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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岛地方史》第一卷 第七章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8-04-23

第七章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反蒋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在11月30日发表演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

  9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下达通告第一号,要求各级党部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委员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30日,省委制订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的宣传大纲,号召工农兵及各界民主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在青岛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学生们要求当局出兵对日宣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国民党市政当局惊恐万状,宣布任何反日救国活动“不准出校”,“不准上街”,“不准聚众集会”,并一再以“青岛环境特殊,容易引起国际争端”相要挟。学校当局也借口“青岛环境特殊”,“不得有越轨行动”等等,千方百计阻止学生的爱国运动,企图将学生活动限制于学校范围之内。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青岛学生反日救国的洪流。

  1930年6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杨振声被任命为校长。同年底,青大即发生了一场全校学生“反甄别”的罢课斗争。当时,青大校方以有学生用假文凭报考后被录取为由,大量开除进步学生。学生自9月开始斗争,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几经交涉无效,即罢课抗议。校方指为“共产党暴动”,开除学生60余人,并强迫立即离校。学运受挫。此时,学校还没有建立党团组织。次年春,中共青岛大学支部成立,王弢任书记。九一八事变后,青大支部在总结第一次罢课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积极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0月1日晚,经党支部发动,青大学生在该校大礼堂成立反日救国会,选出1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校长杨振声和几个教员也被选为执委。反日救国会成立后,即日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集中实力,一致对外,并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出版《青大校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党团组织还秘密散发传单,“号召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动员同学参加义勇军,走上抗日战场。

  这期间,国民党教育部多次下达训令,以“学生均应安心学习”为由,不准“来京请愿”,并饬令“各厅局长及各校校长切实负责制止”。但是,青年学生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不可抑制,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纷纷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中共青大支部也发动学生响应中共山东省委和全国学联的号召,向反日救国会提出“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东北恢复失地,并计划将请愿活动扩大到全市、全省。赴南京请愿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打动了爱国学生的心,大多数同学要求立刻召开大会,通过赴南京请愿的决议。反日救国会执委会及时开会讨论,绝大多数执委同意把它交由全体学生教职员大会讨论决定。杨振声在会上一再劝阻,但因多数执委通过,只得屈从。11月30日,反日救国会在该校大礼堂举行大会,全校 200多名学生和近百名教职员工出席了大会。会上,爱国学生与学校当局展开激烈辩论。校长等不支持学生的爱国要求,中途退席,而同学们不理当局的干扰,群情激昂,继续开会,一致通过罢课请愿的决议,并纷纷在请愿誓言书上签名。同时决定文、理、教育3个学院各自组成一个中队, 分别推举许星园、俞启威(黄敬)、李仲翔为中队长,杨翼心(杨希文)、魏少剑为请愿团的领队。

  12月1日,就在南下请愿前夕,青大东北籍学生赵金堂等13人立志从军,启程北上,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前线。这13人的行动,鼓舞了同学们南下请愿的斗志。

  12月2日,青大南下请愿团一行179人,抢上火车赴南京请愿。途经济南时,济南的学生、群众到火车站欢迎,并计划与青大同学联合行动,一道去南京,由于济南国民党军警的阻拦,未能成行。青大请愿团在南下途中,利用停车时间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有的铁路员工自动鸣放鞭炮,热烈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泰安、徐州等地的学生还集合到当地火车站欢迎慰问。

  3日晚,青大请愿团到南京, 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了大批人员在车站“接待”,并派军警严密封锁车站。请愿团整队出站,高呼口号,游行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停下,向围观的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收复失地。由于请愿团事先没有与沪宁各校学生取得联系,只得随国民党“接待”人员到中央军校住下。第二天下午,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军校礼堂,以“训话”名义接见了请愿团。他说现在日本太强盛,中国太衰弱,不能跟日本作战。若自不量力,一旦打起来,日本3个月之内就可灭亡中国。学生们听后,哗然骚动,大为不满。蒋介石除大放亡国谬论外,还用那套“3年之内如不收复失地,当割蒋某之头以谢天下”的虚伪诺言,来搪塞、欺骗激昂的青年学生。

   “听训”后,请愿团中有些同学一时受到蒙骗,抱有幻想,但大多数同学对蒋介石的亡国谬论极为不满。正当大家思想情绪动荡不定之际,突然接到从青岛寄来的匿名信,大意是请愿团要尽快回学校,否则学校将给予严厉处理。匿名信引起了学生们的思想混乱。加上请愿团未考虑到同前来请愿的其它各校采取联合行动,没有提出下一步的行动意见,遂于6日返校。

