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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岛地方史》第一卷 第五章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8-04-09

第五章 掀起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第一节大罢工前的形势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后,青岛工业逐渐由日本资本垄断经营,其中主要集中在纺织业。青岛有7家纱厂,日资占了6家,其它如面粉、酒、油、盐、蛋、制冰、火柴、肥皂、颜料等关系国民生计的轻工业生产,也多为日资所垄断。据青岛社会局统计,在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前,日资厂家投资额占全市投资总额的80%以上。

  1927年,山东发生特大灾荒,除胶东各县灾情较轻外,全省有56个县受灾,占全省面积的60%;灾民2086万人,占全省人口50%以上。受灾县中,旱、蝗、雹灾轮番出现,收获五成的只有1个县,二成以下的39个县,占受灾县的70%;39个县中,几乎绝产的就有27个县。一年受灾,几年难复。1929年3月,国民党山东省官员何思源向记者宣布,鲁省近年来春旱夏蝗,黄河决水,狂风暴雨,八月早霜,收获全无,受灾83个县,灾民632万人。连年灾荒,给城镇工商业带来严重影响,造成百业凋零。在这种状况下,工人阶级面临着农村破产所造成的庞大产业后备军的威胁,使资本家有恃无恐地向工人进攻,实行高压管理,压低工资,加大劳动量,以至不断开除工人。

  首先是资本家实行高压政策,对工人实行暴力管理。1928年,钟渊纱厂有日籍人员143人,大小把头300余人,统治着3000余名中国工人。这些工贼和走狗,在日常生产管理中采取棍棒政策,残酷打骂和虐待工人。工人生产出了次布,一是罚款,二是挨打,常常是把头打完,再送给日本人打。年幼的学徒工被打怕了,一听汽笛声,心里就发怵。有的学徒工被打得不敢进厂,但又要挣钱养活父母老小,在矛盾心里失衡时,就跑到树林里上吊或跳海自杀。

  资本家为了维护这种暴力管理体制,用高薪筑起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如钟渊纱厂,厂长除工资外,半年有6个月的赏金,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系主任(即科室主任)月工资110元至140元,半年有3至4个月的赏金;轮班长月工资80至110元,半年有两个月的赏金。日本职员除了工资和赏金以外,还有许多额外收入,如吃饭不花钱,每人每月还有生活补贴,出国任职有工资的10%的补贴,带家属的每名家属每月10元补贴,家具费和医药费都全额报销。综合计算,一个日籍轮班长的月收入,相当于中国普通工人月收入的20倍。一个熟练的日籍工人月收入,也相当于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10倍。中国把头每月工资50元,半年多发赏金为1个月的工资,而且任职时间越长,赏金越高,可以拿到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赏金。如果工作业绩好,还可以另外加赏,综合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收入的5倍。小把头的日工资稍高于工人最高工资,但是工作好,使生产率稳定和提高,每天可以多拿一二角钱。

  与厂方管理人员和把头相比,工人的工资待遇却很低。1924年到1928年的5年间,工人工资“无甚升降”。日本驻青总领事馆编纂的《青岛概观》也有记述:“青岛近年来虽然物价腾贵,生活日高,纱厂日增,需工较多,然以劳力丰富之故,工资并未见昂贵,且因事业不振,转有低落之象”。如青岛纱厂女工,1926年日工资最低为1角7分,最高为8角7分;1928年日工资最低为1角8分,最高为7角3分。其它产业工人工资大致类此,甚至更低。日资火柴厂1929年工人日工资最低7分,最高3角5分,平均日工资只有1角2分。此外,工人尚有许多额外负担,把头和包工头的勒索、克扣,名目繁多的摊派与榨取,工人实际所得更少。

  工人不仅工资低,而且劳动时间长。纱厂实行两班制,每班12小时,3点、9点各有15分钟休息时间,一天实际工作11小时。资本家经常侵犯工人吃饭和工间休息时间,把劳动时间延长到极限。火柴厂是一班制,劳动时间长达16小时。工人的睡眠时间很短,火柴厂的童工多,七八岁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一天睡六七个小时,睡眠不足,疲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良,以致死亡的事屡见不鲜。此外,资本家为保持工资总额的低水平和劳动力的更新,工人达到最高工资后,即被列入裁减对象。大康纱厂1929年4月的统计表明:全厂有3385人,续勤3年以下的1667人,占总数的50%;4年以上的1227人,占总数的36%;30岁以上的成年人256人,只占总数的77%。工人受的苦难越多,积恨越深,虽然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心里却埋藏着复仇的火焰。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国民党山东实力派即蜕变为改组派。蒋介石的势力伸入山东后,派出党务人员整顿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成立了山东党务整理委员会、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和山东省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等组织,并相继改组全省各地的国民党党部。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接收青岛,5月21日,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吴思豫等开始在青岛建立蒋系国民党势力。早在蒋系国民党势力接管青岛前,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丁振潢来青岛接管党务。丁振潢实是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到青岛后,于4月18日成立了以他本人为首的青岛市党部。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丁振潢等遂转入秘密活动。6月初,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李翼中率同宪兵解散了改组派机关,改组派头领丁振潢、王深林、鞠子明等遭到公安局拘捕监管,失去自由。同时,市党部着手进行党务整理。6月24日开始,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核发党证,训练党员,以清除改组派势力。7月底,市党部奉令彻底取缔改组派,通缉在逃的改组派分子,规定政府机关不准录用与改组派有密切关系的分子。这样,新成立的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仅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就把改组派分子挤出了青岛政治舞台,在组织上完成了清派工作。

