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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岛地方史》第一卷 第三章发布者:admin | 日期:2008-04-09

第三章 掀起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第一节 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大罢工

  青岛国共合作实现后,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向前发展。中共青岛组织利用革命的有利时机,发动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掀起了党领导下的青岛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日商在青岛经营大康、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宝来6大纱厂和铃木丝厂等,有中国工人2万名左右,占青岛产业工人的60%以上。在日本厂主的残酷统治下,纱厂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5年2月9日,在李立三、邓中夏等领导下,上海沪西工友俱乐部就日商内外棉八厂日本领班毒打女童工,开除男工,工人自动罢工一事,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动员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即日,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工人约1万人罢工,并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12日,内外棉所属11家纱厂工人全体罢工。18日,沪西丰田、同兴,沪东大康、裕丰等11家日商纱厂工人相继罢工。全市22家日商纱厂,3.5万工人投入罢工。工人先后成立了工会,建立纠察队,形成2月罢工高潮。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青岛后,受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胜利鼓舞的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迫切要求组织工会,改变现状。中共青岛组织因势利导,派四方机厂工人领袖郭恒祥和工会积极分子,分头深入到大康、内外棉、隆兴等日商工厂,利用各种机会创办工人夜校,培训工运骨干,发动工人同日本厂主作斗争。大康纱厂的司铭章(后叛变)、李敬铨(又名李敬泉、李国栋。山东省历城县人。1904年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济南特支书记。1931年在济南牺牲。)、苏美一(后叛变),内外棉纱厂的阎思栋,隆兴纱厂的赵志全等一批练习生在革命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下,热血沸腾,纷纷表示“豁出命来干”。他们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秘密串连,走街串巷向工人宣传成立工会、团结起来同日本资本家斗争的意义。1925年3月,大康纱厂工会秘密成立,会员很快发展到800余人。4月,内外棉、隆兴等纱厂工会也相继建立。

  大康纱厂日本厂主得知工人秘密组织工会,十分惊慌,派人秘密侦察,伺机进行破坏。4月14日夜,大康纱厂工会正在进行会员登记时,不慎被地方军警发现。地方军警强行搜去会员登记名册,将其交给日本厂主。日本厂主惊恐万状,几天内开除了一批工会骨干。

  4月18日,趁工人上班之际,日本警察持枪到大康纱厂工人宿舍砸门搜索,搜去工会文件,逮捕3名工会活动分子。对日本人的非法行径,胶澳商埠警察厅不仅不予以制止,反而派军警密布工人宿舍,助纣为虐。全厂工人怒不可遏,纷纷提前关车下班,并团团包围工厂人事系,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晚10时,日本厂主被迫放人。

  当厂方逮捕工人时,司铭章、苏美一、李敬铨等主要工会骨干正在厂外,免遭不测。他们将大康纱厂发生的情况及时向中共青岛支部作了汇报,青岛支部立即召开会议,大康纱厂30余名工会骨干参加。大家一致认为,为抗议日本厂主暴行,应坚决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会议还详细制订了罢工计划,成立罢工指导委员会,由司铭章、苏美一、李敬铨等担任领导;下设组织、秘书、宣传、交际、会计、庶务、交通等。规定罢工期间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会员要绝对服从和遵守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组织纠察队、捐款分配委员会和军警接待委员会。纠察队10人为1组,每5组为1团,每4团为1队,队设队长。任务是站岗、巡逻、查夜,逮捕工贼,防止敌人破坏,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维护罢工秩序等。捐款分配委员会负责接收补济募款和款项的分配使用。军警接待委员会专门负责接待、联络下层军警,讲清罢工原委,使其同情罢工,以减少对罢工的压力。组织谈判代表团,由司铭章、李敬铨、李春荣等担任,负责与厂主谈判。组织人员起草罢工条件、泣告书、告军警书等。

  4月19日晨,司铭章代表罢工委员会向日本厂主递交了“二十一条”:1、承认工会为工人正式代表之机关;2、日工加薪,每人每日一律加大洋一毛;3、包工加薪,按原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4、夜工饭钱自本月起,一律增加一倍;5、取消押薪制度;6、取消“二割引”制度(即取消扣百分之二十的工资);7、因工伤者,工资照发(医药在外);8、一律免收房费;9、延长吃饭时间至一小时;10、以后日本人不得打骂华人;11、每年给假一月,假期内不得开除;12、应规定保护女工,每月给生理假两日(工资照发);13、减少童工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八小时;14、如工人违犯厂规,得由工会同意方可处分之;15、公司所罚工人之款,应提交工会作教育工人之经费;16、此后不得借故开除代表;17、公司应规定工人有得花红之利益;18、此后公司待遇工人应一律平等;19、不得扣除罢工期间的工资;20、公司承认此项条件,须双方订立合同并签字盖章;21、订立合同必须有证人作保。并限厂主24小时内答复,否则将举行罢工。

  “二十一条”提出后,日本厂主置之不理,并通报日本驻青领事和日本政府,要求出面干涉。胶澳当局慑于日本政府的压力,积极调派警力,准备弹压。工会得知这一消息,为不使罢工半途夭折,断然采取紧急应变措施,提前6小时于19日夜12时举行罢工。由于罢工命令突然变动和日本厂主增加了警戒护卫,提前罢工的命令很难送进厂内,司铭章不得不于深夜,从墙头爬上厂房,再从厂房天窗翻越而下,宣布执行罢工委员会的罢工命令。

  全厂5000余名工人按照罢工委员会的命令,在19日晚举行罢工。工人很有秩序地组织起来,每10人编为1组,每3组有1名工会代表指挥,表现了工人阶级特有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20日黎明,胶澳警察厅派数百名保安队员开到四方,而大康纱厂内外及华工宿舍早已被工人占领,工厂死一般的寂静。5000余名罢工工人以棉卷钎等为武器,镇守在纱厂内外和宿舍四周。日本厂主、监工和封建把头不得进厂,竟恼羞成怒,断绝罢工工人伙食,封闭工人宿舍。保安队也以武力相威胁。但罢工工人在中共青岛支部的领导下,紧密团结,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罢工委员会分别向日本厂主和胶澳警察厅送交了罢工宣言,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工人沿街游行示威,散发《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和《告军警书》。《泣告书》旗帜鲜明地揭露了日本厂主欺压中国工人的罪恶,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各新闻单位纷纷开辟工潮专栏,为罢工工人呐喊助威。日本厂主采用收买、利诱、威吓、离间等种种手段进行破坏,但都动摇不了罢工工人的斗志。罢工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

