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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度庐与青岛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7-12-24

王度庐与青岛


  昔人不愿得千金,惟愿得季布一诺。侠者感人之力,可谓大矣。春秋、战国之际,一时豪俊如重交之管鲍,丈义之杵臼、程婴,好客之四公子,纾人急难之郭解、朱家,莫不烈烈有侠士风范,为世人所倾慕。迨于后世,古道渐衰,人情险诈,奸猾并起,遂使一脉侠风,荡然无存。惟于江湖闾里之间,有时尚可求到,然亦微矣。

 ——王度庐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翔”),字霄羽,著名武侠小说家。出生于北京的贫困旗人家庭,未能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刻苦自学,中学未毕业就做了小学教员,开始为家庭分忧。1937至1948年在青岛居住。1949年携全家移居辽宁。曾先后在大连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和沈阳实验学校任教。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皇姑屯区人大代表等职。在青岛的12年间创作了33部武侠、言情小说,计600多万字,主要代表作有《宝剑金钗》、《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等。

   华裔大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在多个国际重要电影节上展映,荣获国际电影最高奖项——奥斯卡金奖。《卧虎藏龙》的作者就是武侠小说家王度庐。王度庐的武侠小说文笔清新,内容独特,字里行间流露着徐徐清风。书中虽是以江湖间争斗为背景,但表现更多的是侠女义士间的恩怨情仇,事件本身又能溶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命运悲剧于一炉,读之使人荡气回肠,扼腕长叹。
  王度庐与青岛有着不解之缘。青岛市北区宁波路4号,一幢日式小洋楼,铅华洗尽,历史的风尘已然褪去,慕名而来的国内外游客接踵而至。从1937年底开始,王度庐一家在此居住了12个年头。其武侠小说主要创作几乎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人世艰辛铸悲情

  王度庐自幼爱好诗文戏曲,虽然学业中辍,却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当时王家住地离北京大学原校址不远,他便去风气开放的北大旁听。在那里,他汲取着北大100多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感受着北大博大精深和有容乃大的学术氛围。名家的课程与讲座,使他大开眼界,为他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他还常去鼓楼上的“民众图书阅览室”阅读。就这样日积月累,逐渐打下了坚实的中外文学基础。他不仅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也有独到的领悟。比如他在《落絮飘香》等作品中,就曾对莎士比亚剧本等西方名著作过精当的分析。另外他还善于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表现人物心态,并能将西方小说技巧巧妙地融入传统的叙事模式。
  他从十几岁起就常写点小文章或旧体诗词向报刊投稿,到30年代初期,他因投稿结识了北平《小小日报》主事者宋心灯,并受到宋的赏识,被邀任该报编辑。编辑《小小日报》时,开始在该报及其它报章发表言情与仿《福尔摩斯探案》的侦探题材连载小说, 如《烟霭纷纷》、《空房怪事》、《绣帘垂》等,篇幅不长,署名“霄羽”。此时尚未引起注意。
  1933年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知”的他离开北平,流亡到陕西、山西、河南各地,于“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虽历尽坎坷,毫无成就,但却对这些地区的自然风光和社会生活有了较深刻的观察体会,这给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和人文资料。过早地踏入社会,备尝人世艰辛,对于人情冷暖有着切肤之痛。由此形成他的悲剧性格,假笔端以寄慨,亦濡满泪水,动人心魄。期间,他曾任西安《民意报》编辑,当过小公务员,由于既无学历,又无社会关系,加以性格孤僻,虽然文笔好,肯苦干,终未逃脱被辞退的命运。1934年,他在西安与李丹荃结婚,婚后生活仍处于颠沛流离、衣食无着的境地。1937年春,王度庐夫妇赴青岛投奔李丹荃的伯父,寄居于宁波路。