  虽然青岛国民党改组派被“挤”出国民政府,但仍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其影响仍然存在。此后,改组派分子潜入台东、四方、沧口等工业区,和各厂工会保持联系。虽然青岛特别市工会整理委员会于6月25日成立后,其势力迅速渗透到全市各行业各工厂中,取代改组派的工会组织,并成立了基层工整会数十个,极力分化和控制工人阶级队伍,推行改良主义的工运路线,瓦解工人运动。但是,由于日本工厂的抵制,市工整会未能在日本工厂中成立工整会,因此日本工厂中原改组派领导下的工会活动仍继续存在。改组派工会组织的存在也是后来工运复兴的潜在因素之一。

  工人苦难的加深,反日情绪的高涨,以及青岛接管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推动了党领导的1929年工运复兴的到来。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针对当时的局势指出:“自全国工人运动复兴以来,青岛的工人阶级即自五三纪念起开始了斗争的总演习,并且因为整个的青岛工人在五卅以来的长期痛苦生活中,斗争的要求都很一致与坚决,所以斗争的形势,一开始便是全厂罢工和怠工,几乎走向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同时,斗争的对象即日本帝国主义——日商资本家,所以每一斗争都充分含有反帝的意义。”

 

第二节1929年日商工厂工人大罢工

  1929年夏,青岛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反日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的主体是青岛纺织工人。参加罢工的纺织企业有大康、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宝来6大纱厂,以及铃木丝厂和华新纱厂(中资工厂);其它企业有华祥、山东两个火柴厂,日本青岛火柴厂、和田木厂、滨恒木厂,英商大英烟厂,祥泰木厂,峰村油坊和四方机厂等。这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持续了4个多月。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2万人。

  5月20日,日本侵略军全部撤离青岛,各厂工潮开始涌动。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编写的《青岛的罢工风潮》描述了工潮初期情况:“工厂风潮渐而恶化起来,有的不服从工厂监督人的命令,表现了无理不逊的态度,遇事满不在乎。” 最初, 工人的斗争锋芒瞄准了工贼走狗。工贼走狗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与工人积恨最深。大康纱厂粗纱把头周立春一贯欺压工人,工人恨之入骨。一天,工人们一齐关车不干活,要求厂方赶走周立春,周立春不滚开就不开车。日本总管无可奈何,打发周立春走了。细纱工人如法炮制,也撵走了细纱大把头任智坦。此外,工人们还同厂方开展了经济斗争。当钟渊纱厂决定降低工资,工人每日扣减5分钱时,在粗纱做工的共产党员高升,鼓动工人关车抗议,并带动其它车间工人开展斗争,全厂形成了罢工气势,迫使厂方撤销减资决定。诸如此类的小型斗争,在许多日本工厂中都发生过,大都取得了胜利。局部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工人情绪,促使斗争扩展开来。此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来青巡视,与市委书记党维蓉研究开展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问题,认为目前出现的自发怠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最适当的斗争形式,既能造成日本厂主的经济损失,又不致造成工人失业,还可以使工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

  进入6月,工人斗争日趋发展。首先拉开罢工帷幕的是青岛火柴厂。 这家日本工厂对工人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工人的反抗。19日,工人因伙食粗劣与日本管事发生争吵,有20多名工人未能吃到饭。第二天事态扩大,全厂进入罢工状态。工人提出改善伙食、减少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等要求。资本家拒绝工人的要求,并扬言关厂,开除闹事工人。26日,资本家断然宣布关厂,工人全部被解雇,并且要把工人全部撵出宿舍。随着事态的扩大,7月1日,国民党当局插手调停,向资本家保证严加管束“不良分子”,压迫工人复工。资本家得到保护,宣布开除23名工人,并于7月9日开工。这次罢工,工人一无所得。

  从火柴厂事件中,日本厂方认为用关厂的办法,不仅可以压迫工人就范,而且可以得到国民党当局的保护,开除“不良工人”,恢复工厂秩序。但是,日本厂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火柴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虽然遭到破坏,但这只是青岛工人大罢工的序幕。从7月开始,已经成熟的工运潮流无法阻挡,工人罢工相继掀起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罢工浪潮,是从铃木丝厂开始的。6月下旬,各厂工潮涌动,暴风雨即将来临。7月12 日,日本总领事馆授意日本各工厂采取镇压行动,并规定:各厂按厂规开除一批“不良工人”;要求政府处分外部煽动分子;镇压无效时,可以断然关厂。16日,铃木丝厂张贴布告,进行威吓震慑。18日晚,3名工人回厂迟到,日本厂主借此开除他们,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其他6名工人积极分子。对此,工人进行抗争,要求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遭到厂方拒绝。19日下午3时,铃木丝厂白班工人全部离厂集会,研究事态发展和对策,旋即回厂按照部署静默对抗。夜班工人接班后,也不工作,全厂进入罢工态势。日本资本家见没有镇住工人的反抗,一面求助于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调停方案;一面封锁工人宿舍,不准工人自由出入,企图逼迫工人复工。但是工人坚持撤销开除工人的命令,减少工时,改善伙食,增加工资及严惩压迫工人的把头等条件,铃木丝厂遂于当日晚宣布关厂停业。

  和铃木丝厂同时行动的还有华祥和山东火柴厂。19日, 华祥火柴厂宣布开除5名工人,山东火柴厂宣布开除7名工人。22日,华祥、山东两厂也宣布关厂。资本家的举动,激起工人强烈抵抗,3个厂先后由怠工转入罢工。华祥火柴厂工人怒打总把头, 把工潮推向高峰。