  为迫使日本厂主接受“二十一条”,21日下午3时,大康纱厂全体工人上街游行,向日本厂主和前来镇压的军警示威,同时向全市各界揭露日本厂主压迫工人、破坏工会组织的罪行,并发表第二次《泣告书》。5000余工人手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会万岁”的小旗,沿四方主要街道游行示威。工人们声泪俱下,陈述倍受日本厂主盘剥摧残的惨境,请求社会各界予以援助。

  罢工开始后,中共山东地委立即从青州等地选调几十名共青团员、学运骨干来青岛帮助工作,地委主要成员王尽美、尹宽、刘俊才、王翔千、王用章(后叛变)等也都赶赴青岛,以加强罢工的领导。22日,中共山东地委书记尹宽,执委王翔千,召集邓恩铭、孙秀峰、王用章、李春荣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努力促使大康纱厂工人罢工发展成为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青岛党组织派出党团员分别到各大纱厂发动同盟罢工,李春荣、王用章、孙秀峰还按厂作了工作分工。

  大康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得到全市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大康纱厂工人游行示威的当天,四方机厂1400余名工人进行怠工,以示声援。内外棉、隆兴纱厂工人,得知大康纱厂罢工后,亦推选代表,发表宣言,誓为后盾。在青岛党团组织的宣传发动下,23日,内外棉纱厂3200余名工人,在阎思栋等的领导下开始罢工,支持大康纱厂。他们向日本厂主提出:工人在规定休息时间,应照发工资;工人死亡时,给以一年工资作为遗族抚恤金;不满十六岁的幼年工人,其工作时间每天应以八小时为限;女工月经时,予以二日之休息。24日,隆兴纱厂2800名工人也加入了罢工行列。三大纱厂一致行动,使罢工人数增加到11000余人。

  与此同时,其它纱厂亦闻风而动。25日,日商铃木丝厂800余名工人准备响应罢工。厂主闻讯后,先发制人,宣布停产,发给工资和路费,动员工人回原籍。29日,罢工运动扩展到沧口。沧口最大的纱厂日商钟渊纱厂5000余名工人起来响应罢工。富士纱厂厂主为阻止工人罢工,也采取了铃木丝厂的手段,宣布停产,遣散工人。此后,一些小型工厂工人也纷纷行动起来,或罢工,或怠工,或停产。到4月底,日本在青岛的6大纱厂20余万枚纱绽全部停止了运转,所有日商纱厂、丝厂的工人都参加了同盟罢工,罢工人数近2万人。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实现。

  罢工爆发后,工人面临着生活无着的困难。为得到全市各阶层的支持,青岛党组织发动成立后援会,作罢工工人的后盾。胶济铁路总工会在大康纱厂罢工后,立即成立了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并于25日召开紧急会议,发出援助宣言,并通告全路工友募捐巨款支援。通知发出后,各分会工人踊跃捐款。四方机厂工人当即每人捐出一日工薪,送交罢工委员会;张店分会将第一批捐款送青岛。津浦铁路、京汉铁路各总工会也汇巨资帮助失业工友。此外,青岛其它工厂企业的职工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也都慷慨解囊,热情捐助。沧口地区“国民党第三区委员某君”一次捐了10包大米和20袋面粉。罢工委员会为了保障罢工工人的生活,还派出募捐队上街、下乡募捐。青岛大学学生在大康纱厂工人罢工当天就成立了后援会,发表声明,支援罢工,并组织学生到社会上进行宣传和募捐。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乙丑年(1925年),大家起义,同盟罢工,四月初一(阴历),工友们,同心协力,建设团体,不受鬼子气!……”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得到党中央的关注和支持。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十九号通告,指出:“青岛日本大康纱厂罢工事,其成效关系北方劳动运动及上海纱厂工人运动,影响甚大,望同志们设法运动当地各团体发电声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以大量篇幅刊载了青岛纱厂大罢工的消息、通讯、评论,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革命运动者,都应努力起来援助青岛大康纱厂工人”。

  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革命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支持青岛工人的罢工运动。中共中央从上海派工会代表江元清、张佐臣携带款项来青岛慰问。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发出通电声援后,派代表吴雨铭等携款来青岛慰问。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汇出2000元捐款,并发表声明:如果青岛日本厂主不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上海20万纱厂工人将举行罢工予以支援。日商纱厂大部分在上海有分厂,上海代表的声明,给日本资本家造成了强大压力。

  济南各界人士对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他们除急募一批捐款,于4月26日召集各法团开会,组成“济南各界青岛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外,还将大康纱厂工人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呈送山东军政当局,请其向日本领事交涉,从速答复,又请其将各界“慨捐巨款,派人送交罢工团体”。

  青岛纱厂工人的罢工浪潮,在全国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帝爱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罢工初期,日本厂主态度强硬,拒绝与工人代表谈判,并屡耍花招,进行拖延。然而,当他们看到罢工声势日渐浩大,工人意志如钢,工厂的损失日趋严重时,厂主们恐慌起来。4月23日,各纱厂厂主纠合起来,研究对策。25日,又齐集大康纱厂密谋,事后宣布:“凡在罢工期间内照常上工者,每日加给工资六成,在风潮开始后上工者加赏八成,风潮将息先自上工者,永久增加工资四成”。《晨报》1925年4月30日。日本厂主以为,用几个钱即可达到收买人心破坏罢工的目的,但他们错了,“工人对此项悬赏并不介意”。钟渊纱厂厂主为转移斗争视线,拉拢工头,企图达到“以工头制工人”、“以华人制华人”的目的,并不惜重金收买地痞流氓,到工人居住密集的四方,进行反罢工宣传,散发反动传单。但是,工人对此不予理睬,罢工斗志更加坚定,特别是绝大部分工头都已觉醒,坚定地站到工人的一边,甚至成为罢工的骨干力量。就在日本厂主密谋的同时,四方各纱厂工会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就罢工问题“征求男女各工人志向,以期坚诚而免为利诱或威逼,致中途生变”,“当时全体赞成,坚持到底”,并表示,“无论发生若何危险,及身体受若何痛苦,誓不反悔。以期达最后目的”(《晨报》1925年4月30日。)。