  回校后,学校贴出布告, 给领头人杨翼心和集合出发时打铃的学生谢冶英各记过一次。青大学生赴南京请愿运动结束。

  青岛女中和铁路中学的广大学生,原计划和青大学生共同行动,但在进行组织时,受到地方当局的破坏。铁路中学的学生都是铁路职工子弟,铁路管理局通知学生家长要严加管束,不准参加抗日活动、学生组织和请愿团,否则追究家长责任,情节严重的,家长要受开除处分。重压之下,铁路中学的学生参加请愿的活动夭折,青岛女中学生也未能成行。

  南京请愿运动,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这次运动进一步团结了爱国的青年学生,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打破了一些学生对国民党的幻想,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基础。青大学生回校后,12月17日,蒋介石致电刚上任的青岛市长沈鸿烈,令他“转饬学生,求学救国各尽其责,勿越法规”。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却愈演愈烈。青岛日本居留民团组织浪人武装团体“扶桑会”、“击技会”、“精武会”等,企图乘机占领整个青岛。

  1932年1月9日,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刊登题为《韩国不亡,义士李霍索刺日皇未遂》的国际新闻,介绍朝鲜爱国义士谋炸日本天皇事件始末,引起轩然大波。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借口“义士”等语“显系出于有意之侮辱”,向市长沈鸿烈提出强烈抗议。沈鸿烈未及答复,12日晨8时许,两名日本浪人持枪闯入《民国日报》社,鸣枪恫吓,并抛掷汽油瓶,引起火灾。国民党军警人员噤若寒蝉,不敢制止。下午3时许,位于湖北路17号的日本居留民团召集侨民紧急大会,提出“永久不许市党部在青岛挂牌办公,永久不许《民国日报》在青岛出版”等蛮横要求。会后,千余名日本暴徒高举“支那不敬”的横幅标语,在市内游行示威。夜幕降临后,游行队伍行至太平路,数百名暴徒手持凶器,捣毁《民国日报》社和市党部大楼,殴伤工作人员数名,然后纵火焚烧。停泊于前海的日本军舰“出云”号和“八云”号也派600余名海军陆战队员,武装登陆,分布于交通要道,保护逞凶暴徒。中方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日方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蛮横地要求沈鸿烈满足日本侨民的要求。沈鸿烈眼睁睁地看着《民国日报》社和市党部大楼在烈火中化为瓦砾灰烬,下令公安局严格保护日本侨民,在贮水山周围部署警戒,不准中国人接近。贮水山日本神社是日本居留民团筹划反华活动的所在地,也受到了中国警方的保护。沈鸿烈还密令各机关团体学校保护日侨,防止中国人的仇日行动。

  南下请愿后,青大校方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指示,再一次采取压制青年学生的行动,禁止学生借阅马列主义著作和中文进步书刊,同时推行“学分淘汰制”。在《青岛国立大学学则》中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须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校方企图不让学生接触进步思想,逼着学生埋头读书,不去关心抗日救国大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青岛市委指示青大党支部要大力发动群众,配合全国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准备再一次掀起罢课斗争。根据市委指示,支部吸取前次罢课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决定:首先,同学虽对学分淘汰制不满,但还没有取缔的要求,必须逐步发动,先在各系各班酝酿,造成群众基础,壮大力量,待条件成熟后再斗争;其二,党员和积极分子尽可能在本系本班争取当选代表,在全校推选总代表时,只推选山东籍而又能执行群众意见的同学,以防校方从中挑拨。此后,支部成员分头活动,在各系各班都选出代表,6月中旬成立国立青岛大学非常学生自治会。16日,自治会综合同学们的意见,向校方提出数项要求:取消“学分淘汰制”,取消学生住宿费,图书馆学术公开等。这些要求遭校方无理拒绝后,同学们义愤填膺,于22日全体罢课,并发表宣言,不达目的,决不复课。校方则宣布提前到23日放暑假,待秋季开学后再举行期终考试,并布告开除9名非常学生自治会成员。同学们针锋相对,一致签名反对提前放假,不达取消学分淘汰制的目的,誓不回家度假,最后迫使校方摘去开除9名学生的布告。

