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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与青岛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7-12-24

杨振声与青岛


  本大学设立于青岛,定名为国立青岛大学……以提高民族文化、研究高深学问、养成健全品格及专门人才为宗旨。

 ——杨振声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亦写作金甫,山东蓬莱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0年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又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历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8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30年6月任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解放后除在北京大学任教外,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兼该校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
  山东大学创建于1901年,到30年代出现过一个兴旺时期,即国立青岛大学时期。杨振声就是这个时期的校长,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使  命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省立山东大学陷于停顿状态。南京政府遂下令将其改建为国立青岛大学。1929年当时的教育部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请蔡元培、杨振声、何思源、赵太侔、傅斯年等9人为筹备委员,7月8日在青岛汇泉大饭店(今汇泉酒家)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杨振声是常务筹备委员;1930年6月,由老教育家蔡元培举荐,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国立青岛大学是在私立青岛大学的基础上开办的,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除了原有的校舍外,设备、经费及各方面设施都非常缺乏,而且学校年经费只有40多万元,与全国其它大学相比,差别很大,甚至不足人家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办好一所一流的高等院校,谈何容易。为此,初任校长的杨振声想方设法,采取了节约开支、勤俭办学的方法,积极筹措经费,就连常用的办公用品也要计算使用,把节约下来的有限资金用到最关键的设备购置上来。他认为要办好一所大学,设备是最起码的条件,是盖房子打基础,基础很重要。他常说,“我们惟有节省经费来补充设备费。我们经费能多省一文,即设置上能增加一点,也便是学校的基础上多放一块基石”,“这一文便是它百年的价值,文化的贡献。故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就是这样,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硬是节约了40多万元的费用,用于学校的设备建设和其它急需的项目上,保证了学校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杨振声是一名教育家,他深知在大学中有一套好的制度的重要性,要想把青大办成一流的学校,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大家的思想行为和工作纪律,保证学校正常工作的开展。只有这样,才能搞好教育,提高学校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组织大家先后制定了教学规则、校风、校纪、学习要求、工作纪律、考试规则、生活和尊师爱生等各项大小具体规定十几项。在制定规定的同时,他反复强调全校上下都要严格遵守,任何人都要按照制度和程序办事,尤其是教职员工都要带头执行,不能随便通融,破坏纪律,要让全校人员养成一种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习惯,展现出青大独特的、良好的精神面貌。他一贯强调,要求各系主任、教授不可“误了人家的子弟,毁了国家的命脉”。
  当初杨振声来青后,住在黄县路一座二层小楼里,与赵太侔同住楼上。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学养深厚,作风雅正。在任青岛大学校长后,他深知师资力量对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便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以自己的声望和位,广聘国内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以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他聘请教师十分严格,认真审查,特别注重学术水平,曾为请到心满意足的教授呕心沥血,反复考虑,而且又担心本校一些优秀教授被北大、清华等高校抢去,经受过许多“恐慌”和不眠之夜。即使如此,他也始终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决不“敷衍备数,造出的人才无用处”。从青大聘请的专家、教授来看,他的确是把重视学术摆在了重要位置。当时,著名诗人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著名文学家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育家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汪公旭代理工学院院长,物理学家蒋德寿、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任生物系主任,赵涤之任土木系主任兼机械系主任,分别主持各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此外,文学家老舍、丁山,戏剧学家洪深,小说家王统照、沈从文,楚词专家游国恩,语言学家闻宥,诗人陈梦家,物理学家丁西林、任之恭、王淦昌,化学家傅鹰,生物学家童第周、林绍文、沙风护、秦素美等,分别在各系任教。可谓名流云集,人才济济,阵容堂堂,形成鼎盛一时的局面。
  杨振声在办学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山东在历史上,对于哲学、文学地位皆甚重要。只以近来开发迟钝,一时落后,人且并将其历史上的地位而忽略之。青大作为地方高等学府,其责任也自然重大,对于历史上的地位,不但恢复之责任,而且光明而扩大之。”确然,青岛大学的建立,为青岛以及山东在文化、科学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他还从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优势以及全国沿海城市的具体情况出发,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在青大大胆提出逐步增设海边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等学系的设想,尤其是海边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等,当时在其它大学均未设立,是很容易形成青大的特色。在他的首创之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国内独步,后来在山大的基础上建立了青岛海洋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使青岛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对此,杨振声的贡献是巨大的。