  此时,日本政府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全力镇压罢工。4月25日,日本驻京公使馆向北京临时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迅速饬令当地官宪,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镇压罢工风潮”。29日,北京《晨报》登载了日本外务省向中方提出的要求:“(一)先求中国保安当局发动制止;(二)由济南派警赴青;(三)将青岛总领事权限再行扩大”。是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要求制止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照会说:“现青岛罢工运动日益蔓延,加入罢工团体之人数达一万有奇,中国政府须加以注意,且设法加以防止。”(《晨报》1925年4月30日。)北京临时政府慑于压力,满口答应芳泽的要求,并立即命令胶澳督办温树德设法阻止工潮。4月30日夜,日本驻青总领事崛内访戒严司令部。5月1日晨,又访胶澳督办温树德,提出:1、逮捕外来之煽动者;2、工人宿舍内有工人以外之人物,应加以整顿;3、取缔本日之劳动节运动。“此三项要求,均经中国政府承认”。(《晨报》1925年5月9日)

  此后,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采取一系列措施镇压罢工工人:一、派出大批军警不分昼夜地监视工人。日本驻青岛的警宪全部出动,日本纱厂职员皆佩带手枪,以恫吓罢工工人。二、收买工贼打入工会,探听情报,伺机挑拨离间,进行破坏。三、组织反罢工集团(如工人自治会),以每月增加2元工资为诱饵,拉拢落后工人加入,以分裂工人队伍。四、收买一批败类,组织反对罢工的宣传,瓦解工人的斗志。五、动员大批军警,进行“整顿宿舍”,搜查工人住处,清除“不法分子”和“外来煽动罢工者”。六、逮捕工运领袖,以釜底抽薪的手段,使罢工群龙无首,以达到扑灭罢工烈火的目的。5月4日,日本厂主勾结胶澳当局在泰山路13号以鼓动工潮首领之名逮捕了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并于11日将其驱逐出境。邓恩铭被捕后,山东地委立即派刚从苏联回国、被中央派到山东工作的李慰农(原名李尔珍,化名王伦。1895年生。安徽省巢县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入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深造。1924年底回国。曾任中共四方支部书记。1925年7月26日被捕,29日牺牲于青岛团岛。)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青岛地委书记的身份来青岛,接替邓恩铭领导青岛党的工作。李慰农来青后,建立了中共四方支部,并任书记,傅书堂、丁菊畦任干事。因工运高潮迭起,青岛地委未及组成。

  在激烈的罢工斗争中,北洋政府和山东、青岛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完全与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5月4日,山东议会副议长、交涉署长、实业厅长等来青岛为日本人说项。他们到日商纱厂参观视察时,劝说“罢工者勿逾越劳动争议之范围”,以免“惹起国际交涉” 。胶澳警察厅长陈韬和商会会长隋石卿等在日本人面前更是唯命是从,与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镇压罢工工人。

  持续了半个多月的罢工,使日本资本家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5月6日,日商6大纱厂厂主商讨后发表书面声明,只要工人答应停止罢工,“将给予特别优厚条件”。罢工委员会在对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后决定,先和日本厂主谈判。

  经过两天的谈判斗争, 5月9日,罢工工人代表向日本厂主提出9项复工条件,日本厂主签字同意。9项复工条件为:1、改善工人待遇;2、每人每天增加1分钱的伙食费;3、工伤由厂方支付医疗费;4、给半小时的吃饭时间;5、工作时间内增加两次各10分钟的休息时间;6、罢工期间发两天工资,5天内不复工者不发;7、从速支付拖欠的工资;8、赏罚公平合理;9、不殴打辱骂工人。9项条件签字后,日本厂主片面宣布5月10日晨6时复工,并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工人见厂主如此无理,非常愤怒,纠察队员立即撕毁布告,捕捉乘车散发传单的4名日本工头,狠狠打击了日本资本家的威风,增长了工人的志气。日本厂主无奈,只得由胶澳当局取保,工人才将4人释放。工会重新宣布,于5月10日晚10时复工。

  10日下午3点,1万余名罢工工人在四方召开庆祝大会。会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每人手擎一面小旗,上书“拥护工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等口号,另有两面大幅红旗,上书:“罢工取得胜利!”工人代表司铭章、苏美一及上海代表江元清等先后登台演说,说明罢工胜利的伟大意义,号召工人加强团结,奋勇前进。演讲后,工人大呼:“我们胜利了!”“工人团结万岁!”“工人胜利万岁!”“工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后,全体工人又结队游行。“工人簇拥三工会的牌子为前队,次为军乐队,次为中乐队,次为会员,队伍衔接长逾数里,两旁均由纠察队维持秩序,工人高唱胜利纪念歌,一时爆声振天,欢声雷动,三个纱厂工会的牌子,高悬于他们的会所门口了。”(《向导》第116期。)青岛纱厂工人坚持了22天的第一次大罢工,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和勇敢奋斗的精神。