拾摭旧闻绘侠义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第二年青岛沦陷,王度庐全家数度逃亡,伯父资财亦损失殆尽。困居之中,王度庐偶遇在《青岛新民报》担任副刊编辑的旧友关松海。此时关松海正为报纸没有读者发愁。原来20世纪30年代,青岛的报业是非常繁荣发达的,有《青岛时报》、《正报》、《青岛晨报》、《民报》、《平民报》、《工商日报》等10余种报纸,基本能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但是,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各报纷纷倒闭,只有《大青岛报》和《新民报》继续存在,不久两报合并为《青岛新民报》,仍在原址中山路上办公。由于受日本侵略者奴化政策影响,报纸经常刊载一些“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反动报道,遭到市民的抵制,发行量日渐减少。在异地他乡见到老乡王度庐,关松海非常高兴。寒暄过后,关松海就劝王度庐写点东西,既能卖文赚钱为生,又能帮自己完成差事。王度庐听后颇犯踌躇。迫于生计,他何尝没有想过卖文为生,但文网严密,自己一介书生又能写点什么呢!他俩商量一番后,决定写可读性强的武侠小说。
  人们常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其实它并非回归童年那种简单的梦想,中国人心中的武侠情结来自古老的文化传统,来自超越现实生活的渴望。在武侠小说中,中国文学的想像力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谁不向往鹤飞冲天、铁骑奔腾的侠骨英姿?谁不羡慕双剑合璧、闯荡江湖的风云儿女?侠客们超越温柔敦厚的古老说教,跳出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向着自己的目标进发,历经磨难而终成大器——这正是我们许多人的人生理想,有的人能够看到它变成现实,有的人却始终壮志难酬。武侠文学就成为我们间接地感受梦想的手段。
  王度庐写武侠小说并非偶然,因为看似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武侠小说,恰恰和生活有着最密切深入的联系。在王度庐看来,“昔人不愿得千金,惟愿得季布一诺。侠者感人之力,可谓大矣”。在他“频年饥驱远游……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的情况下,“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对于在社会上辛苦谋生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保存一份梦想更珍贵的感受呢?武侠情结来自对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渴望,来自对理想人格、理想爱情、理想社会永不停止的追求。因此,王度庐认为“倘能拾摭旧闻,不涉神怪,不诲盗淫,著成一书,虽未便挽颓风,然寒窗苦寂,持卷快谈,亦足以浮一大白也”。
   “千古文人侠客梦”,终于化为纸上的现实。1938年6月1日《青岛新民报》开始连载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每天发1200字,每月稿酬15元,由画家刘镜海插配一图。此时王度庐取笔名“度庐”,意思是“寒门度日,混混生活”。据李丹荃后来回忆,当时写小说每日把要连载的部分写在一张纸上,由报馆派一小童取去,创作环境极为艰苦。王度庐的代表作,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河岳游侠传》由于情节紧凑,文笔清新,读者欲罢不能。特别是王度庐的笔触,传统而又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情绪,蕴涵着丰富的哲理,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出现“满城均看王度庐”的现象。一段时间,在中山路南段的青岛新民报社门口,每天总有人在争购当天的报纸。他们买到报纸后并不去看什么新闻,而只翻看正在连载的武侠小说。甚至有的人看完小说后,特意剪下装订成册,以便随时翻阅。《青岛新民报》也因之销量大增。
   继《河岳游侠传》一炮走红后,王度庐又写了《剑气珠光录》,稿酬增至30元,每期仍由刘镜海配一插图。给他带来更大声誉的是次年续登的《宝剑金钗记》,清丽的文笔,凄婉的故事,豪朴的侠客,使该书杀青甫定,便引起轰动,佳评如潮。《宝剑金钗记》堪称王度庐扛鼎之作,其它作品皆由此衍生而出。此后,他一发不可收,又将此书上伸下延,相继写出5部内容相互关联的侠情小说在《青岛新民报》上连载,后由该报馆以单行本刊行,并请他依据故事发展的先后,分别取名为《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也就是电影《卧虎藏龙》的原作。
  王度庐《卧虎藏龙》的创作灵感源于清代咸丰年间发生的一桩江湖血案。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弥天之憾,复何以堪!
  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
  《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李安的电影里,最初刘泰保的戏要比现在看到的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悲情绵绵寄笔端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作为在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深厚的传统功底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出,常得意境之美。
  秉承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以迄民国初年李定夷等“哀情武侠”之余绪,王度庐的小说结构、布局伏笔、人物刻画极为讲究,用近乎白描的“新文艺”手法来写侠义英雄与红粉佳人之间种种可歌可泣、生死两难的悲怆故事,并适时穿插若干类似京剧丑角的逗乐场面,足以令人笑中带泪,荡气回肠!
  正由于王度庐写义慷慨侠烈、写情缠绵悱恻,而其绝大多数武侠作品均以悲剧收场,乃独创“悲剧侠情”一派,得享盛名。在其一生所撰几十种武侠小说中,特别以《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的“鹤、宝、剑、卧、铁”五部曲最具代表性,流传广远,感人至深。
