辞地帮助解决。群众殷切地期盼柴世荣和他的部队来自己村、屯,到自己家里落脚。因而,上级党委化整为零的决定一经做出,柴世荣便打破敌人的封锁,将部队分成若干小股,隐蔽到广大群众之中。这样,既密切了军民关系,又顺利渡过了难关。

品格高尚的共产主义战士

  柴世荣不仅是东北抗联的优秀指挥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品格高尚的好党员。他身为军长,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在极端困难的时期,没有粮食,他就和战士们一起吃草根、树皮。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子里过夜,房东老大爷知道柴世荣是军长,坚持把一个有热炕的房间让给他住,他虽然答应了,但他仍和战士们一起睡在用麦秸铺的铺草上,而把有热炕的房间让给了几位小战士和伤员。

  柴世荣对战士十分关心,部队在行军途中经过战士们的家,他总要前去探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给战士家属留下一些生活必需品。他对伤员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一次一位小战士腿受伤了,时置天寒,柴世荣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的皮裤筒子给了他。而他自己7次负伤,总是瞒着干部战士,每次被发现后,他只是笑笑说:“又让野猪给耙了一下,没啥。”久而久之,战士们在背地里亲切地称他为“柴妈妈”。
  柴世荣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他把“九一八”定为国耻日,经常对子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小训练他们学骑马、射击的本领。在被他编入战斗部队,接受最艰苦、最危险环境锻炼的3个子女中,小的年仅15岁。1935年底,党组织派柴世荣的子女去苏联学习,临行前他一再叮嘱子女:“东北的老百姓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还处在艰难时期,你们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也不要回来见我。”后来,他的3个子女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好干部。他的大儿子柴国栋,1938年回国,于1939年英勇牺牲在晋察冀的战场上。小女柴玉英,在抗日战争中积劳成疾,于1946年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已经看到了反抗侵略斗争胜利的曙光,但柴世荣却不幸牺牲在了东北抗日战场。
  柴世荣从离开胶州至牺牲,一直生活、战斗在东北抗日战场的第一线,但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光辉业绩,永远是胶州人民的骄傲。他那坚毅的抗日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他那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人民奋发向前。

来源:《永远的军魂——将军与青岛》作者:相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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