  党支部为了更好地领导学生坚持斗争,在中山公园召开会议。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以《青岛时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指示青大学生应把斗争范围扩展到全市、全省,并建议与华北学生联合会和北平大、中、小学联合会取得联系,要求声援。会后,经过非常学生自治会讨论,决定立即派代表到本市、本省活动,并派霍永昌专程去北平接洽。青大很快就收到了北平的援电。北平师大全体同学来电说:“在这全国厉行教育法西斯的时候,贵校因人因事等要求而实行罢课,并声明不达目的决不复课。敝校同学对此英勇尖锐的斗争,愿亲切地表示同情与援助。我们应该把局部的胜利和整个的胜利联系起来。”北平大中小学联合会致电说:“政治特圮,教育破产,惟同学自起奋斗。特电奉达,望能坚持到底,敝会谨代表北平市十万同学,誓为后盾。”这些援电声援了青大学生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

  青大学生罢课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使国民政府教育部非常恼怒。7月3日,教育部奉行政院令将青岛大学解散,一切“听候处理”,“现尚留校学生,应限于三日内一律离校舍,听候甄别”。此举迫使学生纷纷离校。不久,领导罢课斗争的王弢等受到通缉,被迫离校,罢课斗争至此暂告结束。

  1932年9月7日,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原校长杨振声辞职,赵畸(赵太侔)继任校长。

  青大学生的罢课斗争,锻炼教育了青年学生,打击了青大学校当局。但由于校方开除大批进步学生,使继续发展的山东大学的革命力量受到削弱。学校当时只剩一名学生党员李香亭(李克明),单线与中共青岛临时市委书记李俊德联系。以后,省工委书记张德一也到山大指导过工作。1933年10月间,中共山大支部成立,由李香亭、李实谔、王广义(王路宾)组成支部委员会, 李香亭任书记。新成立的党支部组织进步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如:组织进步学生参加读书会,组织世界语学习班,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1934年夏,李香亭、李实谔毕业离校,山大党支部由王广义负责,后又发展了陈延熙入党。青岛团工委遭破坏后,山大党员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


第二节 华北事变后学生抗日运动的继续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为直接目的,加紧侵略华北。日本军队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揽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参加,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立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这期间,日本还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民族工商业进一步陷入困顿。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外屈膝退让,对内则顽固地镇压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颁布了《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令》,规定“凡我国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扬言要严惩对日本“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和组织反日活动的任何团体与个人。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了全民族的正义要求,在社会各界激起了强烈反响。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在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一二九学生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山大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于12月18日成立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推举陈延熙、李声簧、王广义、熊德邵、韩福珍等21人组成山东大学抗日救国执行委员会,并致电慰问北平同学。电报说:“华北垂危,举国痛愤,诸君于身处危境之际游行示威,反对傀儡组织,爱国热忱,殊堪敬佩。并闻不幸发生流血惨剧,噩耗传来,群情愤慨。特电慰问,并愿以最大决心,誓为后盾。”救国会还组织发动广大同学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宣传活动,并逐步向本市礼贤中学、铁路中学、青岛女中等学校发展,很快成立了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烈火在青岛熊熊燃烧起来。1936年1月6日,礼贤中学、文德女子中学等校部分学生齐集山大,与山大学生举行联合会议,商讨抗日救国联合行动。市政当局闻讯后,派出大批保安队前来戒备。学生联合会议推派10余名代表赴市政府请愿,要求对学生爱国行动加以保障,不要干涉。农历正月十五, 青岛市举行第三码头落成典礼,晚上在栈桥燃放焰火进行庆祝,观众云集。山大学生抓住时机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向在场的群众演讲,宣传北平爱国青年的英勇事迹,讲解国内形势,揭露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真相,并号召市民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不分党派、职业、信仰,一致行动起来,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激昂慷慨的演说,震人心弦,许多群众跟着高呼抗日口号。山大学生的正义行动,震惊了青岛当局,遭到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的镇压。反动军警强行驱逐演讲的学生,并逮捕李声簧、陈延熙、王广义、廷荣懋、韩福珍等。后在山大学生和全市人民的声援下,市政当局不得不将被捕的学生释放。

