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进入红色轨迹党史网站    2017-09-20  星期三    
当前位置:首页 > 党史研究 > 地方史
《中共青岛地方史》第一卷 第六章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8-04-23

第六章 “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第一节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对青岛工作的影响


  从1929年到1930年,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客观上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也逐步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但从总的形势来看,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国民党无论在经济实力、军队数量、武器装备上,都大大超过了共产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仍然严密包围着苏区。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本应正确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党、红军、苏区立于不败之地。然而,这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当时国内和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错误。当时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

  李立三认为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国内的统治阶级也一天天走向崩溃,中国革命已进入“成熟复兴”和“直接革命形势”。又说:“革命复兴即相当于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即等于直接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斗争策略应采取“进攻路线”。还说:“直接革命形势就是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必须用群众行动政治示威去刺激群众”,向着“总同盟政治罢工的方向走”。关于革命主观力量的准备问题,李立三说:“革命高潮与党的主观力量没有关系,革命是客观力量造成的”(《刘瑞龙同志谈江苏省“二大”》、管文蔚《回忆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载《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四辑。)。1930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因周恩来离开国内,决定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从此,李立三成为六届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开始部署一些“左”的政策和行动。

  3月13日,中共中央为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通告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成熟复兴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党的任务是“坚决的去组织伟大的政治斗争以汇合多种革命势力,特别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形成全国的伟大的总的革命斗争,推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的到来,并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首先胜利”。并指示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要求包括青岛在内的重要城市,必须极力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行动。

  在中央指令下,青岛的“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了。3月中旬,中央委派任国桢任山东临时省委书记。任国桢于12日到达青岛,在青岛恢复临时省委。4月上旬,省临委在筹备赤色五月工作中指出,青岛为中心城市,沧口、四方、台东为中心产业区,市郊农村为重点,在这些地方都要迅速筹备赤色五月的工作。要加紧动员、组织群众,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组织同盟罢工使其成为政治罢工、政治示威和地方暴动。4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作出贯彻省临委关于赤色五月的决议案。决定在各厂利用一切机会推动斗争,扩大五一的宣传;在成立各厂五一筹备会的基础上,成立全市统一的筹备组织;要求在赤色五月中,发展党、团员60人,赤色工会会员100人;并准备五一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但是,五一那天,青岛国民党当局早有戒备,满街布满了武装警察、巡查队及便衣队,青岛市委只是组织党团员在工厂区和市内散发了《党团宣言》400份,而原准备进行的政治示威和飞行集会未能实现。发展党员的计划也超出了现实的可能,没有按计划完成。5月30日,青岛市委为纪念五卅反帝爱国运动5周年,准备举行飞行集会。计划要求“一定要动员全体党员公开的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组织同盟罢工、政治示威,组织地方暴动、武装示威、罢工、罢课、罢操,以至于组织兵叛。”(《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四集)第363页。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1994年编。)五卅当天,市委组织党团员、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和妇女委员会成员,散发传单1600份,张贴标语5种共2000份。但是,由于青岛国民党当局早有戒备,派出大批军警、便衣侦探巡视,纪念五卅运动的飞行集会也未能实现。

  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因此,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在对革命形势所作的这种错误估量的基础上,决议认为当前党已经不需要逐步积聚革命的力量了,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决议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中央“左”倾错误,给青岛的工作带来直接的影响。6月,中共青岛市委重建,原市委书记牟鸿礼调河南工作,市委由汤汝贤(化名杏佛。江苏省沭阳县人。生卒年不详。早年赴法国当劳工,在法国入党。先后任中共山东省临委常委、职工委书记、军委书记、青岛市委书记等。1930年调烟台主持烟台市委工作。1931年春调离烟台。此后下落不明。)任书记,马恒德(本姓陆,化名马玉夫、马玉福、陈德金。 安徽省怀远县人,1908年出生,留苏学生。曾任中共青岛市委秘书,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30年被捕。1931年在济南牺牲。)任市委秘书。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也在青岛成立,任国桢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张若臣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汤汝贤任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省委领导机构仍驻青岛。6月10日,中央就山东党的工作问题致信省委,再次片面强调“右倾”是“山东党政治上组织上非常严重的问题”。6月24日,《中共青岛市委工作计划草案》指出:在山东不久可爆发广大群众革命斗争是绝不可免的事。在这种全国全省客观形势之下,发动青岛工作是中心任务之一。因为青岛是帝国主义进攻中部的咽喉,有一、二十万产业工人。目前的任务是,学习全国斗争的经验,坚决执行党的中心策略及任务,夺取广大群众,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走到武装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7月,省委制订了《山东省委八月至九月工作计划》。指出:“组织政治同盟罢工”,“是党目前最主要的中心策略”。“山东各主要产业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的客观条件业已成熟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青岛”。“各大城市中,不问其主观力量如何,均应在组织总同盟罢工之下布置一切工作”。同盟罢工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动员全体同志和赤色群众,组织各种行动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有计划地发动斗争”。整个计划对发展组织也规定了很高的指标,规定1个月之内,要发展党员一倍,建立22个产业支部;要建立和发展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争自由大同盟、工会、农民协会和士兵委员会等。9月底以前要建立1000多人的纠察队,10月底以前建立全省总工会,各中心县要组织赤卫队。显然,这是一个全面贯彻李立三“左”倾错误的计划。

  7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反对军阀混战与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工人于7月16日举行大示威。在接到上级指令后,7月9日,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互济会、妇女组织的负责同志以及四方机厂、沧口纱厂支部代表组成的市委行动委员会,作出关于7月16日组织反军阀战争大示威的计划。要求四方机厂支部利用国民党举行纪念周会议的机会,公开演讲,指出国民党的罪恶和厂方加重工人工作的事实,继续开展反工头的斗争。四方机厂的赤色工会人员,一定要在各厂作鼓动工作,扩大这一宣传。要求钟渊、宝来纱厂迅速成立支部,并以反对军阀战争为中心口号,联系“释放被捕的70余名工友”、“反对军警压迫和监视”、“反对开除工人”、“增加工资”、“救济失业工人”等口号去号召群众,组织沧口各纱厂工人同盟罢工。大英烟厂要马上成立互济会分会,提出“反对关厂”、“关厂发给工人三个月工资”、“打倒工整会”、“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等口号,在南北两场鼓动群众,组织反军阀战争的政治示威。东棉洋行支部要到人力车工人和港务局工人中发起成立反军阀战争筹备会,结合人力车工人、港务局工人的迫切要求去做鼓动工作,抓紧建立人力车支部和港务局船员支部。妇女支部和邮政支部要采取公开路线,发动妇女到马路上示威。浮山后支部要发动和领导反军阀战争的武装示威,组织农民协会。在反军阀战争的工作中注意发展群众的武装组织——纠察队、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发动士兵斗争,有计划地去组织兵变;发动难民包围市政府,向市政府要饭吃、要房住。计划还要求在7月11日前召集活动分子会议,由省委负责同志报告政治形势、中心任务及各支部任务。并提出了“反对军阀战争”、“武装拥护苏联”、“打倒国民党”、“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斗争口号。然而,这一庞大的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最终未能实现。