  27日,日本总领事藤田荣介向代理市长吴思豫施加压力,要市政府把工人撵出宿舍,如不执行,日本方面将进行“自卫”,派兵进行驱逐。

  当铃木丝厂工人被开除时,日本6大纱厂群起声援,纷纷到市政府请愿,酝酿联盟总罢工。同时,日本总领事馆向国民党当局照会,要求迅速劝导日本工厂中的工会活动分子离开工厂,否则日本纱厂将举行联盟关厂。国民党当局还没有作出反应,7月21日,青岛6大纱厂同时宣布关厂,并宣布开除工人,其中,大康60人,内外棉43人,隆兴14人,钟渊43人,富士22人,宝来33人,加上铃木、华祥、山东3厂共开除236人。此时,党组织顺势发动工人由停工转变成罢工,并提出条件与日本厂主斗争。当时大康纱厂提出的条件是:中午关车吃饭,休息一小时;增加工人工资,提高工人伙食费;废除工人出入厂的搜身制度。

  其时,日本总领事馆事先对联盟关厂进行了周密策划,将关闭的工厂分成两档,一档是6大纱厂,这些纱厂设备先进,关厂损失大。据日文报纸《青岛新报》报道,6大纱厂关厂一天,损失为6万元。另一档是铃木、华祥、山东3个小厂,设备简陋,关门损失小。对6大纱厂实行:暂停工3天;停工期间每日发给伙食费2角;被开除的工人必须迁出宿舍,留下复工的周旋余地。对3个小厂的措施则十分严厉,将1700余名工人全部撵出宿舍。

  国民党当局害怕激怒了日本人,无法收场,急与日方交涉。工整会、社会局以调解为名,秘密出卖工人利益,在默认日本资本家开除224名工人后,与日本达成“保证工人严守厂规,军警严加取缔不良分子”的协议,日本纱厂厂主于7 月24日宣告开工。

  第二次罢工浪潮发生在8月。第一次冲突,关厂3天,日本人损失不大,但工人一无所得。复工后,工人忿懑情绪难以平息,虽然照常出勤,但怠工、停工更加厉害。工人怠工方式是开快慢车,日本人来了开快车,日本人一走就开慢车,使生产工序衔接不上,迫使下道工序关车,结果生产下降,6大纱厂趋于全面停车,再次造成罢工态势。

  这期间,各厂工会由于活动分子被开除而悉遭破坏,国民党饬令不要在日本企业建立工会组织,但是纱厂仍有工会活动:一是被开除的活动分子和在业工人仍保持联系;二是虽然吴思豫禁止市工整会在纱厂建基层组织,但市工整会派往各厂的代表和工人仍然保持联系;三是中共青岛市委组织党团员在工人中积极活动,推动工运向前发展。8月1日,中共青岛市委举行“八一”国际赤色日宣传活动。青岛党团市委印制了《八一示威宣言》、《八一口号》等传单,组织四五十名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广为散发。其中青岛党、团市委联合署名的《八一示威宣言》,揭露了国民党用劳资合作的口号欺骗工人和日本同盟歇业开除工人的阴谋,号召工人、学生和一切劳苦大众,自己起来救自己,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以青岛反帝同盟名义印的《八一口号》,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日本资本家歇业开除工人”、“反对国民党出卖工人”、“反对受贿七万元的工整会”、“日厂一律罢工援助失业工人”等。

  这段时间,工人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一方面在生产上怠工,造成生产率急剧下降,制成品质量低劣。另一方面,工人纠察队异常活跃,那些昔日作恶多端为虎作伥的职员和把头,分别受到工人纠察队的警告和处治,《青岛的罢工风潮》描述说:中国职员、守卫和把头十分恐慌,感到危险而逃走的约占75%。由于纱厂的统治体系被打乱,资本家十分恐慌,宣布自8月4日晨起实行无限期关厂。

  铃木丝厂自7月21日停业以来,一直未复工。日商6大纱厂一停工,中国华新纱厂的工人,为了支援日本纱厂工人的斗争,也参加了同盟罢工,于是形成了大康、隆兴、内外棉、钟渊、富士、宝来和华新7大纱厂同盟大罢工。此外,四方机厂、丝厂、木厂和火柴公司的工人,也都相继罢工支援。霎时,反帝的怒火,像火山一样迸发。8月4日上午10时,全市日厂5000 名失业工人集结起来,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进行对抗。国民党当局派宪兵、保安队和警察前往工业区戒备,限制工人的活动。社会局派人到沧口,限制2000名工人就地游行;宪兵和警察以维持秩序为名,诱迫四方、东镇3000名工人到汇泉广场聚会,以避开工人开进市区造成的影响。国民党当局要员在会场镇抚,企图消弭工人的忿懑情绪。在汇泉广场,工人揭露日本厂主无理关厂的实情,并高呼:“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人代表在大会上提出4项条件:1、不许厂方开除工人,不许关厂;2、逮送宪警部门的工贼必须严惩,不得释放;3、严惩帮助日本人压迫工人的警察;4、保障工会的正常活动。

  此后,工厂和工人之间进入了长期的僵持斗争阶段。这期间,日本总领事藤田荣介不断向代理市长吴思豫施加压力,威胁要派陆战队登陆平息工潮。8月7日晚,吴思豫召集青岛党政军警头目商定了5 项镇压工潮办法:1、由党部告诫工友,并取消纠察队;2、党政军警均秘密派人侦察,工人中如有“反动分子”,即依法严惩,并劝告工友恪守法规;3、如劝告不从,再有聚众要挟情事,即由军警制止;4、由市府向日商交涉速行复业;5、失业工人设法遣送回籍,以免逗留滋事。会后,国民党张贴了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告示,吴思豫以宪兵司令名义布告,严防共产党和改组派活动,扬言“一经拿获,定按军法从事”。接着,吴思豫布置镇压活动,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大肆搜捕,被捕者近百人。在工业区,8 月19日,宪兵以共产党嫌疑捕走了大康纱厂工人代表张振邦、杨永泉和内外棉工人徐明光。9月7日,宪兵伙同日本总领事馆巡查捕捉钟渊纱厂工人丁天和、王继三等6人, 丁天和被迫逃往大连。9月8日,大康纱厂工人总代表郭景三遭到逮捕。这期间,国民党当局逼迫失业工人离开青岛,并用断绝失业工人救济手段,驱赶失业工人回籍。