  面对全国青年学生抗日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政府采取软化瓦解的对策。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全国大中学校选派学生代表,于1月15 日到南京听取蒋介石“聆训”。山大学生获悉后,向校方提出不派代表参加的要求,但学校仍派出3人前往南京。3名听取“聆训”的学生返校后,即和抗日救国会抱敌对态度。为此,抗日救国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开除3人会籍。此举触怒了校方,校长赵畸通过校务会议议决,于3月1日发布公告,以“行动逾轨,破坏校纪”为由,将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王广义、陈延熙、李声簧、熊德邵、韩福珍及候补委员周文煜开除学籍,限期离校。布告贴出后,引起全校学生的强烈不满。 抗日救国会组织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同学们纷纷登台演说,慷慨陈词,反对学校当局镇压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对校方强行开除6位同学提出强烈抗议。会上,推选代表向校方进行交涉,并通过决议,致电北平、上海各大学要求声援。 在校方拒绝学生正义的要求后,学生撕毁布告,用封条封闭校长室,张贴“驱逐赵畸”的标语。第二天,又控制校钟,不准敲打上课钟,宣布罢课,并组织纠察队,维持校内秩序,在第四校舍(男生宿舍)戒备,保护被开除同学。许多女学生在吴纟青、胡家珍、沙霞英带领下,自动到第四校舍参加警卫。同学们誓言,学校如不“收回成命”,就坚持斗争到底。

  与此同时,学校与国民党市党部、公安局密谋镇压爱国学生,并派遣大批特务进入校内,监视学生的活动。

  山大学潮震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3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以严厉手段处理山大学潮”。8日黎明,国民党青岛市军政当局派出军警500多人, 将山大第四校舍团团包围,砸门破窗而入,搜捕学生代表和被开除同学,许多同学被打伤,当场拘捕学生32人,内有女生8人。其后大批警察、保安队员仍然留在校院内严加戒备,第四、六校舍(女生宿舍)各房间由警察监视,大门由警察把守。接着校方贴出布告,以“结合被革学生,鼓动风潮,破坏校纪”为由,再行开除13名学生。

  被捕的32名学生被押解到警察局后,向当局提出要求,允许在押同学互相见面,允许接见前来探望的同学,在遭到拒绝后,绝食3 天,迫使当局答应了要求。校内前往探望的同学络绎不绝,使在押同学受到极大鼓舞。这时,教育部特派督学孙国封专程来青协助解决山大学潮问题。孙国封多次到公安局召集在押学生讲话,要求同学们安心读书,不要胡闹,赶快复课。但在押同学表示,抗日爱国的行动是正义的,因而是无罪的,并抗议学校当局开除爱国同学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行径,校方如不收回“成命”,就坚决罢课到底。校内全体同学与在押同学同样表示,如校方不收回开除19位同学的“成命”,决不复课。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学校当局不得不于14日贴出布告,收回第二次开除13名学生的“成命”,并将全体在押学生保释回校,但第一次被开除的6名学生还是被驱逐出青岛。

  在这次罢课斗争中,山大学生表现了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奋斗到底的决心,发扬了学生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推进了全市人民的抗日浪潮。5月, 廷荣懋代表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和青岛学联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会上作了青岛学生抗日救国的发言,博得各地代表的称赞。会后,廷荣懋被推举到上海五卅惨案纪念大会上发言,影响很大。

  一二九运动后,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根据党的指示,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并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当山大学潮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共青团员李欣(福建省长汀县人。1917年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党员。曾任中共青岛特支书记,八路军师政委、师政治部主任,驻德、英使馆参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一系政委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1985年离休。)于1936年由上海团组织安排,考入山大。李欣从上海带来一些进步书刊,如《八一宣言》、《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等,暗中在进步同学中传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不久,李欣秘密联系山东大学、铁路中学、文德中学的进步学生,成立民先青岛地方队部和青岛救亡同学会,并通过王冠仲,和北平的民先总部取得联系,得到队刊《队的生活》,及时获悉了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救亡运动的动态,指导了实际工作。1937年春,民先山大队部在青岛中山公园成立,吴纟青任队长。有队员20多人。民先山大队部成立后,经常有计划地向同学们介绍书刊,并组织救亡歌曲合唱团、世界语学习班,吸引大家参加活动,广泛联系了校内外群众,扩大了政治影响。7月初,李欣、吴纟青、王冠仲等作为山大代表,赴北平参加民先全国代表大会(因七七事变爆发而未能召开)。

  1936年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4月下旬,北方局根据黎玉报告的山东党组织的情况,派黎玉重建山东省委。5月1日,山东省委在济南重建,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在重建省委的会议上,省委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发展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壮大抗日救国的力量;接受过去山东省委遭受大破坏的教训,积极谨慎地恢复那些与党失掉联系的县委、支部和党员的组织关系,反对关门主义,注意发展新党员;巩固党组织和进步群众团体,防止敌人破坏。这次会议是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标志着重建后的中共山东省委自此又取得了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是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6月,中共山东省委发表《为抗日救国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抨击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推动南京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时候,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最终得到实现。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21日,青岛纱厂工人派出代表抵达西安,向西安当局递交了青岛纱厂工人的声援信,表示坚决拥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并“准备应援”,夺取“最后光明的胜利”!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的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的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这两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第三节 纱厂工人的反日斗争