  纱厂工人罢工的胜利,推动了全市的工人运动蓬勃向前发展:一、工会组织普遍建立。除日本纱厂成立工会外,水道局、电灯公司、电话局、码头、印刷、火柴、卷烟、油坊、食品等各业工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一些小维修厂、铁厂等行业,也联合成立了工会。全市入会工人已近2万名。二、工会组织开始被承认。大罢工前,反动当局不允许工人擅自组织工会,纱厂罢工后,当局也无可奈何。在罢工过程中,工会成为工人的台柱子,成了工人的依靠。尽管日本厂主不承认工会,但他们必须跟工会打交道,才能解决问题。有时,他们故意撇开工会,直接和工人交涉事件,工人便回答说:这事须要去问工会,我们听工会的。在工人中,工会是权威的象征,事无巨细,皆愿向工会反映,请工会作主。尤其是胶济铁路总工会,权威更大。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胜利后签订的协议,工人把它送给银行和胶济铁路总工会各一份进行保管,以免日后日本厂主赖账。当纱厂工人纠察队员抓到工贼时,也送交工会处置。三、工人待遇得到改善。纱厂工人罢工以后,待遇得到了改善。其它工厂企业,害怕工人“闹事”,也主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增加工资和休息时间。四方机厂在2月罢工时,厂方答应增加的工资一直未兑现,纱厂工人罢工胜利后,厂方立即宣布每人每月增加工资6元。四、工人的地位得到提高。随着工会组织的大量涌现和工人觉悟的不断提高,工人的地位得到提高,精神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工人见了日本厂主、工头总是躲着,现在是昂首挺胸,无所畏惧。罢工期间,工厂大门口的搜身制无形取消。有些监工、门卫见了进厂工人想要搜身盘问,工人就拍拍胸前的工会会章说:“问什么,看不见吗?”他们就不敢再问。

  更为可喜的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女工也纷纷组织自己的工会。除电话局妇女进德会外,还成立了港口卷烟女工联合会。5月24日,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女工200余人集会,成立了四方纱厂工会女子执行委员会,并选出委员16人。共青团员马玉俊当选为委员长。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期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5月1日至9日在广州召开。青岛工人傅书堂、伦克忠参加了这届大会,并向大会汇报了青岛纱厂罢工情况。大会收到了青岛罢工工人发出的求援电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向傅书堂、伦克忠询问了青岛工运情况。5月中旬,刘少奇在傅书堂、伦克忠的陪同下来青岛指导工人运动。在四方海岸路18号,刘少奇听取了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等的汇报,在了解了纱厂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及当时纱厂罢工的形势后指出:纱厂工人受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压榨,生活格外苦,应最大限度地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为自身的利益作斗争,这是很伟大的力量。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要尽快把各业工会组织起来,工人运动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动,大家一起动;停,大家一起停,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嘱托大家认清时局,准备应对敌人的反扑。刘少奇深刻的指示和精辟的分析,为纱厂工人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他在青岛停留了两天,慰问了工人代表,为大家讲述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经验,激励了斗争中的青岛工人。

 

第二节 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大罢工和“青岛惨案”

  日商纱厂第一次同盟大罢工,迫使日本厂主在复工协议上签字,工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日本厂主被迫答应部分复工条件,只不过是为了赢得时间和军阀相勾结,以伺机反扑。

  工人复工后不久,日本厂主首先发难,不履行已签订的9项条件,强行开除50余名工会代表,并要求警察厅将这些代表驱逐出境。这些工会代表包括罢工领导人司铭章、苏美一、李敬铨等。在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的领导下,这50余名代表依然在四方一带为工会办事,与工人团结战斗在一起。

  开除工会代表后,日本资本家又视工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极力勾结胶澳当局加以破坏。又不惜重金拉拢腐蚀意志薄弱者成立黄色工会,收买工贼,刺探工会内部情况。日本厂主要求日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压迫胶澳当局干涉工会活动。胶澳当局先是胁迫50余名被开除的代表离开青岛,接着日本厂主又以补发9个月工资为诱饵,企图清除工会干部,最终摘掉工会牌子。工会代表看清了敌人的阴谋,都弃钱不要,不离开工人。软的不行,敌人又用重金贿赂胶澳当局使用武力弹压。

  5月24日,工会获悉胶澳商埠警察厅长陈韬将于次日下午前往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摘掉工会牌子。在李慰农的主持下,工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对策:工会文件全部收藏,停止办公一日;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一得到工会命令,三个厂同时停工,工人不出厂,不干活,直到牌子归还为止;如日本厂主以关厂歇业相要挟,工人即驱逐厂主,占据工厂相抗争。

  25日下午3时,陈韬亲率保安队员300余人,开赴四方,强行将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的工会牌子摘掉。3家工厂的工人遵照工会决定,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停车罢工。工人们纷纷从车间走出,将陈韬团团围住,要他归还工会的牌子。工人们说:你得了日本人5万块钱就来压迫我们,不要当日本人的走狗!工会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摘去工会牌子就是要我们的命,赶快把牌子还给我们!还工会牌子就开工!从午后3时到晚上9时,陈韬所到之处,无不被愤怒的工人所包围。陈韬在工人层层包围和斥责下,难以脱身,不得不把工会牌子还给工人,重新挂上。

  工人的又一次胜利,使日本人大为恼火。大康纱厂日本厂主想以关厂威胁工人,工会即按原计划驱逐日本人出厂,占领车间。内外棉和隆兴纱厂工人闻悉,为支持大康工友,亦即自行停工,形成第二次同盟大罢工。27日,胶澳督办公署外交科长牟幼南又率大队军警到四方,劝告工人摘去工会牌子,同样遭到工人的拒绝。

  青岛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大罢工的爆发,给日本厂主带来更为惨重的损失。5月26日《晨报》报道:“素操全埠金融之正金、朝鲜、龙口、济南各银行,所有钞票在市场上皆不通行。所依赖者即各纱厂为之辅助。今也全体罢工,不特纱厂损失资本,金融停滞活动,且该国各地赖由出口东渡之华产米面,亦将无法运输,全国生计攸关,能不恐慌?”为了防止工人破坏机器而带来更大的损失,日方责令警厅与工会代表商谈,实行缓兵之计。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则软弱可欺。于是,日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日本驻青总领事崛内几乎每天向胶澳督办公署提出镇压罢工的要求。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也多次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以武力平息工潮。5月27日,芳泽拜访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要求中国政府“急派在济南山东督办之军队前往保护,取有效适当之处置”,并以“如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实属势所当然”(《申报》1925年5月29日。)相威胁。