  在青岛工人罢工进入第二个高潮、罢工斗争如火如荼的情况下,8月19日,中共中央派陈潭秋来青岛巡视,陈潭秋来青岛的主要任务是:传达中央对于中东路问题的策略;传达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帮助市委研究制定斗争策略和行动计划,决定成立省、市、厂三级党团组织联合组成的日厂斗争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日厂的罢工斗争。

  21日,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在青岛成立,陈潭秋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临委常委由王进仁、党维蓉、曹克明组成。王进仁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党维蓉任宣传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曹克明任巡视员。省临委暂驻青岛。会议明确省临委的任务是:直接指导青岛市的工作,尤其是日厂的斗争;整顿恢复和建立各中心区域的工作;恢复济南的工作,并准备把省临委机关迁回济南。25日,中共青岛市委改组,由党维蓉、单子栋、 孙守诚为市委常委。党维蓉任书记,孟介人任秘书。为进一步加强对日商纱厂罢工斗争的领导,中共山东省临委决定,由党团省委、青岛市委及党团日商纱厂支部组织日商纱厂工人斗争行动委员会,并制订行动大纲,要点是:加强党对罢工的领导,罢工中要联系反帝、反国民党、反工整会、反国民党改组派,要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斗争口号是:“为吃饭而斗争”、“为反帝而斗争”、“为争自由而斗争”。

  此后,在省临委和市委的组织发动下,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从“九一”(国际青年日)到“九七”(《辛丑条约》签订日),市委组织党团员和群众张贴、散发的传单有《工人快报》、《准备九一示威告青年》、《九一示威宣言》、《九七纪念告民众书》、《告日厂工友书》、《九七告宪兵警察书》、《反对国民党的反俄大会》等。国民党政府社会局的报告说:“9月7日钟渊工会呈工整会请求逮捕散发传单之有关系者刘东峰、刘明臣等四名。9月9日钟渊工人报告,共党丁天和等五六百人专司造谣捣乱,散发反动刊物,确系有外人接济”。公安局报告说:“9月7日,宪兵司令部杜参谋携带随员,并日领馆巡查加藤会同巡官到钟渊日人宿舍逮捕了丁天和,并至中国宿舍逮捕王继三等六名未获”。此外, 吴思豫给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报中也这样写道:“工人闲散过久,生活困难,复逢九一,遂又被反动派煽惑,致日来又露激愤之态”。为了加强防范,国民党当局还在沧口增加了4个连的兵力,并在“九一”前重新组织了侦缉队,到处搜捕散发传单的人。

  9月5日,陈潭秋从大连返回上海时再次来青岛,并利用轮船靠岸的时间,与市委秘书孟介人会面,听取了市委最近工作情况的汇报。陈潭秋指出:党必须坚持不懈地加紧领导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要广泛宣传,扩大斗争声势,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同情。陈潭秋还对市委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9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青岛工作给山东临时省委发出指示信,提出:青岛纱厂工人的斗争,是党目前的主要工作,应用全力来领导。同时,提出继续鼓动工人群众起来向国民党市政府及日厂主斗争,反对市政府遣送工人回家,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黄色工会是三位一体的东西等7 项斗争策略;提出动员各支部同志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建立群众组织,实行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出版《工人快报》,训练工人骨干等9条措施。由于白色恐怖加剧,10月4日、5日,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秘书孟介人等被捕。临时省委遂委任市委委员牟洪礼牟洪礼,字修五,化名李修与。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人。1905年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牟家院支部书记、青岛市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1931年在开封被捕牺牲。接任青岛市委书记。11月7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钟渊纱厂工人、青岛市委常委孙守诚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发出了援助青岛失业工人的通电,号召“全国各工会及全体工友,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进攻工人的毒计”。

  第三次剧烈冲突发生在11月。长期关厂,高温高湿季节造成机器设备锈损腐蚀,而且工厂只有支出,没有收入。6大纱厂停工1天,损失6万元,有些工厂感到难以坚持下去,想早日复业。其实,从关厂开始,资本家就在盘算在于己有利的条件下复业,并秘密派人下乡招工。担任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的日本纺织同业会理事船津辰一郎,奔走于南京和青岛之间,最后于10月14日会晤吴思豫,商定了复业问题。第一步,确定各厂招回杂工清扫场地,准备开工。开工准备妥当后,船津食言变卦,借口仍有“不良分子捣乱”,不能开工。实际上,日本工厂不愿接受以下复工条件:1、原有的工人一律复工;2、复工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3、停工期间工资照发;4、增加工人工资。日方已经知道市长马福祥即将到任,中止了与代理市长吴思豫的谈判,想趁市长交接期间混水摸鱼,强行复业。这期间各厂都已招募了相当数量的新工人,大康有800余人, 钟渊有900余人,最少的铃木丝厂也有200余人。