  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浪潮汹涌。1936年11月8日,在上海市工联、纱委、共青团、国难教育社等系统分头发动下,上海日商纱厂进行反日大罢工。沪东日商上海一、二、三、四、五厂,同兴二厂和东华等厂15000余工人,举行罢工。10日,日商大康、上海六厂和公大二厂共6000余工人,先后加入罢工。12日,日商公大一厂工人千余人也加入罢工。17日,日商内外棉第一、二和十三厂以及丰田第一、二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宣布罢工。18日,日商内外棉五、六、七厂工人一律离厂罢工。近20天里,日商各厂出现此起彼伏的罢工高潮。至27日,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胜利结束。

  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的影响下,从11月中旬开始,青岛日商内外棉、大康、隆兴、丰田纱厂及瑞丰染织厂等上万名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并于19日走向高潮。

  25日,瑞丰染织厂工人与日本监工发生冲突,厂方宣布关厂,开除工人。同日,大康纱厂3000余名工人冲出工厂,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包围了市公安局第五分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总代表。日本总领事馆几次派人到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抗议,要求市长沈鸿烈限时平息罢工。沈鸿烈下令镇压,逮捕29名工人。从26日起,同兴等6家纱厂工人相继罢工,退出工厂。罢工工人向日本厂主提出:规定工间休息仍在3点和9点,把头不得殴打、迫害童工、女工,关心工人生活、提高工资,不得无故解雇工人,承认工会,支付工会津贴等6项条件。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各纱厂秘密组织工会,并推选出总代表、代表、干事、组长等负责人。青岛日本纺织同业会依靠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威胁强迫青岛国民党当局严厉镇压工潮。

  11月20日,日本总领事西春彦登门拜访沈鸿烈,指责有外人唆使工人罢工,要求公安局、社会局彻底取缔和镇压。西春彦强调罢工的政治性质,是受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影响而发生的反日事件。沈鸿烈同意工人受时局影响闹事,但他认为只要答应工人改善待遇的要求,就可以解决工潮,并向西春彦提出工人的要求。但沈鸿烈否掉了关于工会的两条意见。经过双方初步交涉后,21日,沈鸿烈布置公安局采取镇压措施,将涉嫌有反日活动的人都置于公安局监控之下,并下令中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担任日本工厂所在地区的警戒任务。

  沈鸿烈镇压工潮的行动,受到西春彦的赞赏,24日,双方继续谈判。沈鸿烈表示中国方面保证工人无条件复工,制止工会活动,取缔外来不法分子,以此作为换取西春彦同意工人的4项要求。西春彦答应将工人4项要求转给纺织同业会研究决定。27日,西春彦答复沈鸿烈,同意接受工人的条件,从12月1日起,日本纱厂工人提高工资5%,吃饭时间原则上停车,不无故解雇工人,不虐待工人。双方达成协议后,沈鸿烈表示,如不法分子再次进行煽动,蛊惑人心,必将严惩不贷,绳之以法,坚决将幕后一切不法分子一网打尽。西春彦很欣赏沈鸿烈的果断态度,但纺织同业会理事平冈不放心,表示“可以按上面答复的条件讲和,只是今后再发生怠工、罢工事件,沈市长有责任再次出面解决问题”。

  当日下午5时,沈鸿烈贴出布告,向工人宣布解决工潮的4条办法,告诫各厂工人“务应恪守秩序,安心工作,不得有罢工、怠工情事,尤不得有秘密集会结社及一切越轨行为,倘敢故违,定即从严惩办,决不宽贷”。纺织同业会随之发表声明,对沈鸿烈的果断行动表示信赖和赞扬。

  但工人对解决工潮的4条办法不满,拒绝接受复工条件,罢工斗争情绪依然激烈。

  沈鸿烈发出布告后,亲自到四方、沧口督饬工人复工。公安局长王时泽、社会局科长董志道在大批军警护卫下,奔波往返于各厂之间,连晓喻带威吓,且连续逮捕150余名工人,仍未能稳住局势。29日, 沈鸿烈下令逮捕有鼓动工潮嫌疑的社会局劳动股主任陈克曜和职工消费合作社助手朱纯等4人,给日本人出兵武装镇压找到了借口。日本总领事西春彦在《青岛新报》发表谈话:“青岛纱厂工人罢工之原因,是少数不法分子煽动所致。27日沈市长表示由其负责说服工人复工,但是事与愿违,罢工仍在继续;而且其后证明市政府的监督主管局——社会局劳动股陈主任实际上是此次罢工的主谋和煽动者。鉴于市长的复工命令得不到实施,我方被迫采取措施,在港口停泊的帝国军舰陆战队登陆,担负四方、沧口纱厂所在地区的警戒。”