  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李立三兴奋不已,认为革命高潮和全国暴动的形势更加明显,他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可望实现。8月1日和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部署南京暴动、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计划,并将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合并,停止正常活动,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接着,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省委也都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力量搞武装暴动。山东省委也积极行动起来。8月8日,山东省委举行常委会议,认为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是“非常正确的”;为配合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首先胜利,要“反对党内的右倾”,立即着手准备各条战线的“同盟罢工”、“飞行集会”、“武装暴动”。8月14日,山东省委发出第三号通告,指出:全国互济会扩大会定于8月26日至9月1日为反白色恐怖运动宣传周。9月1日举行群众游街示威,各级党组织应动员全体党员和赤色群众参加这一斗争。要根据赤色五月和“七?一六”中所得的教训,加紧宣传鼓动工作,以公开路线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要结合布置11月7日全国苏维埃代表会,同时并进地加紧拥护苏维埃代表会工作。同日,山东省委又发出通知第三号,指出:“目前革命形势日益逼近革命高潮,党在城市工作中的中心策略路线是组织同盟罢工及政治罢工,加紧的在组织上和技术上准备工人武装暴动,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通知发出的第二天,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组织了“八一五”(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日)纪念活动。在“八一五”纪念活动中,由于脱离实际,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未能发动起来,只组织党团员和互济会员在工厂区散发了《党团宣言》、《赤色工会宣言》和《青岛工人》等传单3000份。

  中央在决定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1月7日召开后,确定8月20日成立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并要求各省市县区及各工厂、学校、军营等群众团体及机关,召集群众大会选举成立各级准备委员会,坚决地动员几万万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山东省委在接到中央第一五一号通知后,“决定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省准备委员会,并要求各市县应成立市县准备委员会,每个工厂作坊中,每个学校中,每个街道区域都组织广大的群众会。定于八月二十日举行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运动,并选举代表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山东省委通告第四号》,《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五集第167页。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1995年编。)。在省委领导下,青岛市委在8月15日的游行示威计划落空后,又决定于20日举行示威。活动前,省、市委决定成立四方区、沧口区、东镇区、小鲍岛区、近郊农民区和市内区6个行动委员会,计划举行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并散发传单,着手发动工人斗争。但因各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工作难以完成,到集合时,包括组织指挥这次行动和各方面负责人在内共到13人,原计划上午9点半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未能实现。由于游行示威计划再次落空,市委便于中午在大英烟厂门口,乘工人放工时放起爆竹,散发传单,竖起“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红旗,举行了飞行集会。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互济会负责人陈少敏、张子颖等向工人群众散发传单后,在工人的支持与保护下,面对前来的警察,作了热情的鼓动宣传。由于工人上班,飞行集会只得草率结束,历时35分钟。另外,沧口、四方等也同时召集了飞行集会。这次集会,虽向工人群众宣传了革命道理,但也暴露了党、团、工会组织。飞行集会后,国民党政府连续4天在青岛进行大搜捕。公开露面的党员干部被叛徒、敌探跟踪。8月22日,张子颖、曲学尧等18人先后被捕,省委书记任国桢等被通缉,省、市委工作受到重大损失。8月,中共中央派郭隆真(原名郭淑善,化名郭林一。1894年生。河北省元城县人。1920年赴法留学。1923年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0年到山东工作,任中共山东省委妇委书记。同年11月被捕。1931年4月在济南牺牲。)来青岛任山东省委妇委书记。由于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已不健全,郭隆真实际负责了省、市委宣传、工运、妇女等多项工作。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推行的结果,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五一、五卅、“八一五”和“八二○”等示威冒险行动,几乎均以失败告终。五一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由于青岛国民党当局早有戒备,原准备进行的政治示威和飞行集会未能实现。5月30日,中共青岛市委为纪念五卅反帝爱国运动5周年,准备举行飞行集会。但是,由于青岛国民党当局早有戒备,飞行集会没有如愿。7月16日,组织反军阀战争大示威,也未能如愿。在“八一五”纪念活动中,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也未能发动起来。8月20日计划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也未能实现。

  二、冒险行动的失败,使许多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被杀,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八二○”示威和飞行集会后,敌人连续4天在青岛进行大搜捕,省、市委遭到严重破坏。至11月初,郭隆真等省、市、区及钟渊纱厂支部、互济会领导人和党员共20余人先后被捕;省委书记任国桢等5人遭通缉,被迫于11月底调离山东。

  三、在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政策过程中,青岛党组织不注重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也不顾条件许可,频频发动全市总同盟政治罢工,结果屡屡失败,严重挫伤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此外,在斗争中不注重斗争策略,特别是提出消灭黄色工会,公开赤色工会组织,混淆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界限,致使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团和工会组织都暴露在敌人面前。在与改组派的斗争中,不注重其改良的一面,认为“他同蒋介石一样,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是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具”。

  四、在贯彻中央一系列“左”倾政策的过程中,一些抵制“左”倾冒险错误的干部遭到批评和打击。如在五一示威与飞行集会以前,有人提出“不必提出打倒国民党及拥护红军的种种口号,如果提出口号就不能示威”的正确意见,被错误指责为存在“恐怖心理”,并召开批评会进行批评。在五卅示威中,沧口的同志抱怨,公开示威“简直是叫我们去坐狱”,却被扣上不执行党的命令的帽子。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论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强调“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基本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但是,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并没有在青岛立即消除。10月1日,中共青岛市委重建。10月10日,国民党青岛当局隆重庆祝“双十节”,中共青岛市委组织党团员散发《赤色工会宣言》、《反帝大同盟宣言》、《青岛红旗》等宣传品3000余份,号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些革命活动是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遭到国民党当局更加疯狂的镇压。10月31日,青岛市委代理书记马恒德在四方公园召集会议时被叛徒张麓亭指认被捕。马恒德被捕后,省委决定由罗石冰(又名罗石彬、罗菁华、罗庆元,号子实。江西省吉安县人,1896年生。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吉安地委书记、江西省委委员、福州市委书记、青岛市委代理书记。1931年在上海被捕牺牲。)代理市委书记。

  任国桢离开青岛后,12月初,中共中央派吴亚鲁(原名吴肃。江苏省如皋县人。1898年生。1922年入党。徐州党组织创建人。曾在江苏、山东、广东、湖北、江西、湖北等地工作,担任多项重要职务。1939年在湖南牺牲。),北方局派张含辉(原名张松林。陕西省兴平县人。1902年生。1925年入党。曾任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山东省委书记等。1933年在陕南牺牲。)、王青士(化名王青石、汪秋实,安徽省霍邱县人。1907年生。1927年入党。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31年在上海被捕牺牲。)等来山东工作。张含辉在青岛组成由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双重领导的山东临时省委。张含辉任书记,吴亚鲁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王青士任组织部长兼管青岛的工作。不久,中央撤销北方局,山东的工作由中央直接领导。山东临时省委建立后,召开了省委第一次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山东的政治形势,研究了广州暴动纪念日活动安排、年关工作大纲和恢复与改造各地组织问题。