  28日,在日本公使访沈瑞麟的同时,日本政府调 “樱”号、“桦”号两艘军舰从旅顺火速驶进胶州湾,并“鸣炮数十发,隆隆震耳”,向罢工工人示威。同时命令停泊在日本佐世保的“管内”和“点呼”两艘军舰,装载军需品及陆战队200人,整装待命。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下,北洋军阀政府及胶澳当局急电山东督办张宗昌从速镇压罢工。张宗昌接到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罢工的命令后,授电胶澳督办温树德,称:“集会结社虽为宪法明文所定,但在事先应有申请手续。如不经申请,地方官宪有维持治安的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译自日文《日人纺织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摇》,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1925年9月30日出版。张宗昌还派旅长张培勋来青“协助”温树德镇压罢工。温树德根据北京政府和张宗昌的命令,连夜制订了屠杀工人的计划,并下令“以严厉之手段,作最后之解决”。

  28日晚,温树德命令戒严司令部、保安队、渤海舰队,调集陆军、保安队、海军陆战队共2000余人,开进四方,包围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及工人宿舍。其中,陆军500余人包围大康纱厂,海军陆战队500余人包围内外棉纱厂,保安队600余人包围隆兴纱厂。为不使工人有一人漏网,另一支军警则埋伏在大康纱厂墙外的海滩上,以防工人从海上逃走。此前,温树德还派军警控制了水源地、火车站、发电所、电话局等要害部门。

  29日凌晨,3家纱厂1万余名工人,有的正在工厂值勤,有的正在宿舍睡觉,军警冲进工厂,强令工人退出车间,集中到宿舍看管起来,然后挨个搜查,逮捕罢工骨干。海军陆战队员冲进内外棉纱厂时,工人拒绝出厂,发生冲突。士兵们根据温树德“打死人不要紧”的命令,向工人开枪。一时枪声大作,死伤遍地。纱厂工人在敌人残酷的大屠杀面前,表现得极为英勇,一名纠察队员被打断腿后,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高呼:“我不怕死,要打就对胸口打吧!”(《向导》第121期。)工人们一涌而出,用身体向敌人冲击。

  在镇压过程中,残暴的日本人“站在楼上拿着手枪朝人群中连放,中弹的工人遂一个个的倒在地下,鲜血喷流,染遍了内外棉门前的青草”。“最悲惨的是未出厂的童工妇女,(他们)一闻枪声,相率藏入棉花包中,爬在地沟里面,或是潜伏车间,……后被日人搜出枪杀水淹和活抛入海中者,不知其数。至六月二日尚在厂中搜出六七个奄奄垂死的工人,地沟之中,尚发现一大堆男女尸体,车间发现一个自尽者……”。“陆战队由工厂入内驱逐工人之时,工人因枪弹如雨,吓得不敢行动,有藏入车下者,虽他人尽出,彼等则犹在厂内……有的彼等已被日人搜出暗用手枪打死抛入海内者……”《民国日报》1925年6月4日。。“当军警赴纱厂弹压时,曾向空际放枪示威。工人之胆怯者,全跃入地沟中暂避,谁料日人乘机用破棉纱等物,将两头沟口塞闭,而十几名工人一刹间竟毙于地沟矣。前昨两日因天雨泄水,拨开沟口,才把死尸十余具拖出掩埋”(《益世报》1925年6月7日。) 。

  在这场惨案中,工人当场死8人,重伤17人,轻伤无数,司铭章、李敬栓等75名工运骨干被捕,3000多工人被押解原籍。此外,被日人暗杀、活活抛入海中或闷死在地沟中者,不知其数。

  被赶进宿舍的工人,处境也很悲惨。当局派重兵围困,禁止工人出入,并将强壮男工囚在一起,不准活动,每天每人只给两个馒头。家属和小孩也不让外出,并且不给饮食。当他们饥饿难忍时,只好爬墙头到外面去找东西吃,残暴的日本人竟从后面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断腿。

  惨案发生后,死者家属“在中外压迫之下,连死者的遗骸,都不敢出来承领,即使有人来到四方,也是摸门不着,甚至沿途长号,见人乞援,求为死者伸冤。这是何等惨状!在另一方面,各纱厂的日人楼台,则笑语欢呼,歌唱舞蹈,日夜不绝……自惨杀之后,三厂门前,日夜派军警守卫,所有过路行人,时时横遭盘诘,生恐有人替死者向洋大人复仇。何洋大人的生命如是贵,而中国苦同胞的生命则这样一钱不值呀”(《晨报》1925年6月5日。)。

  为掩人耳目,同时担心暴行张扬出去,胶澳当局在惨案发生后严密封锁电讯、邮政和报纸的消息,命令各报馆凡有关罢工问题的报道均提交当局核准,如自行刊登,立即给予停刊处分。同时警告市民,“务须各安生业,勿得轻信浮言……倘有不法之徒,造谣生事,或暗中煽惑,致扰治安者,唯有执法以绳,决不宽贷”。四方全镇还连续搜查了好几天,对于工人家庭搜查得格外严格。“在管界内重行调查户口,按户籍簿确定对照”(《晨报》1925年6月5日。)。

  被捕的75名工运骨干,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并未屈服,在李敬铨的提议下,工运骨干举行抗议,正气凛然地承担责任。为此,反动军警将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阎思栋、李笃生(后叛变)、范其祖作为首犯,解送济南军法处关押。日本驻济南领事欲置6人于死地而后快,马上拜会“省署两长,请求严惩工党首领及被捕之各代表”(《平民日报》1925年6月4日。)。

  张宗昌、温树德如此卖力屠杀工人,深得日本人的赞赏。据《晨报》5月31日东京电讯:“日本政府认为,青岛当局残杀工人行动堪得法。”更卑劣的是,中日反动派一手制造这起惨案后,竟然广造舆论,摆脱罪行。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驻青领事崛内即大放厥词:“如果仅是公司与工人之间所引起的纠纷……我们决不愿意运用干涉……”

  “青岛惨案”使纱厂工人运动受到极大摧残。在反动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下,工人们忍辱负重,于6月10日后陆续复工,且上工人数,已不到原来的二分之一。但工人运动是不会就此被镇压下去的,连崛内也忧心忡忡地说:“由此事件看来,虽然能收一时镇压效果,但还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不可乐观。而令人忧虑的,就是工人方面与上海还保持着联系。如果延及上海,即有可能再度引起罢工。”(译自日文《日人纺织厂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摇》,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印,1925年9月30日出版。)