  “鹤、宝、剑、卧、铁”系列作品是叙述老少三代四组英雄儿女的悲欢离合故事;分开来看,各成独立单元;合则首尾呼应,浑成一体,有脉络可寻。其中,除《剑气珠光》文情芜杂,殊不足取以外,其他四部均已臻“悲剧侠情”之极致。例如:《鹤惊昆仑》写江小鹤与鲍阿鸾之间的爱恨情仇无法化解,是由于二者“命运的悲剧”所造成,致有阿鸾殉情之死。《宝剑金钗》写李慕白与俞秀莲、谢翠纤之间的三角恋爱不能如愿,是由于慕白“性格的悲剧”所造成;致令翠纤引刃自戕以明志,而秀莲终身亦无所寄托。《卧虎藏龙》写罗小虎与玉娇龙之间的苦情难以言宣,是由于外在形格势禁的社会环境与内在牢不可破的门第观念所造成;至龙、虎缱绻一宵即绝裾分手,永不再见!《铁骑银瓶》以玉娇龙途中产子(韩铁芳)、被人掉包(春雪瓶)为引,表面明写韩、春“小俩口”有情人终成眷属,实则暗写罗、玉“老俩口”因种种阴差阳错而未能共偕白首,更无法与爱子相认的悠悠长恨!从更深层次看“鹤、宝、剑、卧、铁”系列作品,更可以发现:中国自有武侠小说以来,对于“侠义”生命的诠释及其思想冲突的刻画,无人能及王度庐那样婉约细致、元气淋漓。尤其是《宝剑金钗》与《铁骑银瓶》二书,写尽侠义行为的千姿百态;而在血泪交迸中焕发人性光辉,或生或死,皆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 
   “鹤、宝、剑、卧、铁”系列作品共有109回,约400万字,于1938年至1942年间陆续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正因如此,作者易为读者好恶所左右,所以《鹤惊昆仑》与《铁骑银瓶》故事余波都拖得太长,难免画蛇添足之讥;而《剑气珠光》无的放矢,更有“多余”之憾。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王度庐的“悲剧侠情”之作,宛若回气舞柳,摇曳生姿,的确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境界。虽然他笔下的“江湖”朴实无华,“武艺”十分寻常,但人物鲜活,亲切自然──毕竟武侠不是铁打的英雄,他们也有血有泪、有爱有恨!所以,王度庐娓娓细诉社会的不平,洗涤着江湖儿女生命的幽情;于哀感顽艳、剑胆琴心中,迸发义烈侠气,卒能将悲剧文学之美表露无遗,而教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低徊不已。
   流风所及,“侠骨柔情”逐渐取得武侠小说的灵魂地位,主导整个武侠创作发展趋势,并成为其中最扣人心弦的一环。至于神奇武功、帮会秘闻虽然不可或缺,却必以“侠情”为依归,相得益彰,引人入胜。由此可见,王度庐笔锋常带感情,对于后起武侠作家具有深远影响,功不唐捐!
  王度庐的小说随着《青岛新民报》传至山东各地,又在单行本出版后传到全国各地,与白羽、郑证因、还珠楼主等合称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家。这时,他的另一类重要作品言情小说也逐渐得到肯定。先后发表了《虞美人》、《海上虹霓》、《琼楼春情》、《翠陌路人》、《朝露相思》、《碧海狂涛》、《小巷芳葩》等,将青岛的美丽景色借助笔端,展现给世人。
   抗战期间稿酬微薄,作品数量虽丰,却仍不足以解决生计,使得王度庐不得不兼做其它工作。青岛生活12年间,他曾兼任中学代课教师、赛马场售票员等。抗战胜利后,《青岛新民报》停办,张喟兹任《青岛公报》副刊编辑,请王度庐继续写长篇小说,他的小说又在《青岛公报》连载。这一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虽然已出版了几十部小说,大小书摊全是王度庐的小说,但大部分是盗版,一分钱稿费也不曾得到过,因此收入有限,家境仍然贫寒。在尤殿华介绍下,王度庐在青岛市摊贩互助会谋了个小书记员的差事,白天写些呈文、通知之类,夜晚写小说。有一年春节,无钱过年,被迫在市场上卖春联,生活困窘,可见一斑。这段时间是他生活中最困难的时期,因之牢骚满腹。正所谓“乱世文章不值钱”。“笔下纵有千言,生活实无一策”是他真实的写照。能把小说中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能把情节写得曲折宛转,引人入胜,但却不会料理生计。同时由于他赋性秉直,孤高自许,既不肯趋炎附势,又不屑结党钻营,所以弄得穷愁潦倒,只能仰屋兴嗟。
  王度庐性格内向,又体弱多病,平时沉默寡言,不喜交际。写小说出名后,也常有人慕名前来拜访,他总是装病躲避;又很少上街,过着自我禁闭的生活。“三口之家住在宁波路那间小屋里,一榻一桌,环堵索然”。由于工作劳累,他的健康受到损害,家人曾劝他放弃笔耕,另谋生路,他却写上了瘾,直写到1949年方才搁笔。
  王度庐一生坎坷,他的书作也命运不佳。其作品在青岛连载时,因战争激烈,交通阻塞,难以有大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他的作品便不再刊于报刊,而是由天津励历出版社老板刘汇臣专程赴青岛收稿,在天津与上海独家出版,他的作品才得以广泛流传,较著名者有《风雨双龙剑》、《洛阳豪客》、《燕市侠伶》等。新时期以来,王度庐的部分作品再度重印,得到了新的评价,“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他最早将武侠故事与爱情悲剧比较成熟地结合在一起,对后来的创作者乃至“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金庸、古龙等都有影响,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民族文学遗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龙认为“王度庐是旧派武侠小说向新派武侠小说过渡中承前启后的人物”,《中华读书报》评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
   王度庐在青岛的12年间,先后创作了33部武侠、言情小说,计600多万字,堪称多产作家。除在《青岛新民报》、《青岛公报》上连载外,还由上海励历书局、南京《京报》出过几十种单行本,其影响遍及全国。主要代表作有《宝剑金钗》、《落絮飘香》、《剑气珠光》、《古城新月》、《鹤惊昆仑》、《虞美人》、《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紫电青霜》、《宝刀飞》、《新滴血子》、《风尘四杰》和《香山女侠》等。他每天常常是同时写两部小说,一部言情,一部武侠。所以,他的言情小说里也少不了肝胆侠义之士;而武侠小说里也不一味是“打打杀杀”,字里行间浸透了一种悲剧式的情爱。用李丹荃老人的话说,“他用两种笔法写作,多半是为了休息,或者是一种相互补充”。