  中共青岛市委重新建立后,致力于把遭受损失的党、群组织重新建立起来。新市委把所有的力量都配备到各个中心工作部门中去,组织了市政委员会、海产委员会,成立了铁路支部,派出了纱厂特派员。12月,中共青岛市委为加强工运的领导,成立了大康、隆兴、内外棉、钟渊、富士、宝来、华新七大纱厂工人联合会。31日,中共青岛市委、山东工人联合会召开青岛市工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青岛市工人联合会,选出执委7人,分秘书、组织、宣传、青工、妇女、失业、纠察7个部,执委7人中除委员长、秘书长专职外,其余5人均系在业工人。


第二节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青岛的贯彻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党的工作向正确的轨道转移时,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简称十月来信),信中提出了“立三路线”的问题。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来信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25日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彻底揭露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采取了调和态度。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在莫斯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把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

  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上,陈绍禹(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了以“左”倾理论为指导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补选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等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此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错误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2月10日,王明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正式出版。翌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加以修补后再版,广为散发。王明的这本《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定下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构成了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山东临时省委于1930年12月27日召开会议讨论,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央11月15日的决议、12月9日的决议和告同志书都是“犯了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应予以否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委员应予撤销。同时,提出省委贯彻国际来信的意见,深入开展“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

  1931年1月5日,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发出通告第二号《关于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省临委根据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精神作出的,决定指出:“山东的党同样受了立三路线的统治,以至各地党部在工作上空喊武装暴动、总同盟罢工、政治罢工、发动游击战争、组织兵士暴动的口号,而未能深入群众中去切实进行这些工作。所以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有削弱的趋势,赤色工会无从发展,黄色工会中毫无工作,党渐渐离开了群众”。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不仅在口头上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尤其要在群众中,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主要危险”。这样,党的指导思想就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转到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轨道上。

  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山东临时省委,成立省委。张含辉、吴亚鲁、赵友贤组成常委会,张含辉任书记。省委领导机关仍驻青岛。1月,中共青岛市委代理书记罗石冰去上海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被捕, 2月,市委重建,中央派颜世彬(化名尹发汤、王文仲。山东省广饶县人。1899年生。早年赴法国当劳工。在法国入党。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青岛市委书记。1931年被捕。同年在济南牺牲。)来青岛任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委员有王公博、王清泰、胡萍舟(又名胡允恭。安徽省寿县人。1902年生。1923年入党。曾任中央军委驻烟台军事特派员、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91年病逝。)、王孟仁,秘书尹祝三,下设8个支部,党员45人。

  2月15日,山东省委常委会根据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制订了脱离山东斗争实际的《中共山东省委工作计划大纲》,在总任务中提出了“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进攻苏维埃的宣传,积极号召群众斗争,起来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拥护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等15项不切实际的行动计划和口号。

  此后,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不断推进工人运动的发展。首先,领导四方机厂工人开展了反对旧历年不放假的斗争。

  过旧历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往年旧历年一直例行放假,工厂一般放假5至7天。1931年,国民政府“革旧俗”,宣布旧历年全国机关工厂照常工作,一律不放假。这个与民间习俗对立的法令,在青岛遭到工人群众的反对,产业工人反应尤为激烈。

  四方机厂厂方采取镇压手段,于2月16日(旧历除夕)宣布开除一名歇工的工人,向反对旧历年不放假的工人示警。四方机厂赤色工会散发传单揭露路局的阴谋,传单内容是:“路局禁止我们过年休息,强迫我们工作,为了警告,竟开除第一场工友,又订出压迫我们的工作条件,歇一个私工就要开除出厂,有了病也要限制请假时间,还要扣我们的工钱,向我们征收什么建筑捐。黄色工会工贼们正帮路局加紧欺骗我们,剥削我们。”工人有了斗争的要求,加上赤色工会的鼓动,矛盾激化了。

  四方机厂工人不满情绪的爆发,是由多方面因素聚积起来的。第一,1931年1月1日,四方机厂公布新工作条例,规定工人无故休假,免发年终花红;一年中无故休假10天,即行开除;病假超过3个月,即停止工作。工人对此条例极为不满。第二,1930年胶济铁路收入激增,年收入达42万余元,比1929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而路局以1930年发生战争为借口,决定铁路工人每人减少7天的工资花红。第三,国民党中央党部盖办公大楼,向工人敛钱,摊派建筑捐款,每人“捐款”两天工资,工人怨声载道。中共四方机厂支部趁此机会,酝酿成立四方工厂工人联合会筹备会,提出反对开除工人,增加工资,增发花红,增发房贴,旧历年放假,过年开双饷,反对工头压迫工人等15项罢工条件。

  工人不满情绪,因厂方开除工人而加深,斗争一哄而起。1月16日下午,第一场工人声援被开除的工人,首先开始了怠工斗争。各场的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也都进行宣传鼓动,接着四场、三场也怠工了,最后5个分场一致举行罢工。17日,即旧历年初一,路局调集警察和保安队,强迫工人复工,并开始捕人。在路局压迫下,工人罢工持续26个小时,到18日午后复工。这次斗争,破坏了国民政府旧历年不休假的法令,取得了胜利,但有6名工人不幸被捕。

  在四方机厂工人罢工斗争中,中共四方机厂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支部在斗争进程中,散发传单、张贴壁报,顺应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要求过年休假为中心口号开展斗争。当时,四方机厂支部有党员8人,工会会员13人(包括党员在内),分别隐蔽在5个分场。虽然力量单薄,但由于顺应了工人的要求领导斗争,打破了黄色工会的包围,组织全厂罢工斗争。中共山东省委在机关报《山东红旗》上,连续报道四方机厂工人的斗争,揭露国民党残害罢工工人的罪行,并且发表《从四方工厂罢工中所取得的教训》,进行了总结。

  三四月,青岛市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3月8日,青岛革命互济会散发《告青岛姐妹书》,号召妇女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与剥削,争取妇女的自由与解放。14日,青岛七大纱厂工人联合会散发《为纱厂减少工钱加重工作告工友书》,揭露厂主和国民党黄色工会勾结起来,压迫剥削工人的事实;介绍了南方苏区工人的幸福生活;号召工人援助红军和苏区的农工兄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和苏区;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加入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和工贼;反对增加工作时间和减少工钱。25日,青岛市工人联合会发表《告市政工友书》,揭露国民党几年来造成的军阀混乱、苛捐杂税、物价飞涨、工人生活更加困苦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强制推行《工会法》和《工厂法》,破坏工人以前取得的利益,给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绝大利益的实质;号召电灯、水道、邮政、码头、汽车、洋车工人联合起来,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反对黄色工会、工头的压迫,为我们的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4月1日,钟渊纱厂工人奋起痛打工贼。钟渊纱厂从3月起降低工人工资,原来日工资7角、6角者分别降为5角、4角;原来日工资5角、4角者分别降为4角、3角5分,并对工人严加控制:午夜12时查工房,夜晚外出不归者扣发工钱,房内留住外人者开除,甚至过午夜12时不睡觉也要罚钱。工人对此强烈不满,党支部发动工人同厂主进行斗争。是日,一工贼手持凶器毒打工人,全厂3000多名工人关车罢工,奋起痛打工贼40余人。工人向厂主提出:所有工头工贼一律开除;被开除的工人一律复工;承认工人自己的代表;每日工作时间减至10小时,青工减至9小时,工资照发;工钱3角以下的加1角,5角以下的加5分,5角以上的加3分;面粉照年前原价每袋3元计算;反对逮捕工人、搜查宿舍和搜身,反对打骂男女童工。日本厂主迫于工人群情激愤的形势,口头答应了工人的条件,但当晚又通过国民党当局调集军警包围工厂,断绝交通,开除25名工人。工人被迫复工。4月8日,青岛市工人联合会散发《告青岛纱厂工友书》,介绍了4月1日钟渊纱厂工人怒打工贼王景贤等四五十人的情况,号召各纱厂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支援钟渊纱厂工人罢工和打工贼的斗争。并提出反对公安局替资本家镇压工人,反对社会局、工整会压迫工人,反对开除工人,反对搜查宿舍,反对搜身,反对打骂工人等口号。