 

第三节 青岛民众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5月30日,就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屠杀青岛工人的第二天,英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屠杀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激起了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风暴。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在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惨案”,引起上海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怒。24日,上海大学学生在赴追悼顾正红大会途中多人被捕。为此,中共中央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当上海工人、学生如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时,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五卅惨案。因青岛惨案、五卅惨案先后发生,时称青沪惨案。

  青沪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天津、济南、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反帝运动以有力的支援。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惨案发生前就发出电报:“现时青岛纱厂之工友,因生活程度日高,少数的工资不能够度其最低生活,起而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这是如何正确的举动!而日人竟抵赖不允,并用各种诡诈的手段恐骇压迫。同胞们,我们中国人民处于外人这种严重压迫之下,青岛纱厂工友现受如此无礼之酷待,凡我各界同胞,皆须共一起援助,共同向侵略我等之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以解除我等四万万同胞共同之压迫啊!”(《民国日报》1925年5月12日。)

  青沪惨案发生后,湖北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者同盟发表宣言说:“风闻(青、沪)二地工潮中之惨景,恨不能将日纱厂之资本主、英租界的巡捕房和中国的军阀碎尸万段,为工友们雪恨,以重人道。”

  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也表示同情和声援,使这一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6月1日,日本东京工人联合会闻知青岛惨案发生的消息后,立即召开全体会议,将通过的《协助青岛罢工团体之决议案》呈外务省,要求本国政府停止对青岛日办纱厂罢工工人的武力干涉,并惩罚利己主义的日本资本家。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青沪惨案的发生发表了《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书》,文中写道:“穷凶恶极的世界帝国主义,这些中国工人、农民的压迫者,对青岛大批和平罢工的纺纱工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其野蛮暴戾的行径,比之已经覆灭的俄国专制制度毫无逊色……这种卑鄙的残暴行为,只有1905年1月9日沙皇屠杀彼得堡工人事件,才能与之比拟。”(《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1919—1928)。《真理报》1925年6月7日。)

  在山东,中共山东地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领导全省人民,迅速掀起了声援青沪惨案的群众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直接参加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和其它抗议活动的有70余万人,运动遍及全省城乡。

  青沪惨案后,青岛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山东地委的指示,领导青岛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青岛惨案发生的当天,中共四方支部即派党团员、工运积极分子分赴各大中学校、报界、银行等单位揭露惨案真相。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青岛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全市30万人口中有近10万人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上百个单位成立了后援会,大小集会数百次,仅万人以上的集会就有3次。

  在反帝斗争中,青年学生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列。青岛惨案发生的当晚,青岛大学学生自治会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声讨反动军阀张宗昌、温树德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纱厂工人的罪行。次日,青岛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20多所学校的5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全市学生一律罢课,印发宣言,组织宣传队、募捐队。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大学学生又成立了“沪案后援会”。针对蓬勃发展的工潮和学潮,胶澳警厅拟订了5条禁令:1、本埠各学校预防有开会运动情事,如有上项举动表示作为后盾者,即切实劝止;2、注意调查户口,以防奸人匿迹,从中煽惑,扰乱治安;3、严禁造谣生事,如有散布不当之传单、告白,即严行查办;4、各厂工人须随时开导,安心照常工作,勿听浮言,自相惊扰;5、水陆各处的来往旅客,一律严密查察。对此,青年学生置若罔闻。6月8日,上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作出三项决议,号召全市学生执行:1、凡属英日纸币,一律拒绝使用;2、凡属英日两国货物,拒绝不用;3、尽力募捐,救济罢工工人。11日,5000余名学生再次集会,上街游行,散发反帝爱国传单。学生们均臂缠黑纱,手持白旗,上书:“援助沪潮,誓死力争。唤醒同胞,抵制劣货”等字样。胶澳当局害怕学生有“越轨行为”,故当学生在齐燕会馆集会时,胶澳当局的军政长官王翰章、徐养之、陈韬等慌忙到场,劝阻学生游行。但是,学生们的反帝爱国热情是压制不住的。13日,又有数百名学生分30余组,每组5人或10人不等,手持讲演团的旗帜,在街头来往演讲,一边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一边募捐。“各地听讲者,人如云集,听者无不为之感动。”(《益世报》1925年6月13日。)此外,青岛大学和职业学校的学生还成立了话剧团,编排《五卅血》、《投笔从戎》等话剧,到工人、机关和街道进行募捐义演,募集的物品和现款,一部分救济青岛失业工人,一部分汇寄上海。

  6月18日,中共青岛组织通过青岛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上海事件后援会”,当场入会会员达4000余名。会上发表了援助上海工商学界,誓为受难者据理力争;坚决断绝与英日等国经济关系,凡属英日纸币,凡属英日商货,一律拒绝不用;举行国民大会,以促醒同胞觉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四项声明。胶济铁路总工会也成立了“沪青惨案后援会”,并于11日和14日组织四方机厂工人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工人们高擎“胶济路总工会援助沪青被惨杀同胞”15个大字的牌匾,臂缠黑纱,手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英日租界”的小旗,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哀悼死难同胞。游行队伍经奉天路(今辽宁路)、山东路(今中山路)赴警察厅请愿,要求释放在惨案中被捕的工人。接着,又去英、日领事馆门前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等口号。16日,胶济铁路总工会“通知在会工人,一律左臂缠黑纱七天,追悼沪上被杀同胞,并派员赴沪吊唁”。(《新闻报》1925年6月18日。)