  日本采取武力镇压青岛工人罢工工潮早有预谋。泊驻中国沿海的日本第三舰队,早已奉命密切注意青岛工潮的动态。11月19日工潮兴起时,日本第三舰队已作了部署登陆的准备工作。日本第三舰队参谋长,当日派武官田尻穰随同日本总领事馆人员在现场进行观察并逐日向参谋长汇报工潮情况。随着罢工形势的发展,日本海军第三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登陆行动,时值日本海军人事更迭,28日,日军对登陆作了最后部署,日本军舰随之陆续集结青岛港内,旗舰“出云”号也由上海赶赴青岛担任指挥警备任务,日本航空部队及特别陆战队也待命后备。同日下午4时30分, 日本海军参谋长拜访沈鸿烈,要求从速解决罢工事件,并表示日本海军陆战队已作好准备,根据需要随时登陆执行警戒。12月1日,日本海军大臣批准舰种配备和部署,3日凌晨4时30分,由日本海军大佐宇垣率领联合陆战队755名士兵,在青岛港登陆。

  日本水兵登陆后,从容地在日本海军集会所、内外棉、瑞丰、钟渊及日本第一小学安营扎寨,6时10分兵力部署完毕,并从中国军警手中接管了日本纱厂的警戒。与此同时,登陆日军总部派出小部队袭击了国民党市党部、胶济路党部及警务段、市图书馆、通讯社、平民报社、胶济日报社、国术馆等部门,甚至侵入市财政局第三科科长向宗鼎及其私宅进行搜查。这些被日本人疑为工潮幕后指挥的处所,遭到日本水兵的破坏。日军随意翻箱倒柜,没收文件册据,殴打、拘捕员工。这些侵犯行为,竟是在事先通报市公安局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市公安局任凭日军骚扰,无可奈何。

  日军陆战小分队擅自抓走平民报社副社长张乐古,财政局第三科科长向宗鼎及其私宅佣人2人,市党部职员2人,国术馆工作人员3人。9人被带到登陆日军总部进行审讯。

  在日军登陆当日,沈鸿烈致函日本总领事西春彦,抗议日军武装登陆,要求迅速撤走,并释放被拘人员。同日,中国政府外交部致函日本驻华大使,抗议日军侵犯中国主权。西春彦和日本驻华大使对中国方面的抗议逐一反驳,强调完全是由于中国方面没有诚意解决工潮,派陆战队登陆是日本的正当权利。沈鸿烈在提出抗议的同时,将青岛的两个保安大队和中国海军陆战队,全部调往离青岛市区35公里以外的城阳、即墨,远离日军,避免冲突。

  日军在青岛登陆的目的,不只是压迫沈鸿烈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镇压工潮,更重要的在于把青岛制造成类似华北那种由日本人控制的政治局面。日本政府明白,日军久占不撤,对日本不利,长期关厂,经济损失巨大。据统计,10个日本工厂停工每日损失达10万元。因此,日本政府决定达到目的后立即撤兵。

  日本方面依仗军事实力进行政治压迫,使沈鸿烈屈辱地接受了西春彦提出的不准市党部对日本人经营的工厂有任何活动;严厉取缔国术馆的排日越轨行动,禁止国术馆在四方、沧口设国术练习所,不准吸收日本工厂职工参加国术练习;青岛市政府所属机构的日籍人员出缺时,仍应聘请日人充任;严加取缔妨碍邦交的新闻报道的备忘录。

  此后,日本纱厂进行开业准备,8日,10个日本工厂宣布开除531名工人,并通知工人等候开工。10日,西春彦向沈鸿烈提出日本工厂开业的被解雇不良工人中,重罪者应处罚;不良工人应遣送出境;除遣返之外的被开除工人,尤应严厉取缔,如发生事件,应由市政府负责处理;已在造册中提出的背后煽动者,也应遣送出境;中国政府应积极督促复工,制止阻挠工人复工之活动;被解雇之工人,市政府不得雇用;公安局应独立负责维持治安,严厉取缔不良工人,不必盲从社会局之意等7项条件。