  4月3日,在沧口散发传单的钟渊纱厂一工人党员被捕,供出了区委机关,沧口区委被破坏,区委书记王清泰避居市委。13日,市委秘书去大港贵生轮取中共中央发来的文件、书籍,出大港海关关卡时被捕,供出市委机关。几天内,省、市委遭到一连串破坏,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颜世彬、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赵友贤、省委职工委书记王公博、省委铁委书记彭湘、省委妇委书记周铁忠、全国总工会巡视员黄季仲、中央交通员姜发、青岛市委委员王清泰、省委文书主任魏哲甫被捕,省委书记处、文书处、印刷处以及青岛市委等多处机关被查抄破坏。省委书记张含辉脱险后,离青去上海党中央。4月中旬,随着省委、市委被破坏, 工人斗争的势头开始减弱。

  6月,中共中央派滕英斋滕英斋,化名陈逵。河北人。早年在上海当工人,并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同年8月被捕。1932年在济南牺牲。来山东,在崂山主持召开会议,重建山东省委。由滕英斋、吴亚鲁、张鸿礼、孙令华组成常委会。滕英斋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吴亚鲁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张鸿礼任军委书记,孙令华任职工委书记。并决定青岛工作由省委兼管,暂不成立市委。此时,山东省委给中央报告了7月份青岛党组织的状况:有海军、铁路、铃木丝厂、富士纱厂等6个支部,有退伍兵士、汽车夫、洋车夫、东镇铁匠、大康纱厂等6个小组。党员共38人,其中工人23人,知识分子7人,士兵7人,军医1人。同时,报告中认为,目前山东、青岛“革命力量的高涨大有一泻千里之势”,要“抓紧城市的工人经济斗争、联系到政治斗争,走向同盟罢工、发动农民的游击战争”,甚至于“夺取城市”,“截断胶济、津浦铁路”。新一届省委成立后,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7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研究青岛纪念八一的筹备工作,计划动员全体同志在青岛、大港、四方、东镇、沧口、李村等6处,成立反帝大同盟分会,举行分会代表会议,规划八一行动方针。不久,青岛反帝大同盟筹备委员会成立。7月28日,青岛反帝大同盟召开代表会议,出席代表近20人。会议决定30日、31日在四方、东镇、沧口散发传单,在市内举行飞行集会。届时,反帝大同盟组织会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3000余份。因敌人戒备森严,街道均设双岗,飞行集会未能举行。

  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反动势力加紧对革命力量进行摧残。4月5日,邓恩铭、刘谦初、卢一之、郭隆真、党维蓉、马恒德、朱霄、刘一梦、纪子瑞、李敬铨、孙守诚等22名党的干部,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被国民党杀害。在牺牲的同志中,邓恩铭、郭隆真、党维蓉、马恒德、朱霄、孙守诚、李敬铨、纪子瑞等均在青岛担任过领导职务。8月19日,颜世彬、彭湘、赵友贤、王公博、徐子兴、朱长初、段景钦、许端云、魏哲甫、王清泰、黄季仲、李德功、尹剑华等21名共产党员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被害。临刑前,烈士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英勇悲壮!在牺牲的同志中,颜世彬、赵友贤、王公博、徐子兴、段景钦、彭湘、黄季仲、王清泰、朱长初、尹剑华等12人曾在青岛担任领导职务和重要工作。

  8月28日,山东省委书记滕英斋在青岛第四公园被捕,在青岛的几位省委负责人公推胡萍舟代理省委书记,继续领导省委和青岛的工作。9月,中共青岛市委重建,山东省委派省委委员汤美亭汤美亭,原名汤炳华。山东省滕县人。1927年入党。曾任中共维县中心县委书记、青莱特委书记、济南市委委员、山东省委委员、烟台市委书记、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1932年叛变。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某大学任俄语教授,肃反时被镇压。任青岛市委书记。10月,中共中央批准山东省委领导成员,胡萍舟任书记,裴光任宣传部长,吴亚鲁任秘书长,张鸿礼任军委书记,孙令华任职工委书记。中央指示省委机关由青岛迁往济南。次年1月,省委机关迁移完毕。


第三节 逆境中百折不挠的斗争

  1931年9月18日,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事变发生后的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和一个特区,使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奋起抗战。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新形势。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不仅以工农商学兵为主体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城乡兴起,而且国民党内部也发生分化和破裂,许多爱国将领、知名人士率部抵抗日本侵略,知识界的许多上层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事实表明,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阶段。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是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夸大国民党政权的危机,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把中间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因而未能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以正确的领导。

  1931年12月30日,中央致信山东省委,对山东省委工作及今后任务作了具体指示。中央指责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省委对过去政治上组织上所犯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切实加强对职工、农民、士兵运动的领导。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到白区工人运动已经到了“反攻与进攻”的阶段。白区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争斗”,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

  1月20日,李春亭(原名祖茂林,又名祖晨。安徽省宣城县人。1901年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济南特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1932年被捕,1933年在济南牺牲。)奉派从济南来青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原市委书记汤美亭调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李春亭接任青岛市委书记后,整顿健全各级党组织,建立了市区、四方、沧口和农村4个区委,整顿和健全了四方机厂、大康纱厂、富士纱厂和铃木丝厂等支部。市委以工人集中的四方和沧口为工作重点。沧口区委党员能力强,区委书记巨荆山(又名向明。山东省临朐县人。1909年生。1931年入党。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胶东区委书记,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青岛市委书记等。1969年病逝。)是枣园小学教员,与附近村庄的小学联系密切,其中宋格庄小学有中共支部,学校的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在支部书记张静源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民众运动,在学校内组织学生会,开办民众夜校,招收工人农民入学补习文化和培训工农积极分子,并以此为基础,向工厂发展组织,吸收党员,组织工会等。四方区委多是新党员。2月,在四方机厂宿舍内,由李春亭主持,为王良栋(又名王建功。现名王长工。1907年生。1932年入党。曾任中共四方支部书记、青岛工委书记、山东分局城工科科长、青岛市职工联合总会主任、胶东区工会组织部部长、潍坊市工会主席、济南铁路局武装部副部长等。1988年在济南病逝。)、武家澍、孙殿舜举行了入党宣誓。同时,成立了四方党支部,由王良栋任书记,武家澍任组织委员,孙殿舜任宣传委员。