  日本纱厂强行复工有两种样式:一是大康式,大张旗鼓地复工;一是钟渊式,秘密组织复工。大康纱厂决定11月20日复工,复工前,散发传单,张贴布告,通知工人上工。20日晨,大康纱厂鸣笛开工。与此同时,罢工工人组织反击,集结了4000余人,在四方大庙开会誓师冲厂,打击厂方强行复工。罢工工人面涂红朱作为识别标记,手持棍棒,分路冲向纱厂南门和北门。南门没有警察,首先被工人冲进,转奔北门接应,北门日本警察和浪人受到工人的前后夹击后溃散,两路工人汇齐向车间进发。这时厂里的日本大小总管惊呆了,纷纷关上车间大门逃跑。警察闻讯赶来镇压,罢工工人才不得不退去。至此,大康强行复工失败。

  钟渊纱厂于15日秘密复工。900余名新工人被厂方用马笼车秘密接进厂内,又以“高价”收买部分旧工,许诺上一天工3块钱,每人先发一袋面粉等。应招的工人从专用地道进入厂内后,在厂内食宿,不与外界联系。大康事件发生后,钟渊纱厂罢工工人发现工厂已经开工,便于22日集结了800 余工人包围了钟渊纱厂,富士、宝来的工人也赶来助阵。一时间,沧口街道上人山人海,人声鼎沸。日本浪人骑在围墙上,用高压水龙头冲射工人,还伺机冲出厂来挥舞棍棒殴打工人,相持之下有数十人受伤。罢工工人勇于斗争,使钟渊纱厂秘密复工的阴谋破产。

  在钟渊纱厂罢工斗争中,钟渊纱厂党支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时钟渊纱厂支部有孙守诚、高升、李志英3名党员,孙守诚任书记。罢工开始后,高升被调到市委负责职工运动,厂内只有孙守诚、李志英领导工人斗争。他们以结拜把兄弟等方式,加强同工人的联系,宣传革命道理,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孙守诚受到群众爱戴,被选为缫丝房工人代表,积极领导工人斗争。

  日本总领事馆指挥日厂强行复工阴谋没有得逞,即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此时,南京政府以吴思豫处理工潮不力为由,决定马福祥即刻就任青岛特别市市长。11月11日,马福祥到任。

  马福祥初到任求成心切,派市政府参事孙绳武、秘书王化远与日方谈判,并大量散发《告工友书》,表示要用和平手段尽力交涉,“务使劳资双方各得其平”,以平复工人斗争情绪。但是,11月23日,由马福祥和日驻青总领事藤田荣介签署的《日商九厂复工之办法》彻底出卖了工人利益。这个办法中实质性的两项内容,一是接受日方开除250名“不良工人”的要求,“由市政府劝告自动退职”;二是对于复工工人给予极其微薄的经济补偿,即纱厂、 丝厂、火柴厂分别发给4元、3元、2元。工人坚持为之斗争的原有工人一律复工、照发停工期间工资等条件,全被马福祥出卖了。

  马福祥出卖工人利益,日本人喜出望外,向国民党青岛市政府表示,只要时间与方法不对作业发生障碍,“市政府市党部对于工人为党义之宣传训练,会社方面不吝予以协助”,并且接受了以“劳资合作”为主旨的《工会法》,即允许工人依照《工会法》组织工会,由劳资双方代表组织工会委员会及政府组织调解仲裁委员会,以处理各类劳资纠纷。马福祥深知复工条件不能使工人心服,在27日复工时,即派出大批警察、保安队、海军陆战队,强迫和监督工人复工。尽管如此,钟渊、富士、宝来3厂工人拒不复工,其余各厂也到者寥寥。此时,声言要为地方人民减除痛苦的“平民化”市长马福祥,动用武力胁迫集合4000余工人在观海楼前集会,由市政府参事孙绳武出面,大谈《工会法》的好处。工人听了,全场骚动。此时,孙守诚站起来讲话,坚持复工的4个条件,提出“不准开除工人”、“照发停工期间的工资”等项要求。孙守诚的英勇斗争得到纱厂工人的热烈支持。警察企图抓捕孙守诚,被工人挡住。

  工人们忍痛复工后,斗争没有停止。12月10日,宝来纱厂夜班工人为与日厂主争执停工期间的经济补偿而关车。11日,白班工人停工,对日厂主提出抗议并要求增加工资。大康、钟渊纱厂工人也先后关车,抗议工厂使用亨司表计算产量。此间,日商各厂机器故障不断,产量减少,原材料消耗增加,迫使日厂主接受重新谈判要求,答应对开除的250名工人改为允许一部分人复工;并决定各厂工人不分等级,每月各增加工资3.5元,对伤残工人进行抚恤等条件。

  工人4个多月的斗争终于获得了成果,得到了经济实惠,并使广大工人得到了斗争的锻炼。

  受青岛日本工厂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1929年8月中旬,胶济铁路员工也在酝酿要求增加工资和房租补贴。9月23日,胶济路81名工人代表联合向胶济铁路局管理委员会提出21 条改善员工待遇的要求。为稳定铁路运输,10月24日,路局接受了其中的16条,同意从11月起,工人日薪改为月薪,星期日例假照给工资,工人最低月薪提到14元,斗争取得了胜利。

  12月27日,还发生了青岛人力车工人罢工和四方机厂工人增薪事件。由于工整会强迫工人入会和国民党市公安局征收符号费,全市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迫使国民党当局取消了符号费,罢工取得了胜利。1930年1月上旬,四方机厂工人向厂方提出:增薪2元;日薪改月薪,星期日工资照发;学徒最低工资每日4角;领煤火(发煤炭)。经过斗争,厂方被迫给工人增加了工资。