  16日,青岛各界举行雪耻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惨案后援会等7个团体的成员及17所学校师生共3万余人。各界代表争先登台演讲,号召英、日工厂商店工人罢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英、日货物,强烈要求胶澳督办公署对英、日严重交涉,释放因罢工被捕的全部纱厂工人代表。当时的《申报》报道:“上午十二时,青埠各学校及各团体,齐集齐燕会馆,开市民雪耻大会。当场议决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并表示种种进行方法毕,各学校及各团体排队游行。队前大旗,旗上书‘雪耻大会’。每人手执白旗,上书‘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及‘推翻强权、坚持到底’字样。沿途秩序整肃,每行三分钟,发口号一次,大呼‘经济绝交’!‘誓死力争、挽回国权’!等语。路过总商会时,有李筱坡君,双膝跪地,直向总商会高曰‘经济绝交’十余声,表明请求商会从速通知各商家之意。继至督办公署,停止一小时之久。三万余人均立于炎日之下,汗滴如雨,声响如雷,绝无稍现疲倦之态者。内有因伤热昏倒地者二人,旋由医院治愈。继而折回经英日各领事署而至警察厅,请愿释放日纱厂被捕工人。警厅长陈韬即允请示督办释放。再经巨商刘子山门首,由众人高呼捐款援助罢业工人。刘子山因事赴津,其夫人使人送出洋二百元。及至第四公园,时已四点,各学校及各团体遂按定次序,先后分散。计加入此会者学校有青大、青中职业学校、礼贤中学、西镇小学、明德中学、圣功女学、三江小学、公立女子小学、胶澳中学、公立小学、东镇小学、尚德小学、挪庄小学、文德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模范小学等一七学校。各团体有钱钞部沪案后援会、土产同业沪案后援会、市民雪耻会、棉纱同业沪案后援会、胶路工人沪青惨案后援会等七团体。其余各团体,由少数代表均不计算。人数共有三万余名。”胶澳商埠职业学校的学生还在新舞台义演了《五卅血》等反帝爱国戏剧,进行募捐,演出时,“天忽下雨,但观者仍络绎不绝。第一幕《五卅血》,台上演员尽情发挥,四座莫不泪下”(《工人之路特号》十八号,1925年7月22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胶澳当局于17日释放了已关押半月多的58名工人。7月11日,警察厅又将四方纱厂工人代表11人释放。

  为了揭露反动军阀的罪行,6月上旬,青岛党组织和胶济铁路总工会又派党团员沿胶济线到青州、济南等地,向全省人民介绍“青岛惨案”真相。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青岛,和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一起,领导青岛党的工作。李慰农还写信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汇报“青岛惨案”和工人运动情况。刘少奇寄来捐款2200元,以救济失业工人。其中全国总工会捐款200元,北京学生捐款2000元。6月21日,青岛团地委书记孙秀峰调济南,济南团地委书记李耘生调青岛。在五卅运动中,青岛团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团干部,如王元昌(化名昌化。山东省益都县人。1904年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州支部书记、中共青岛支部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1929年赴苏联学习。后病逝于苏联。)、赵文秀、马相阶、尹振邦等,都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

  6月30日,是五卅惨案发生一个月纪念,在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发动下,3万多青岛各界人士在齐燕会馆院内举行青沪粤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有40多个团体参加。《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宣读祭文,各界代表登台演讲,女子职业学校学生唱追悼歌。会后游行示威。各商店休业1天,下半旗致哀。

  在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中,青岛工人和广大市民的觉悟空前高涨。日商祥阳火柴厂的华工于18日罢工,声援“沪案”。服务于英日商人的700余名华人役夫也组织联合会,讨论罢工。一部分载货车夫离开工作岗位,拒绝为英日商人运输货物。齐燕会馆的商人拒绝跟日本人作买卖。6月23日,青岛理发业工人召开工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自即日起,概不准与英日人理发。同业有犯者,一次罚款三十元,二次游街,三次停止其营业。”(《晨报》1925年6月30日。) 就连不问政治的宗教界人士也被卷入了这一爱国运动之中。青岛道教会在捐款公告中说:“国亡种灭,此岂诵经祝祷所可已耶?深恐异日为亡国奴不得,又何得浑浑噩噩作寄生虫于须臾哉?”(《中国青年报》1925年7月12日。)

  在这场反帝联合阵线中,资产阶级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6月17日,由胶济铁路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出面,联合全市42个团体成立了“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在青岛各界联合会成立会议上,胶济铁路总工会、青岛学生联合会和青岛市总商会等36个团体,在山东路商会礼堂召开会议,讨论对英、日经济绝交问题。商界代表隋石卿、马华堂等竟高唱“排英不排日”的滥调。永源盛经理马华堂竟然无耻地说:“种谁家的地,纳谁家的粮,我们不管亡国不亡国”。近千名学生、工人冒雨包围会场,怒打马华堂,才迫使商界代表接受了工界、学界的意见。

  青岛市各界联合会的成立,英、日资本家十分恐慌,暗地指使胶澳商埠警察厅督察长以政界身份参与操纵,并利用商界代表进行破坏,使联合会失去了原有的性质和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的联合,7月6日,胶济铁路总工会联合各业工会成立青岛工界联合会。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时,出席的有新港政局、水道局工人俱乐部、胶济铁路总工会等团体,选举委员8人,孙义昌当选委员长,并决定发表成立宣言。为继续领导全市人民进行反帝斗争,青岛党组织决定,各工厂、学校代表退出各界联合会,由胶济铁路总工会联合学生会等进步团体,成立“青岛市各界外交促进会”。7月11日,由胶济铁路总工会、青岛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联合会发起,在青岛大学召开青岛各界外交促进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章程,推选观象台负责人宋国模为委员长,胶澳商埠职业学校学生李萼(李仲蔚)为副委员长,有21个社会团体参加外交促进会。青岛工界联合会和青岛各界外交促进会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募捐和抵制英日货等活动。

  就在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同声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时,山东军阀却肆无忌惮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从4月下旬到7月下旬的近3个月中,山东督办张宗昌、胶澳督办温树德等先后发布了几十道镇压罢工和取缔反帝运动的命令。青岛的白色恐怖加剧。

 