  3月,上海临时中央将省委书记胡萍舟、省委秘书长吴亚鲁调回上海。3月4日,中央派武平任省委书记,裴光任宣传部长,汤美亭任组织部长,张鸿礼任军委书记。4月4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点名批判了前届山东省委存在的所谓“右倾”、“动摇”和“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为此,山东省委书记武平于中旬从上海回到济南,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和布置了“红五月工作”,决定自20日起,揭发前届省委的“右倾”、“畏惧”等错误。24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汤美亭来青巡视,并先后参加了青岛市委工作会议和铃木丝厂、大康纱厂、四方机厂、富士纱厂、铁路中学等支部会议,主持研究了工运和反帝斗争等问题。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汤美亭认为市委的工作没有进步,对工作的布置“空洞不切实际”,“是用左的口吻掩盖之下的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中央和省委加紧反帝运动、领导工人走向同盟罢工的思想指导下,中共青岛市委对5月份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布置,指出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切实准备和发动青岛的工人斗争。在四五月,先后组织了大康纱厂和富士纱厂工人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1932年,日本工厂资本家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临近,作出两项决定,一是进一步更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向工人转嫁困难,普遍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裁换工人,以降低生产成本。青岛日本纺织同业会,是日本纱厂为维护自身利益,交流管理经验,统一强化统治工人的组织。在青岛日本纺织同业会的统一行动下,各个纱厂首先实行了“改奖为罚”的严酷手段,规定迟到5分钟,扣掉月奖,歇工2天即开除,织布断线,轻则罚一天工资,重则开除。其次, 大幅度裁减成年工,添换童工和女工。仅在1932年第一季度,大康纱厂就开除了 700多名成年工,添换童工、女工1200余人,新添的女工也多是13至16岁的孩子。添换比开除的多,不是二顶一,而是培训以后,继续裁汰成年工。其三,把工作时间延长到极限,实行缩短吃饭时间和取消工间休息,星期日倒班延长工作2小时。 工人连续干14个小时,疲劳不堪。因此,反对加点成为纱厂工人的迫切要求。在中共青岛市委领导下,纱厂工人不顾国民党当局压迫和失业的威胁,起来斗争。大康和富士纱厂建有党支部,成为市委领导的重点。4月,大康纱厂工人反对厂方开除工人、反对克扣奖金, 要求增加工资二成,1000余工人怠工。支部的5名党员都在甲班,斗争从甲班开始。这期间,青岛国民党当局连连得到国民政府指令,严厉镇压工潮,逮捕31名工人,其中有党员3人。经过斗争,被捕工人获释,但被日本厂主开除。在大康纱厂工人罢工斗争中,中共青岛市委做了许多工作,并发动四方机厂和铁路中学进行声援。

  市委领导工人斗争的另一个重点是富士纱厂。该厂党支部有7名党员, 虽然都是新党员,但是党员王维孔是市委委员,支部书记隋忠焕,是沧口区纺织工会监事,有合法身份,可以公开活动,因此,斗争力量较强。

  五一前,市委分析青岛局势,认为可以在富士纱厂组织罢工斗争,即布置支部发动从五一开始不打点(即不加班)的斗争。五一是星期日倒班,按规定要延长工作2小时。支部提出:星期日不打点;反对解雇工人;增加工资二成;反对迟到5分钟扣全月奖金;恢复3点、9点工间休息制度;恢复失业工人工作6条要求。但斗争没有发动起来。5月6日,市委总结斗争没有发动起来的原因,主要是只做了一般号召,缺乏深入的组织工作。在省委巡视员的帮助下,重新作了布置:首次,斗争纲领不变,仍然以星期日不打点为中心工作,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到各车间活动,同时决定5月15日(星期日)5时45分出厂,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罢工委员会,征集赞成斗争纲领的签名,并组织纠察队和交通队。

  几天中,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工人中宣传鼓动,赞成斗争纲领的工人都签了名,有100多人要求加入共产党,党员发展到27人,散发了2000多份传单,厂内的斗争气候已经形成。

  15日,夜班工人按照行动计划于5点45分关车后涌出工厂, 奔到烟墩山参加群众大会,会场上集合了100多人。这时,公安局已得到厂方报告, 派来大批警察、保安队员包围了会场,陆续赶来的工人被挡住,无法进入会场,形势十分紧张。有2名党员与警察争辩讲理被捕,警察开始冲击会场。会议主持人当机立断,在作了简短的动员后,宣布工人全体罢工,并派交通员分头通知夜班工人不要上工。会议被警察冲散。

  这次罢工斗争也遭到黄色工会的破坏。沧口区纺织工会在民族矛盾上升之际,虽然同情和支持工人反对异族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又反对共产党的斗争方法,主张按照劳资仲裁条例行事,写呈文报社会局办理,通知工人先行上工。因此,夜班工人只罢工1小时就复工了。

  虽然罢工未成,但工人斗志未衰,转入了怠工斗争。19日,工人党员于世瑞、胡孝山进厂复工,厂人事系主管中泽赶来驱逐。此二人都是工人代表, 素有威信,他们的复工得到群众的支持,工人遂关车进行声援。中泽通知社会局,并开具了14名涉嫌鼓动罢工散发传单的工人名单,要求准予开除。社会局提出缓和争端的方案,在和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后,厂方同意暂缓开除工人,工人开始复工。

  工人复工后要求解决的迫切问题,厂方不理,社会局也不管,工人继续怠工抗争。21日,厂方与社会局再次勾结起来压迫工人,中泽宣布开除鼓动工潮的王维孔等7人, 社会局通知沧口公安分局将此7人逮捕。此外,尚有29名工人受到社会局和厂方的恫吓和训诫。警方还逮捕了2名失业工人,1名在业工人,还计划逮捕另外5名工人。

  尽管国民党当局凶相毕露,残暴镇压工人的斗争,但是工人仍在顽强地继续抵抗。中共沧口区委于22日指挥全体夜班工人拒绝上工。当晚,沧口公安分局局长、交通队长奉命率保安队、侦缉队、交通队30余名队员,会同社会局第二科科长驰赴沧口,分头到工人宿舍及附近村庄工人住处,强迫工人复工。午夜1时,强行聚集了200多名工人,押送工厂,命令开车,并派警察夜袭领导罢工的中共沧口区委。中共沧口区委书记巨荆山与宋格庄小学支部书记张静源等事先得悉,避走脱险。与巨荆山有往来的宋格庄小学教员巨同珊、十梅庵小学教员傅士进被捕。涉嫌被捕的工人有隋忠焕、于乃治等,沧口区纺织工会常务理事王福勋因涉嫌支持工潮也遭逮捕,至此,共捕去22人。

  公安局对被捕的22人进行审讯,除2名以误捕释放外,都以鼓动工潮定罪。王维孔、隋忠焕等4人被认为有“共党嫌疑”。 王维孔、隋忠焕等否认共产党员身份,不承认鼓动工潮,并利用审讯之机,揭露资本家剥削与压迫工人的罪行。最后,国民党当局蛮横地宣布将20人驱逐出青岛,并规定被驱逐的教员,各校不得聘用。

  富士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虽然被镇压,但住在附近村庄的工人有三分之一拒不上工。23日,公安局、社会局联合发出布告,催促工人上工,24日工人陆续回厂复工。