  沈鸿烈见日军撤退有望,复工可期,接受了西春彦的条件,当日复信西春彦,表示“关于贵国纱厂工潮问题,自以早日复工为急务。贵函列举复工条件共七条及其他之要求事项,自应照办,以期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用维实业而笃邦交”。同时市政府作出此次各厂所请遣散及开除的工人,其在外县者,一律由公安局遣散回籍,原属本市的工人,则由各该村长取保监视;已经遣散的工人,如有仍回本市、或开工后仍有不良工人,可通知社会局责办;开工前后,如有不良分子阻止工人上工情事,由公安局巡逻队查办;开工后如发生纠纷,务于当时报告公安局,以便随时派员处理;嗣后事无大小,须秉此合作办理;通知工人上工办法,除由市府布告外,在本市者由社会局长亲赴各乡区办事处,召集各村镇长通知工人上工,其在外县者由社会局分别申请各县政府通知等6项决定。

  市政府的6项决定,比西春彦的7项条件更加明确,更加周密,双方都很满意。经过准备,10个日本工厂准备于12月14日复工。届时,领事馆人员和日本陆战队到场督饬,沈鸿烈将保安大队和中国海军陆战队,以及新近从威海调来的海军教导队,都部署在四方、沧口日本工厂区域。四方、沧口一带岗哨林立,军警穿梭巡逻。在强大的压力下,罢工工人被迫复工。从15日开始,登陆日军撤退,区区700余人,耗时9天,才全部撤完。

  至此,历时近一个月的反日大罢工,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联合镇压了。

  青岛工人反日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略势力,再次显示了青岛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决心和力量。这次反日大罢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青岛工人运动中的体现,是工人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的体现。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将上海、青岛工人反日大罢工列为这一时期的重大事变之一,指出:“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

第四节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

  左翼文化运动是在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中产生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在苏联、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冲破国民党反动政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宣传工作决议案》。根据此决议案的精神,10月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直属中央宣传部领导。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来自创造社、太阳社、引擎社、艺术剧社等进步文艺社团的成员约50余人出席大会。会上阐明了成立左联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潘汉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拓荒者》1卷3期。)左联面临4项任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确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加紧大众化作品的创作;自我批判的必要。左联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机关刊物。左联设有中共党团,潘汉年任党团书记。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所属支部之一,常驻代表为萧三。

  继左联之后,在文艺界又有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简称语联)先后成立。这些左翼文化团体内大都设立了党团。为了把进步文化力量集结于党的统一领导下,1930年10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

  左联成立以后,活动范围不断扩展,除上海总部外,还在北平、天津、保定、广州、南京、武汉、东京建立分盟或小组。青岛也成立了左联组织。1932年春,在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在青岛大学外文系、物理系就读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弢、俞启威组织部分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读书会等文学团体,借以发动组织群众。新文学研究会即是青岛的左联组织。成员有王弢、俞启威、李林等,由王弢负责。同年夏,王弢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青岛当局通缉,此项工作由俞启威负责。

  同年10月,中共党员乔天华从烟台来到青岛,与青岛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以崇德中学(今青岛市第十一中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任中共青岛市委青年委员和青岛左联党代表,与中共青岛市委宣传委员俞启威一起领导青岛左联的工作。俞启威、乔天华又发展了王涛、周浩然、杜宇、姜宏、于黑丁、王令菲、陈迈迁、郭锡英等加入青岛左联组织。

  青岛左联组织通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等方式开展活动,定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交流心得体会,并在《民报》、《晨报》、《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33年初,青岛左联组织了进步文学社团--汽笛文学社,成员有周浩然、郭锡英、彭也夫、于黑丁、姜天铎等,由乔天华指导该社党的工作。汽笛文学社除秘密散发进步刊物外,还公开印发文学月刊《汽笛》。《汽笛》出版后,在工人和学生中广泛传阅。半年后,汽笛文学社的活动引起国民党青岛当局的恐慌,姜宏被捕,周浩然、于黑丁遭通缉,《汽笛》被迫停刊,汽笛文学社也停止活动。