剑胆琴心留后世

  1949年,在弟弟的盛情相邀下,王度庐携全家移居辽宁。曾先后在大连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和沈阳实验学校任教。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文革”中,他与夫人一起被“下放”到昌图县大苇子沟“插队落户”。1974年迁居铁岭。1977年正值旧历年底,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的王度庐,久治不愈在铁岭去世,终年68岁。
  王度庐的小说深受五四运动以来追求个人解放的影响,在文化思想上颇认同于“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他而言,自己那些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作品只是“为了混饭吃”的不得已之作,大概并不符合他的文学理想。因此,对自己“如同伶人唱堂会”般地写小说,甚感不满,乃至自认为是“一生犯下最大的错误”。然而,正因为有着“五四”传统的自觉认同,王度庐在创作中才能不经意间以新文学对旧文学进行改造,从而推动了通俗文学的“雅”化和“现代化”进程。单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给后人留下的应是一笔宝贵的文学及文化遗产。
  王度庐以言情小说的笔法创造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天地。作者对爱恨情仇,颇为熟稔,别有会心,江湖儿女内心的矛盾、人性的挣扎、爱恨交织的复杂情境化于小说之中,写情则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写义则慷慨侠烈、血泪交迸,谱就壮烈深沉的“武侠悲怆命运交响曲”,使“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书剑名士之气和恩仇江湖之情深入到武侠小说的灵魂深处,异彩纷呈,精光四射。作品借武林中的恩恩怨怨,发泄对世态人情的感慨,寄意甚深,尤为后世所赞赏。有人称王度庐是武侠世界的张爱玲,特色在于能表现生命感。王度庐写对话及描摹心理的技巧完整、精炼,于刀光剑影中传达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刻镂深刻的人性、通达的世情,爱恨缠绵,对港台武侠小说影响深远。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人物的金庸、古龙等人曾说,他们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受王度庐的影响很大,王度庐是写神魔鬼怪的武侠小说向写人物、感情的新派武侠小说过渡时承前启后的人物。古龙慨言:“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在海外,美国的《侨报》20世纪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使王度庐的作品光芒再现。   
  《卧虎藏龙》之所以被著名导演李安看中,是因为作者不满足于制度文化等外在的考察,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灵魂,人性的内核。他把悲剧因素集于人物性格、人物心理来加于展现。人的内部冲突和人性的复杂内涵,一旦成为创作的主要追求,必然轰毁流俗武侠小说基于表层善恶冲突、正邪冲突的窠臼,这是《卧虎藏龙》的作者王度庐先生遗赠后来者的珍贵遗产。李安在台湾首次阅读小说《卧虎藏龙》后,一直想把它拍成电影。他曾说:“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主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宝、剑、卧、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宝、剑、卧、铁”系列继续拍下去,而大陆与台湾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主要参考书目:
  ①王度庐《宝剑金钗记》序言。
  ②叶洪生《中国武侠小说史论》。
  ③《青岛文史资料》。
  ④慕容美《烛影摇红》总序。
  ⑤《百年海韵•青岛中山路》,魏世仪、鲁海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来源:《璀璨的文苑——文化名人与青岛》(作者:李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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