  5月底、6月初,根据山东省委决定,全总特派员李伟仁(又名刘荣成、刘云程、李蔚如。四川省岳池县人。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重庆地委委员、自流井特支书记、川南特委书记、四川省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巡视员、青岛市委书记。1932被捕。1933年在济南牺牲。)来青岛接替李春亭的工作。在交接过程中,由于叛徒高振东(大康纱厂工人)的告密,李春亭、李伟仁、张梦荪、陈文其、武家澍、杨建成等相继被捕,青岛市委、各区委和富士纱厂支部遭到破坏。在这次大破坏中,被捕党员和群众近80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损失。7月,山东省委决定由省委组织部长汤美亭兼任青岛市委书记。1933年8月18日,国民党山东当局在济南洛口枪杀了9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全总特派员李伟仁、共青团青岛特支书记张梦荪、中共青岛市委秘书王清怡。在赴刑场时,9名同志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6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上海举行,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要求。北方会议后,9月25日,山东省委作出关于职工运动决议,认为山东党组织过去犯了许多右倾消极的错误,今后应把创造北方苏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发展工会组织等作为山东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9月30日,临时中央就发展组织问题致信山东省委,进一步要求省委按照北方会议精神,继续扩大党的组织,从根本上改造山东党的面目。然而,北方会议精神还未来得及贯彻,10月5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武平、省委组织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汤美亭在东镇被叛徒张麓亭指认被捕。武平是为召开鲁东各县党代表会议来青岛的。武平、汤美亭被捕后均自首叛变。山东、青岛党组织再一次面临严重危机。

  10月,中央派任作民来山东,成立山东临时省委,任作民任书记,向明任组织部长。11月,省临委改为省委。12月上旬,中共上海中央局派李俊德(又名李大章。四川省合江县人。1924年入党。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牡丹江省委书记、川南区党委书记、四川省省长、四川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1976年在北京病逝。)来青岛,整顿恢复党组织,筹组新市委。次年3月,中共青岛临时市委成立,李俊德任书记,委员有王经奎(任组织和工运)、俞启威(任宣传和学运)。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把鲁东地区各县划归青岛临时市委领导。5月,中共青岛临时市委将全市工作划分为四沧、青岛两个工作区,并分别成立了两个区委,四沧区委由王经奎兼任书记,青岛区委由李俊德兼任书记。

  1933年2月下旬,在沪叛变的原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来济南,利用旧联络点逮捕了个别团的干部,致使省委、团省特委机关惨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向明、团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及参加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的学员等29人被捕。省委机关被破坏后,由原省委秘书长张北华自动组成了临时省委,张北华任书记。

  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出卖了所掌握的党的机密和组织关系,使山东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当夜,临时省委书记张北华、组织干事唐玉清(田海山),上海中央局派来的蔡泽民,省委交通马振声、朱光生被捕。其后,北方局派来的刘泽如、团省委书记宋澄等20多人也相继被捕。宋鸣时还乘各地党组织尚未知其叛党真象之机,利用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以“视察”或“召开党员会议”为名,先后对潍县、益都、寿光、泰安、沂水等地党组织进行大肆破坏。10月,省委印刷机关遭破坏,曹仲三被捕,山东省委与北方局的联系中断。这次破坏,给山东党组织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省委组织全部被破坏,与中央和北方局失去联系;3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捕。全省保存下来的县以上党组织,仅有青岛临时市委和莱芜、莱阳等县委。

  9月,李俊德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汇报了山东省委7月间遭破坏的情况和青岛临时市委的组织状况。青岛临时市委已不健全,7月俞启威被捕,9月2日王经奎离开青岛去大连,市委只剩1人;建议派人来山东、青岛整顿恢复党组织,将山东省委领导机关设在青岛。10月13日,李俊德向中共上海中央局做补充汇报,对青岛的工作提出重新建立临时市委、建立市委技术机关、重新划区和建立区委、改进领导方法等9条意见。11月13日,上海中央局派张德一(又名张晔。山西省河津县人。1907年生。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滨海区委副书记、渤海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来山东,在青岛成立了山东省工委。张德一任书记,李仲翔(李林)任秘书长。成员有李香亭、刘宜昭(负责团的工作)。青岛党的工作由省工委直接管理。12月,在张德一的主持下,省工委着手整顿恢复青岛党组织,分别召集党员开会,成立了四方纱厂、失业工人、李村中学、女中等7个支部,分别选出了支部书记。成立了青岛市左联指导机关和学生读书会、文学会等群众社团。同时,共青团青岛临时工委成立,刘宜昭任书记,乐于泓(阿乐)任宣传。

  12月8日,省工委就山东党组织过去的工作向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指出:“山东党组织在领导方式上,是犯了极端‘左’倾机会主义,摧毁了党,注重了直接政治武装斗争,而忽略了一切经济斗争”。报告还指出下一步工委设在济南,开展青岛、胶东、鲁西等地工作和进一步整顿党组织的计划。然而这一计划还未实行,又因省工委交通徐元沛被捕叛变,省工委于当月下旬遭破坏,张德一、李仲翔等多人被捕。青岛党的工作暂由共青团青岛临时工委代管。此时,团青岛临时工委仅能联系到一部分基层党组织,迫切需要建立市级党、团领导机构。

  1934年4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指示在国民党青岛海军任职的共产党员高嵩(化名张以洪、郭老三。祖籍山东省蓬莱县,后举家迁居辽宁义县。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路指挥、胶东特委委员、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五支队副司令、胶东特委军事部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九旅旅长、山东省第三军区副司令。1940年牺牲。),负责整顿恢复青岛党组织,在青岛成立了兵士党支部。6月,高嵩等在西镇云南路14号德元里召开青岛市委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高嵩任常委,傅培基任宣传,王金玉任组织。不久又在西镇召开了第二次筹备委员会,讨论研究成立市委和发展组织等问题。是月下旬,高嵩去沪向上海中央局作了汇报。

  7月4日,上海中央局派史孝舜(后自首)来青恢复党的工作,他和曾到上海受训先期回到青岛的赵鸿祥取得联系。史孝舜、赵鸿祥与蒋喜春、孙乃章(刘志成)等成立中共青岛市工作委员会。8月18日,在小村庄开会传达中央文件时,由于混入内部的敌特孙乃章告密,会场被敌人包围,史孝舜、赵鸿祥等5人被捕,工委遭破坏。

  高嵩回青后努力筹建市委,并于9月 7日召开会议成立中共青岛市委,高嵩任书记,冯勇志任秘书,倪鲁平任宣传兼反帝大同盟书记,王金玉任组织。16日,市委在上四方村70号倪鲁平住处开会决定:在工厂中积极组织纠察队、徒手队、阅报团等;东镇、沧口、铁路3处,各选定代表1人,以便接头联系等事宜。27日,由于混入市委的敌特分子王金玉告密,高嵩和倪鲁平等10余人被捕。新建立的青岛市委仅工作了20天,即遭破坏。