  青岛左联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活动。时青岛左联的主要活动点,一个是位于龙口路的荒岛书店,一个是位于江苏路的德国教堂院内。1933年7月,进步青年孙乐文(1934年入党)、张智忠(1934年入党)在龙口路南端开办了荒岛书店,专门经营新文学书刊,同时作为青岛左联小组的秘密联络点。由于临近山东大学和市立女中,因此吸引了一批在校师生。当时在山大任教的老舍、洪深、赵少侯,在市立中学(现青岛市第一中学)任教的王统照、汪静之,在文德女子中学(现青岛市第八中学)任教的孟超,在黄台路小学任校长的王亚平,在《青岛晨报》任编辑的萧军,在《青岛民报》任编辑的于黑丁等,经常到荒岛书店阅读。荒岛书店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

  青岛左联组织还有海光文艺社。成员有乐于泓、季焕麟、吕福田等。海光文艺社与汽笛文学社同时成立。在《青岛时报》上开辟《海光》文艺副刊,进行革命文艺活动。

  青岛还成立了剧联组织。1932年4月,王弢、俞启威组织青大进步教职员成立了海鸥剧社。王东升、张福华、李云鹤(江青)等相继加入剧社担任主角。海鸥剧社成立后,经党支部研究同意,向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作了汇报,被剧盟批准为青岛分盟小组。5月28日,海鸥剧社在青大礼堂首场演出了《月亮上升》和《工场夜景》(独幕话剧)。《月亮上升》是英国爱尔兰剧作家的作品,叙述了一个民族革命者的故事,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工场夜景》由易扬编剧,反映惨遭剥削的上海产业工人的生活及其反抗斗争。当晚演出时,校内外"观众不下千余人,济济一堂,诚属空前盛举","颇得观众的赞美"。此两出话剧在九一八事变后演出,很有现实教育意义,青大学生深受鼓舞。6月30日,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文艺新闻》发表了《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报道了海鸥剧社的演出活动,热情赞扬了演出的成功。

  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后,地下党员俞启威因社会关系的掩护于秋季回校,担任山大党支部书记,并以崔嵬、杜建地、杨裕昆、李秀美、李岱思等为骨干,恢复了海鸥剧社。并将演出扩大到社会上,先后在山大礼堂演出《一致》、《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在青岛大舞台演出《乱钟》、《SOS》、《婴儿的杀害》等话剧。1932年初,崔嵬接到上海陈鲤庭创作的舞台剧《放下你的鞭子》,将其改编为街头广场剧《饥饿线上》,并亲自参加演出。海鸥剧社还深入崂山农村,用当地方言为农民演出话剧;同时学习上海剧联工人剧团的经验,深入工人宿舍区演出话剧,深受工人阶级的欢迎。1933年夏,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捕入狱,崔嵬等避险离去,海鸥剧社停止活动。

  关于青岛左联组织情况以及被破坏情况,1933年9月24日,中共青岛市委向中央报告说:“关于群众组织,除了反帝组织尚未组织外,其余赤色工会、贫民团、失业工会、左联、剧联、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等,都已相继建立……左联有社员二十余人,剧联十余人,均受破坏而瓦解。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等,现尚有一部分存在”。

  同年12月,中共山东省工委着手恢复青岛党组织,同时成立了左联的指导机关学生读书会、文学会等群众社团。21日,中共中央收到的《山东青岛工作报告》中说:“……最近左联加强了组织发展,成立了三个分组,女中一组三人,自由职业者一组四人,报馆学生一组四人。这些都是纯粹的群众,无党员在内,而工作是活跃的,发展的前途很顺利。”

  同年底,省工委被破坏,左联工作受到影响。但由于左联成员很多是群众,左联活动延续到1934年。

  1934年6月,中共青岛市委筹备委员会成立,高嵩任常委。28日,高嵩向中央报告说:“……对于他们这一团知识分子,我们决定一面监视,一面训练,决定允许他们的要求——开展左翼作家的组织,同时准备发行一种文学刊物。”

  同年9月,青岛市委又遭破坏,青岛左翼文化运动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左联仍有活动,并一直持续到1936年全国左联停止工作。

  除左联、剧联组织外,青岛还建有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世界语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左翼文化组织。此外,一些全国左联成员也曾到青岛开展左翼文化活动,他们或短期停留,或长期工作,如孟超、洪深、艾芜、陈荒煤、郁达夫、王余杞、端木蕻良、王亚平、蒲风、刘芳松、余修、丁玲、胡也频、臧云运等。其中丁玲、胡也频仅在青岛短暂停留。由于保密,全国左联成员与青岛地方左联并未发生组织关系,而是分别开展工作。

  青岛左联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团结了一批当时有名望的作家、学者,如王统照、老舍等,这批作家、学者对推动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30年代,青岛左翼文化运动成就卓著,在青岛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并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岛党的事业和革命文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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