真  诚

  在国立青岛大学的发展中,杨振声一心扑在事业上,工作任劳任怨,教学、管理、事务和上下关系,他都要亲自过问或亲手操办。尊重长辈、关心部下,是他的优秀品质的具体体现;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是他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坚定执著的美好心愿。
  在工作中,杨振声积极发挥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实行民主办学的态度。在制定规章制度和教学计划时,就“不能不十分审慎,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校长即使“经验多些,见解透些,那经验也有时而穷,见解也有时而偏”,所以必须“要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的完善”。这个“集思广益的组织”就是校务会议。当时校务会议是由全体老师层层选拔出来的教务长、秘书长、各系院院长、各系系主任等组成的,主席当然由校长担任。校务会议既是最高权力机构,又是立法机构。这样一来,校长即便没有教学经验,学校的教育工作也会从根本上得到保证。他任校长之后,工作始终坚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纪律,坚决执行校务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办事严谨公道。他认为:要学校有法纪,第一个得先从校长做起,校务会议的决议案,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和遵守的义务的。如果校长不能带头遵守法纪,遇事以个人的心愿任便处理,认为自己是个“首领”,可以随随便便,这不仅不能教育他人,反而会造成制度无效,人心不服,政令不通的混乱局面,学校就会搞垮。他在工作中提醒大家说:“一国独裁一国必坏,一个机关独裁则一个机关必坏,为是公例。”于是他提出了校长不仅要“个人奕当引为警惕”,“同事同学也应当有些顾虑”,同时要求大家对他进行监督。他的这些实实在在的言语和行为、优良的民主作风,在青大深得师生们的好评和尊敬。
  对于怎样才能把中文系和外文系办好,杨振声的主要做法是:首先,学文学“绝对不是墨守成规地学一国的文学就够了”,最少掌握第二国的文学,才能通过比较而对第一国的文学有深刻的了解。“中外的文学必须有相当的沟通……然后中国的新文学才有希望”,为了加深对中外文学的沟通、交流,他甚至主张把中文和外文两系进行合并,分组不分系。但是因为有些学生外语不过关,很难做到,只能采取两系学生相互交流某些课程。其次,他认为“学文学绝对不是专念几本文学书可以有成的。因为文学的基础是建筑在深切的了解力与博爱的同情心上”。因此,他强调搞文学的人应当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去实地观察人生的行为、情感、思想与生活。就是要把文学放在真切的人生了解上面……文学不能了解人生的深处,只等于痴人说梦罢了”。这不但是他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和掌握,而且是他多年在创作上的经验和体会。在他的作品和笔下,主人公大多是基层群众和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深深饱含着对这些人物的关心和同情。鲁迅先生曾称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再次,他认为“文学不仅是学问,而又是艺术。所谓艺术者,不独是知道了便完事,又要把你得的观念用一种最适当符号传达给旁人,使旁人也从中受到感染。这比旁的学问又须多一层练习上的努力”。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对学文学加强练习。按照他的意见,中文系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十分注意练习这一关键环节。比如教师在讲文章、教诗词时,就让学生们练习作诗、填词等。这样一来,不仅能使学生学到知识,而且还培养和提高了写作能力。
  杨振声对教学质量特别重视。他认为“学生在好而不在多”。他在离开北平时,傅斯年先生曾经对他说:“只要你能领导两三个学生走上学问的正路,也便不虚此一行了。”他对此深有同感,希望自己的学生平时都能做到勤奋好学,刻苦努力,“不在图书馆,就在科学馆,不在科学馆,就在体育场。经过如此的四年,大家都是学问好、身体好的青年。正如希腊人所说:健全的心神在健全的身体里”。为激励学生勤奋学习,保证学习质量,实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他主张在学生中实行淘汰制。对此,在青大“学则”中明确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这一规定的建立,头两届淘汰率分别达到42.5%和25%。因此,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局面。
  杨振声在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视学术交流,把学术交流和研讨摆在教学重要位置。他经常邀请一些教育界名流、学者来校演讲,如章太炎、蔡元培、竺可桢、顾颉刚、冯友兰、秉农山、罗莘田、杨杏佛等。通过这种方法,加强了学术交流,促进了学术发展,开阔了师生们的视野,各式各样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使整个青大校园充满着奋发向上、深入探索的良好风气。在杨振声的苦心经营和细心研究下,青大具有了一定规模,所有一切都走向了正轨的发展之路。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社会阶层和城市市民复杂多样,产业工人和众多散落个体经商者,虽能养家糊口,但微薄的收入使贫苦人家根本没有供给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奢望,只能以读小学识几个字了之。这一社会问题,触动了心地善良的杨振声,他怀着一颗振兴民族教育事业,拯救贫民百姓脱离贫穷文化的火热的心,开始了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工作。他夜以继日地搞社会调查,编写教学内容。他编写的教育读本,不但内容新,而且切合实际,可读性强,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很受社会的欢迎。有时在关键的时候,他身先士卒,直接参与小学当教员。教学中,他讲各种故事都绘声绘色,同孩子们做游戏追逐打闹快快乐乐,没有半点“师道尊严”的架子。当年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33年冬天,他与唐钺、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讲演。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即杨振声)说的故事使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第111页)。这说明杨振声不仅在大学教育,而且在儿童教育工作上都有着深厚造诣。
  1932年,青大学生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去南京游行请愿,学生回青后,蒋介石密令惩办,逮捕为首学生。杨振声作为一校之长被迫无奈,加上他不愿意与韩复榘应酬,于1933年夏,便与沈从文一同辞去青岛大学职务,返回北平。在此期间,他仍然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正  义

  杨振声不仅是一名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一名反帝反封建、积极宣传抗战的坚强战士。他思想开明,政治进步,热爱祖国,同情革命。他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先后发表了一批反对封建统治、暴露旧社会黑暗、反映工农大众疾苦、争取妇女解放的文艺作品。他的作品大部分已收入1957年出版的《玉君》一书中。
    在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深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害。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曾登上饭桌高喊“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他积极参与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潮流中,当时是“新潮”社的主要骨干之一。他和同学们不顾反动统治的血腥镇压,一起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章宗祥而被捕入狱,后被同学们营救出狱。这表现了当代青年爱国爱民、支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撤离北平,途经武汉、长沙,克服路途艰险,最后到达昆明。在此期间,杨振声临危受命,代替教育部次长周炳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主任秘书,为组织和保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安全向大后方转移立下汗马功劳。全国解放后,杨振声仍然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研究工作,默默无闻地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他除了被安排为吉林省人大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外,还写过很多文章,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55年写的《回忆五四》一文。

  主要参考书目:
  ① 《沈从文与杨振声》,参智效民著。
  ② 《青岛名人游踪》,鲁海著,青岛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③ 《山东大学校史》,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④ 《青岛文史撷英•文教工体卷》,青岛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来源:《璀璨的文苑——文化名人与青岛》(作者:王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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