  共青团中央也十分重视青岛工作,同年4月,团中央派何奉滋来青岛,重建团青岛工委。何奉滋任书记,刘宜昭任组织。7月,团青岛工委改组,刘宜昭任书记,宋竹庭任组织。不久,刘宜昭赴沪向团中央汇报工作,宋竹庭代理书记。11月,团中央派小傅来青岛改组团市委。小傅任书记,宋竹庭任组织。12月,小傅离青赴沪,宋竹庭代理书记。12月27日,原团青岛工委书记刘宜昭在上海向团中央写了《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汇报了青岛和胶东各县的党、团工作情况,建议成立中共青岛市工委,抽调干部举办训练班。上海中央局根据报告,派金乐民来青岛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了中共青岛工委,赵德才任书记,江子华任组织,陈桂田任宣传,金乐民列席工委会议。工委下设5个支部,大康纱厂支部由陈云亭任书记,内外棉纱厂支部由陈宝智任书记,隆兴纱厂支部由匡绍宗任书记,东镇失业工人支部由金桂山任书记,窑厂支部由侯文玉负责。

  1935年初,团中央派刘宜昭等由上海重返青岛开展团的工作。2月,成立了共青团山东省工委,刘宜昭任书记,宋竹庭任组织委员,乐于泓任宣传委员。同时,调整了团青岛工委,李仲林任书记,吴昆山任组织,小栾任宣传。团山东工委强调把反对日本法西斯作为第一位的工作,要求各地广泛发动赞同《反日救国六条纲领》签名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和群众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团青岛工委制订了反对日本法西斯《四月至五月工作计划》,计划发动工厂学校的工人学生讨论《反日救国六条纲领》,广泛开展签名运动,组织反日义勇军,召开群众大会等。4月27日,共青团省、市工委遭破坏,团青岛工委成员吴昆山被捕后,供出李仲林住址,李仲林被捕。刘宜昭去李仲林的住处联系工作,也被捕。刘宜昭被捕后叛变,又使宋竹庭、乐于泓等8人先后被捕,党、团在青岛的领导机构均遭破坏。

  从1934年4月至1935年4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团中央不断派人到青岛工作,先后建立了青岛市委、青岛工委和团山东省工委、青岛市委,但由于处于秘密工作状态,且时间不长即遭破坏,因此,党团组织没有建立联系。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青岛也再未建立起市级党团组织。

第四节 青岛地区各县党组织的艰苦斗争

即墨党组织的艰苦斗争

  1933年12月下旬,山东省工委遭破坏后,山东各地党组织在随后几年里失去了统一领导机关,各自独立地开展工作。在即墨,共产党人曾经在互不联系的情况下,分三条线开展工作。

  第一条线是由中共北方局领导的。1934年1月,在河北省大城县工作的共产党员徐达三,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原籍即墨袁家屯村,进行秘密建党工作,先后介绍本村的袁世清、徐正福和普东村的王玉田、孙志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袁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党团合编为一个小组,由袁超任组长。8月,中共北方局又派魏思文、黄秀芝(杨慎仙)来即墨与徐达三一同工作。魏思文在下普东村开设“爱民诊所”,黄秀芝在袁家屯办了一所小学,分别以行医、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数名。是月,袁超转为党员,并成立了中共袁家屯支部,袁超任书记。9月,成立了中共普东支部,王玉田任书记。袁家屯、普东支部建立后,在徐达三、魏思文、黄秀芝的具体指导下,相继建立了农民赤卫队、反税同盟会、职工会、妇女针线协助团、少年俱乐团等群众组织。党支部通过这些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并在活动中培养骨干,加以训练,积蓄革命力量,使党的工作在袁家屯一带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这些群众团体中,少年俱乐团的活动尤为活跃。少年俱乐团成为党支部对青少年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组织,同时也为发动武装暴动培养了骨干力量。

  1934年12月,魏思文、徐达三、黄秀芝奉命回河北省工作。临行前,为统一领导袁家屯、普东村两个党支部和周围村庄的群众组织,成立了中共即墨第七区委员会,袁超任书记,王玉田、孙志温、王作传任委员。魏思文等离开即墨后仍与袁超保持联系,经常邮寄党的文件和宣传品,指导七区委的工作。

  1935年8月,魏思文重返即墨,并与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指示袁超建立一支武装,等待时机发动武装暴动。经七区委研究后,决定以习武练拳为名,把少年俱乐团、农民赤卫队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着手筹备武器并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迎合胶东特委发起的武装暴动。11月,胶东特委发动的“一一?四”暴动失败,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整个局势恶化,即墨的武装暴动被迫中断,魏思文和袁超转移到青岛活动。1936年1月,魏思文、袁超在青岛被捕,自此,七区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第二条线是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的。1934年,胶东各地党组织秘密建立与发展起来,使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禁止“红军势力发展和共产主义流言在农村传播”为名,委派张襄五任鲁东总指挥,驻军即墨、莱阳一带,对人民施以残暴统治,肆意滥杀无辜群众。活动在即、莱边区的王伟志等共产党人,发动群众,组织兴学会、抢盐会等群众组织,公开反对张襄五的残暴统治。为了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王伟志于1934年12月发起成立了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成员有王伟志、王中宣、殷吉丛、于化桥、殷书明,王伟志任书记。鲁东工委成立后,与上海中央局联系,以经商为名,开展党的活动。

  第三条线是中共莱阳党组织领导的。1935年春,莱阳县立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吴青光、耿益(耿仁谦)、李研吾,因闹学潮被校方勒令退学,先后转到即墨私立信义中学和县立中学读书。12月,他们在莱阳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信义中学党小组和共青团支部,吴青光任党小组组长和团支部书记。党小组成立后,又发展了4名党员,并经常在墨水河畔的锁龙墩处秘密集合,研究工作。党小组在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将宋庆龄等1779人签名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基本纲领》油印出来,在即墨大街小巷广为张贴散发。当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该校后,党小组立即将宣传品投入壁报箱内,让学生秘密传阅。同时,通过壁报委员会起草电稿,发动全校学生讨论通过,并发出通电,声援一二九运动。党小组还组织宣传队到即墨街头宣传,扩大影响。1936年春,信义中学学生运动日益发展。为更好地组织广大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党小组发动学生成立反日救国会,发展会员50名,李贻先为会长,耿益为副会长。反日救国会成立后,经常在教堂举行反日救国讲演会,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促进即墨人民的觉醒。1936年夏天,李贻先、耿益毕业离校,张利运继任会长,继续领导学生开展反日救亡活动。

莱西党组织的艰苦斗争

  1932年5月,参与领导青岛日本富士纱厂工人罢工的宋哥庄小学支部书记张静源,为躲避国民党青岛当局的追捕,经中共山东省委同意,由宋哥庄小学教导主任、共产党员宋继先和教师王锡侯介绍到莱阳,建立和恢复党组织。7月底,张静源按省委指示,在海阳县重建中共莱阳县委,张静源任书记,刘松山任组织委员,宋化鹏任宣传委员,宋玉桂、宋云甲、谢明钦、李仲林(战士恕)任委员。同年8月,为开辟莱、海边区党的工作,张静源到海阳县石马滩头村香山小学任教员,以教学为掩护发展党组织。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在莱阳、海阳发展党员100余人。11月,成立中共海莱特支,张静源兼任书记。到1932年底,莱阳县委领导的党组织扩大到莱海、莱栖、莱招边界部分村庄。