第三节 工人运动持续发展

  继1929年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后,1930年青岛工人运动持续发展,不仅日商纱厂工人继续斗争,而且扩展到其它工厂。这一年,共有40余家工厂发生近百次工潮,参加斗争的工人达3万人次。这种此起彼落、波澜壮阔的斗争局面,是和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

  1930年,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出于同蒋介石争夺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控制权的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倒蒋活动。同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余万,主战场在河南、山东两省。战争开始,反蒋联军势盛,蒋军被击败,6月25日,反蒋联军占领了济南。7月下旬,蒋介石调整作战部署,重心转向津浦线,调集重兵进行反攻,阎军败退,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

  青岛这个曾是国民党改组派的重要政治据点,在国民党上层分裂对抗的形势下,已被消弭的改组派又活跃起来。4月20日,青岛改组派分子以“中国国民党青岛特别市党部各级民众团体联合办事处”名义,发表了声讨蒋介石和市党部的檄文。同时,改组派分子在沧口、四方、东镇工业区公开活动,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蒋介石,夺取青岛的政治权力。

  与此同时,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也加强了对工运的领导。1930年1月,山东省委作出《山东职工运动决议案》,总结了山东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策略原则。要求全党不断地领导工人进行日常经济斗争,逐渐提高工人积极性,走向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道路;加紧重要产业部门和产业区域的工作,建立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组织,团结广大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3月12日,任国桢(原名任鸿锡,字子卿。化名刘子厚。辽宁省丹东县(今丹东市)人。1898年生。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特派员等。1931年在太原被捕牺牲。)奉中央委派任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在青岛恢复临时省委并召开青岛市委会议。在巡视了四方机厂和沧口纱厂等产业支部后,制订出省、市委工作计划,要点是:开展中心区域的工作,建立中心产业支部,开展支部生活;建立赤色工会和互济会;加强女工和其它劳动妇女的工作。这期间,青岛党组织因势利导,发动工人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大英烟厂工人罢工斗争、纱厂失业工人的斗争、工人驱赶工贼的斗争和人力车工人大罢工。

  大英烟厂工人的斗争  大英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俗称大英烟厂,其总部在上海)于1923至1925年间,在孟庄路、下洼路、埕口路、昌邑路一带购地建厂,该公司由烟叶部、卷烟部、印刷部以及锅炉房和发电室构成比较完整的卷烟生产企业。1930年工人发展到1800余人。

  英国资本家采用“以华治华”的办法,建立了一套由中国买办、监工、把头组成的统治体系。规定工人上厕所要领“出恭牌”,出厂要搜身。并一再向工人宣称,一切福利设施,由厂方逐步实现,工人不得提出要求。这种高压的统治手段,自然不能消弥工人的不满。工人罢工停工的事件时有发生。

  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工人的待遇没有丝毫改善,为争取生存权利,工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自从1929年5月后,大英烟厂工人不断以罢工、怠工斗争方式反抗厂主和监工把头的压迫,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进入9月,是卷烟生产的旺季,20日,工人决定怠工,5天后宣布罢工,并向厂方提出要求:盖食堂和哺乳室;加点(即加班)有钱;女工产假56天,并有工资;每出一箱烟给工人4毛钱花红。厂方考虑此时是生产旺季,罢工损失巨大,即答应了大部分条件。工人复工,斗争取得胜利。

  12月3日,由于工资水平低,工人再次向英厂主提出增加工资等6项要求,厂方不答应,全厂工人被迫罢工。市政府出面“调处”,厂方要求工人4日复工,并坚持要开除36名工人。工人继续进行罢工斗争。16日,市政当局派出保安队胁迫1700余名工人复工,并辞退工人35名,工人被迫复工,罢工失败。

  1930年3月初,由于大英烟厂厂主残酷剥削、殴打、开除工人,大英烟厂工人再次罢工。工潮发生后,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请财政部长宋子文镇压工潮,宋子文于3月7日致函蒋介石,强调卷烟是“大宗可靠之税收,于债券信用市面金融均有巨大关系”,蒋介石分别函电陈果夫、葛敬恩迅速设法消弭工潮。3月10日,青岛国民党政权人事变动,市长马福祥调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葛敬恩任青岛特别市市长。11日,葛敬恩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要严厉惩治“不良之工人”,并提出:工人对资方的要求,除细事外,一律由市府和市党部向厂方交涉;工人不得怠工,务须努力工作;失业工友之优良者,政府帮助安插;不良之工人,决按法律惩治。此时,大英烟厂经理爱普斯向青岛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工厂形势不良为借口向社会局申报停工。国民党青岛当局立即行动,与爱普斯交涉,12日达成照常开工酌加工资的口头协议。15日,大英上海总公司顾问曹云祥来青岛与爱普斯商量对策,商定再次停工,要求国民党当局按照大英烟厂的条件迫使工人复工。

  19日,全厂工人愤起斗争,向厂方提出工会人员因公失业者一律复工;全厂工友每人每日增加工资2角;不准厂方故意开除工友,如欲开除时,非经工会同意无效;包工每月按20%增加;由厂方每月津贴工会办公费400元;公休例假厂方应照常发给工资;厂方如添用新工人应由工会介绍,否则不得入厂等7项条件。

  30日,厂方张贴告示,宣布开除60名工人,拒绝接受工人的条件。工人也不示弱,立刻发表《告全市工友书》,揭露大英烟厂停工压迫工人的罪行,请求社会各界的援助。并向厂方提出如要长期停工,应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为解雇费。4月9日,600多名工人组成示威游行队伍,向市政府请愿,抗议厂方无故开除工人,一路上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市区进发。当游行队伍走到辽宁路、泰山路交叉口时,被各个街口涌出的警察、海军陆战队员和保安队员包围起来,荷枪实弹的军警向工人逼近,强迫工人解散。工人拒不服从,继续挺身前进。双方发生冲突。10余名工人代表被捕,10人受伤,游行队伍被冲散。在大英烟厂工人罢工斗争中,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援助大英烟公司工友后援会”的名义,印发传单,对大英烟厂工人斗争表示声援,号召全市工友联合起来,组织同盟罢工,援助大英烟厂工友。

  大英烟厂工潮被镇压后,厂方采取缓和态度笼络工人,原每日工作10小时改为9小时,工资按工时扣减。以后加点,每小时增发半小时的工资。每箱烟出品,发给花红2角。同时声明原来提出开除60名工人的要求取消,请市政府督饬工人于4月5日复工。4月28日,工潮完全稳定下来,厂方出尔反尔,宣布开除工人14名。这次罢工斗争历时近1个月,工人被迫复工。

  自1929年至抗战前夕,大英烟厂发生过大大小小的罢工、怠工斗争不计其数,如1930年5月10日工人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1931年11月29日,为抵制厂方开除73名工人奋起罢工,后经国民党政府社会局“调处”,6名女工准予复工,其余67名被开除。1934年,印刷部根据总厂通知裁减工人,开除4名工人,印刷部300余名工人集体罢工等等。

  纱厂失业工人的斗争  1929年罢工斗争中,日本工厂开除的1000多名工人,大部分回到青岛,成为失业工人。这批失业工人有很多是罢工斗争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和在业工人联系密切,内外配合进行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青岛分会及时领导了失业工人的罢工斗争。1930年3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青岛分会印发《告钟渊、宝来纱厂工友书》,揭露国民党帮助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人,把工人罢工斗争镇压下去的罪恶;揭露国民党强迫工人加入工整会的阴谋;揭露日厂主收买工贼压迫工人是更毒辣的法子和日厂主推行包工制的新剥削手段。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反对包工制,反对工贼压迫工人,反对国民党强迫工人加入工整会,要求增加工钱,要求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要求恢复失业工友的工作。4月17日,宝来纱厂新验20余名工人,失业工人闻知,集合向厂方交涉,提出失业工人不复工,不准验收新工,最终迫使宝来纱厂撕毁新招工人名单。20日,沧口纱厂失业工人宣称要强行复工,公安分局立即派出警员到各纱厂戒备。此日,钟渊和宝来纱厂在警察保护下验收新工,也被失业工人冲散。

  进入5月,有很多纪念日,容易引发工人斗争。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阀混战。失业工人受到时局影响,斗争意志旺盛。各厂先后成立了失业工人工会。一面与社会局交涉,迫使社会局与厂方联系复工事宜;一面拦阻工厂招验新工人,声明失业工人未复工前,工厂不准招收新工人。5月1日,新任市长葛敬恩密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青岛工人分子复杂,益以改组派、共产党混迹其间,反动传单日有发现。”为了削弱工人的斗争锐气,社会局挖空心思制造了一个大骗局。4月末,社会局召集失业工人代表开会,谎称已向日方交涉,争取半数或三分之二的失业工人复工。30日,社会局再次召集失业工人代表开会,再次谎称复工已有希望,要求失业工人从5月1日到6日期间不要发生纠纷,以免破坏谈判的好势头。但是,10天过去了,失业工人没有听到复工的消息。5月11日,工人代表到社会局探听,社会局宣称市长葛敬恩指示:允许三分之一的工人复工,三分之一的工人必须回乡,不准在工厂逗留。骗局终于揭开了。5月12日, 沧口各厂在业工人代表和失业工人代表到市内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富士纱厂千余名工人也列队参加。5月14日夜,葛敬恩决定对失业工人采取行动。警察、保安队奉令搜捕失业工人,251名失业工人被拘捕,复工斗争遭受打击。

  在失业工人不断斗争之时,在业工人也不断斗争,支援失业工人复工运动,并推动厂工整会支持失业工人的要求,监督厂方招工时,尽量招收失业工人。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斗争,使各厂工整会态度明朗起来,表示与厂方斗争,支持失业工人复工,不准厂方随意验收新工。

  日本厂主采取对策,利用工人中的地域帮派观念,收买工贼成立工会与工整会抗争。钟渊纱厂的工贼工会,工人称之为“马皮工会”(钟渊纱厂资本家收买工贼办工会,发给每人一套西服和皮鞋皮帽子。工人谐音双关称为“马皮工会”。),首领是工贼王景贤。6月20日下午,工人们决定关车去砸“马皮工会”。大家关了车,拿织布机绞纱棍、棉卷钎、粗纱锭作武器冲出工厂,赶来协助的有大批失业工人。警察局第五分所立刻派出警士拦截,并急召保安队和海军陆战队赶来镇压,警察开枪示警,海军陆战队支起机枪,逐个检查工人,说工人中有共产党,还有手枪。王景贤等出来当眼线,引导警察捕人,当场捕去17人。夜间,警方又进行大搜捕,前后共捕去70多人。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的联合斗争遭镇压。

  开展驱赶工贼的斗争  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在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不断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而斗争。1929年8月,胶济铁路全体工人,因生活用品价格日高,难以维持生活,向路局提出加薪要求,并提出津贴房租。10月,胶济铁路工人又提出23条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而路局只答应夫役、路警、保安队、工匠每人月薪增加2元,遭到工人反对。路局不得不重新考虑工人的要求。经过谈判,路局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工潮告一段落。1930年1月,四方机厂工人又发起增薪运动,工人要求增薪2元,日薪改月薪,星期日工资照发,学徒工资每日最低4角,发给用煤。当时群情激愤,各厂工人拥至帐房向厂方提出要求。路局和厂方因胶济铁路工人调整待遇在先,只得同意了工人的条件,增薪运动取得了胜利。