  1933年1月底,张静源以回籍探亲为名,赴济南向山东临时省委汇报了莱、海地区党组织发展情况。临时省委指示,在莱阳党组织的基础上,以莱阳为中心,向胶东各县发展,待时机成熟即建立中共胶东特委。张静源回莱阳后,按省委指示,偕妻李淑德去牟平县刘伶庄,与党员宋绍九取得联系。之后,又与刘经三一起在霄龙寺建立联络站,开展党的工作。同年3月,在刘伶庄建立中共胶东特委,张静源任书记,刘经三、刘松山任委员。从此,胶东有了党的统一领导机构。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遭破坏,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张静源即北去天津,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回县后,根据北方局指示,在莱阳水口村成立了中共莱阳中心县委,张静源任书记,刘松山任组织委员,宋化鹏任宣传委员,宋云甲任武装委员,李仲林任青年委员,谢明钦任县委秘书,宋玉桂为委员。莱阳中心县委领导了莱阳、海阳、牟平、文登、荣成、福山、蓬莱、招远8个县党的工作。在莱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各县党组织蓬勃发展,仅莱海地区党员就发展到900余人,建立100多个党支部。这期间,中心县委先后举办了3期党员训练班,为各县培训党员干部60余名。中心县委还在莱阳建立了3个区委:西北部地区,由刘兰芳、刘坦、田绰永组成区委,活动中心在马连庄、军寨一带;西南部地区,由庄国瑞、梁辑卿、王军光组成区委,活动中心在孙受、花园头一带;东部地区,由宋云甲、宫兼三、宋桂生组成区委,活动中心在万第、水口一带。全县党的活动非常活跃,开展的各种斗争有声有色,成为胶东各县党的工作最出色的县份。

  中心县委成立后,为开辟莱、招边区党的工作,建立莱招边区革命根据地,张静源又到莱阳西北部的河崖村,与党员刘兰芳一起,在南马庄、北马庄、大水岔、小水岔、马连庄和招远县的城子村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派党员梁岐山、杨振民、刘占云到栖霞县唐家泊、观里等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派党员王之凤到招远县道头小学,与少年同志社的成员李厚生等取得联系,成立了道头小学党支部。道头小学党支部成立后,在顾家、马连庄、田家、河崖、洼子、军寨等村发展30余名党员;在招远县的高山洼、留仙庄、道头等村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同年8月,中心县委组建了中共招莱边区特别支部,李厚生任书记。下设莱阳边区委和招远边区委。刘兰芳任莱阳边区委书记,臧商彝任招远边区委书记。此时,招莱特支已发展党员130余名。在特支的领导下,贫苦农民对地方恶霸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经济斗争,打击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1933年秋冬之交,为给中心县委筹集经费和发展武装力量,特支领导道头村党支部抓获了大地主温子宣;莱阳边区委领导顾家村党支部抓获了北埠后村大地主邹延洪,迫使两个地主各交出1000元大洋。刘兰芳、王子芳等带领边区委10余人,在栖霞县东化山,夺取了国民党官道乡送交给国民党县政府的税银2000两。与此同时,党组织还组织党员在集市、学校、村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新军阀的掠夺和地主恶霸的敲诈勒索,号召农民起来斗争。这些活动,使招莱边区党的工作蓬勃发展,成为党的边区根据地,有莱阳的小苏区之称。

  莱阳中心县委建立后,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中心任务,千方百计发展党的武装。县委派负责军事的宋云中、宫兼三和徐力田,到外地学习游击战争经验,派党员宋景洲等打入国民党莱阳三区于汝舟为首的联庄会内部,秘密建立党组织,相机掌握联庄会武装。1933年8月,宋景洲等以教练身份,控制了联庄会的大部分武装,并以民主选举方式,取代于汝舟担任联庄会会长。入冬后,中心县委认为时机成熟,指示将联庄会办事机构搬迁至大夼,向县委驻地水口村靠拢。正在准备搬迁时,被人告发,国民党莱阳县长梁秉锟下令逮捕宋景洲等。县委获悉后,火速通知他们出走,拉出这支武装的计划失败。县委总结失败的教训,决定成立自己的游击队。同年8月,经研究决定,以宫兼三、左武堂为领导,以地下党员和贫苦农民为骨干组建武装游击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县委及下级党组织的根据地,打击反动势力。不久,游击队发展到40余人。8月下旬,游击队突袭羊郡盐务所,消灭了5名盐警,砸开军械库,获取长短枪60余支。这次突袭胜利,不仅武装了游击队,壮大了武装队伍,而且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革命斗志。

  张静源到莱阳后,党组织发展过快,对入党对象考察不细,使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党内。1932年夏,小徐格庄小学教员徐元义怀着个人野心混入党内后,无视纪律,以“拉夫”方式公开发展党员。同年冬,县委在姚格庄召开会议,对其不经组织批准擅自发展党员和生活作风腐化等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徐元义不思悔改,又于1933年2月,不经县委批准,到栖霞县以教学为名,在蛇窝泊、小刘家等村,不讲党员标准,提出“富农地主豪绅只要交洋10元,就可入党”。仅4个月,即在莱阳、栖霞边界村庄发展一批党员。6月,通过其弟青岛临时市委交通员徐元沛与青岛临时市委接上关系,隐瞒莱阳已有县委的事实,骗取青岛临时市委的信任,另行成立中共莱阳县委,自任书记,与张静源为首的中心县委分庭抗礼。从此,莱阳出现两个县委同时并存的局面。

  9月,青岛临时市委书记李俊德派李仲翔到莱阳处理两个县委的合并问题。在两县委负责人会议上,徐元义提出种种理由阻止两县委合并。由于李仲翔已摸清了徐元义分裂党的活动及违犯党纪的许多问题,对徐元义阻挠县委合并的态度提出严厉批评。徐元义不得不同意合并,但要求合并后参加县委领导。此时,李仲翔因事返青岛,临走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新县委由张静源负责组建;二是新县委组建后,在一个月内,由徐元义向青岛临时市委汇报情况。李仲翔走后,张静源按李仲翔的意见,召集中心县委主要成员刘松山、宋化鹏、宋玉桂举行会议,研究组建新县委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莱阳中心县委,莱阳、海阳分别建立党的领导机关,莱阳成立中共莱阳县委,由黄日宾任书记;海阳成立中共海阳特支,由刘仲益任书记。同时解决徐元义另立县委问题。

  10月10日晚,中心县委在水口村召开由各区委和重点村党支部负责人参加的组织工作会议,宣布新县委成员及有关工作。11日上午,张静源不顾其他同志的劝阻,只身来到小徐格庄,找徐元义解决其另立县委的问题,被徐元义及同党杀害。张静源被害后,党组织很快查清原因。10月底,宋化鹏、刘松山、宋玉桂等在水口村召开会议,决定派党员姜宗泰、李元勋等处决徐元义。11月初,徐元义被处决。中共莱阳中心县委自成立至撤销仅3个月时间。期间,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大力开展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先后在莱招边区和莱海边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使边区党的工作得到较大发展,建立了边区根据地,组建了党领导的武装游击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县委和根据地的安全。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Copyright © by dsyj.qingdao.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鲁ICP备:05049478
访问量:4791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