  6月,中共四方机厂支部领导工人开展了驱赶工贼徐修志的斗争。四方机厂领班徐修志,在日本和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就是欺压工人、为非作歹的工贼。国民党接管四方机厂后,承袭了旧的管理制度,徐修志仍然受到重用。6月7日,中共四方机厂支部领导工人驱逐徐修志,并要揍之而后快。徐修志见众怒难犯,不敢招架,吓得跑了。厂长竭力调停说服,企图让徐修志回厂上班,遭到工人坚决反对。虽然厂长不肯挂牌将徐修志除名,但徐修志再也没有回厂上班,工人斗争取得了胜利。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非常重视这一斗争,认为四方机厂的斗争意义重大,如果能将这一斗争扩大到全路,即具有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国民党的重要作用。6月9日,四方机厂举行纪念活动,工人发表演说,反对领班任意欺侮工人,并将反对领班的斗争扩大到其它工厂。

  6月中旬,钟渊纱厂工人与欺压工人的工头进行斗争,国民党当局调动海军陆战队与保安队堵截冲出厂外的工人,包围工厂,逮捕了70余名工人。青岛市委及时将这次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随后,宝来、富士、隆兴、大康、内外棉等纱厂也出现了驱赶工贼和“打狗”活动。

  人力车工人大罢工  7月21日,省委和青岛市委为改善人力车工人难以维持生计的处境,发动了5000名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

  青岛有大小车行286家,拥有人力车2500余辆。人力车夫约5000名。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靠租车度日。车行约半数为日本人经营,日本车行规模大,车辆多。中国人经营的都是小家。人力车工人一般二人合拉一辆车,收入不固定,时多时少。一般说来,4月至9月是旺季,收入多些,一天能挣1元左右;10月至3月是淡季,一天只能挣五六角钱,最多不过七八角,有时甚至分文不进。但是,租金是固定的,按天缴租,不能拖欠。车租每日3角至3角5分,占车夫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旺季时拉车,养活自己还略有剩余;淡季时,常常入不敷出。有家口的车夫,生活更加拮据。青岛社会局曾作过调查,1929年人力车夫每人每月平均收入28.38元,支出33.76元,月亏5.38元。1930年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为27.36元,支出29.71元,月亏2.35元。

  即使如此,人力车业公司仍然要求将车租增为4角至5角,市政府也同意按3角至4角收租。此时中原大战正酣,青岛市面萧条,金融恐慌,物价腾贵,乘车的人减少,闲车增多,大抵每日闲车达500辆。加上1930年投入运营的几辆公共汽车,增加出车班次,招揽了的部分乘客,致使人力车夫的生意更加困难。因此,反对增加车租成为人力车夫的普遍要求。

  7月21日,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爆发。1000余名人力车工人向市政府请愿,他们情绪愤慨激烈,强烈要求恢复原来的车租价格。市政府要求工人先复工,静候3天。第二天,人力车夫又去请愿,市政府不予答复,派出保安队阻拦车夫,双方发生冲突,保安队开始捕人。25日,公安局派出警察和保安队大肆拘捕,前后共捕去了200多人。

  此时,国民党改组派势力也乘机鼓动人力车工人罢工。7月22日, 葛敬恩急电国民政府,密报工整会唆使人力车夫罢工,说“数种报纸从而和之,聚众千数拦阻交通,而共产党乘机煽动,遍发传单”。蒋介石复电葛敬恩,要他严加防范,妥善处理。26日,葛敬恩下令公安局、保安队采取行动,逮捕了81名人力车夫,并禁锢了市党部委员李翼中、吴任沧。蒋介石对葛敬恩的镇压行动表示赞赏,复电同意葛敬恩暂令各报停刊,并通知中央党部电召市党部委员李翼中、杨兴勤去南京接受训谕。

  在这次人力车工人罢工过程中,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孙劲文深入到人力车夫中,组织部分人力车夫集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提出成立罢工委员会,派代表到各业工人中联络争取援助,组织募捐队募集罢工基金,成立纠察队保护罢工等等,扩大了党的影响。省委书记任国桢亲自执笔写了《告洋车工人书》,党员陈少敏、董汝勤、李文美等到处串联,散发传单,鼓动工人斗争并且发动人力车夫家属请愿,带动了几百名妇女儿童到市政府要求放人,要饭吃。市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终于在28日将扣押的人力车夫释放。

  由于人力车夫是分散的个体劳动者,缺乏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罢工中呈现松散现象,难以统一意志,战斗力不强,因此罢工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只好按市政府规定的3角8分交租。7月27日,人力车工人复工。这次人力车工人罢工,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打击了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助长了工人阶级的斗志。

  7月10日,还发生了青岛商民愤起捣毁货捐局的斗争。为反对国民党当局新加印花税,青岛300多名小商民先后将大港、小港货捐局捣毁。公安局派警弹压,捕去商民4人。市委决定,借此事件扩大反对新军阀的斗争和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加紧组织贫民协会和店员工会。

  1929—1930年间,青岛工潮不断,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由于当时青岛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左”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30年8月15日,蒋军攻克济南,阎冯联军败局已定。随着阎冯联军的失败,北平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垮台,汪精卫表示归顺,宣布解散改组派的组织活动。8月,葛敬恩辞去市长职务。9月1日,胡若愚接任市长。9月7日,青岛国民政府取消市工整会。随着蒋介石的政权趋于稳定,青岛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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