第四节 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

  青岛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罢工被镇压后,日本厂主勾结胶澳当局,加紧迫害工人。他们终止复工协议,取消以往工人经过斗争获得的少许权益,大批开除老工人,重新招收童工、女工以及刚从农村来的破产农民入厂做工。从6月10日复工到7月20日的40天中,仅大康、内外棉、隆兴三家纱厂就裁减了3000多人。其中,大康纱厂裁减的工人数,几近全厂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6月中旬,日本厂主又命令工人重新登记,并填写保证书。保证不参加工会,不参加罢工,绝对服从厂规等。7月23日,大康纱厂厂主继续开除工人,并无故将一名12岁的童工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日本厂主的暴行,再次激起工人们的愤怒,全厂工人经过研究提出10条要求:1、承认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机关。2、厚恤死伤者家属。死者每人三万元,重伤者一万元,轻伤者五千元。3、恢复一切失业工人的工作。4、增加工资,日工每人加薪百分之二十,包工每人加薪百分之二十五。5、实行上次罢工之所承认的条件。6、休工工资照发。7、罢工期间工资照发。8、不得开除工人代表及工人。9、房租一律免收。10、承认条件,须由厂主、工会及证人签字盖章。工人要求日本厂主4小时内答复,否则罢工抗议。日本厂主未予答复,于是大康工人遂联合内外棉纱厂和隆兴纱厂工人举行第三次同盟罢工。

  第三次同盟罢工爆发后,工人发表文告,说明不得已而罢工的苦衷,表示百折不挠的抗争决心,同时要求各界予以支援。文告说:“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已走到尽头处,无躲藏的余地了。最后的计算还是新旧工友一致停止工作,以决定我们的生死,免得长此受不生不死的痛苦。我们已于本月二十三日一致停止工作了。虽明知刀镬在前,但除此实别无求生之路。只有拼命作一最后的争斗,或可能为我们死者伤者得点抚恤,流离失所者、留在厂中受苦刑者,都得到一定的安顿。”(《工人之路》特号第53期。)

  对纱厂工人第三次罢工,日本厂主一面不理睬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一面积极地通过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再次派兵镇压。7月25日,张宗昌来到青岛。日本资本家如获至宝,一面宴请张宗昌,一面强制工人复工。地方政客、亲日派商绅也摇唇鼓舌,污蔑工人的罢工斗争,并诬告《青岛公民报》及主笔胡信之鼓动工潮。处于深重压迫下的纱厂工人,组织15人的请愿团向张宗昌请愿。但军警戒严,不予通行。而此时,张宗昌在接受了日本厂主和亲日派商贾的30万巨款贿赂后,决定大开杀戒,再次向工人开刀。

  7月26日凌晨,张宗昌命令其后方司令尹锡吾率领大批军警,包围了四方机厂厂房和工人宿舍,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惨案后援会,捣毁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逮捕四方机厂工人纠察队队长赵石恪等14人,破坏了中共四方支部。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在全市实行戒严,疯狂搜捕在五卅运动中“闹事”的工人、学生和积极分子。26日和27日两天内,数十人被捕,近百人受通缉,600余人被迫逃亡,8000多名纱厂工人完全失去自由。在被捕的人员中,有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支部干事丁菊畦,中共山东地委委员、在青岛指导罢工的刘俊才,工运领袖王星五(原名王佐仁,山东省青岛市人。1905年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1933年在济南牺牲。),工人纠察队队长赵石恪,《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编辑段子涵等。邓恩铭、傅书堂、郭恒祥、纪子瑞等被通缉。“青岛完全在恐怖世界中,警察保安队都到处捕拿共产党,暗探有六百名之多,沿胶济路一直布到济南!”(《向导》第126期。)遭难最重的四方工人区,“完全断绝交通至两日之久,全镇均被搜查,凡工人家中,多搜至四五遍,工人多受殴打,妇女亦多受侮辱,至于杂物损毁遗失更不计其数”。(《向导》第124期。)青岛各业工会,包括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工界联合会,以及沪青惨案后援会等数百个团体,悉遭封闭和取缔。

  在纱厂工人罢工运动和五卅反帝运动中,《青岛公民报》始终为民“喉舌”。该报为了“公开言论、发表意见、宣传文化、抵制外侮”,开辟了“公民俱乐园”、“公民言论”等栏目,并全文刊载了《共产党宣言》,宣扬马克思主义。邓恩铭、王象午、延伯真等共产党人也经常利用该报发表进步文章,为民主革命广造舆论。

  大罢工开始后,胡信之在《青岛公民报》上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厂主虐待工人的罪行,并号召各界人士“本良心之主持,援助可怜之工人”。同时,特辟“工潮专载”栏目,以大量篇幅报道罢工动态和各界支援罢工的情况。这对鼓舞罢工工人坚持斗争,推动各界急起援助,起到了号角作用。胡信之和《青岛公民报》深得工人和广大市民的喜爱和称赞,《青岛公民报》的发行量由最初的几百份猛增至万份以上,成为全市声誉最高的报纸,被群众誉为“工人的喉舌”。

  “青沪惨案”发生后,胡信之挺身而出,与编辑段子涵等一起邀请青岛各界记者举行联席会议,要求报界同人齐心协力奋起声援罢工工人。同时,还特地邀请共产党人李慰农、工人代表傅书堂等到会介绍反动当局屠杀工人的经过。6月上旬,胡信之热情支持国民党左派人士熊冲等的爱国行动,免费刊登他们倡议召开市民雪耻大会的启事。

  对一些商会代表提出“只对英不对日”的荒谬主张,胡信之坚定地站在工人学生一边,在《青岛公民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批驳。他指出,“实行英日经济绝交,为排斥英日之利器”,势在必行;买办资本家“只知图利发财,不顾国家危亡”。同时,他还表达了对媚日小丑的极大愤慨:“虽食其肉,寝其皮,亦不足以蔽其辜也!”

  “青沪惨案”发生后一个多月,北洋军阀政府不但不敢理直气壮地向英、日提出抗议和交涉,反而变本加厉地破坏和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面对腐败无能的政府,胡信之发表了《还要认定步骤向前去干》的社论。指出:“这样的政府留它一天,不但不能为国家福,反而为国家累……,这样的政府还要它吗?还能不向它革命吗?”号召人民起来“要从根本上推翻现政府,造成有组织的国家,然后人民才能有真正的保障”(《青岛公民报》1925年7月8日。)。

  胡信之的反帝反军阀的言行,深为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派所忌恨。他们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想扼杀《青岛公民报》。他们污蔑胡信之“惟恐天下不乱”,诬陷《青岛公民报》“煽惑风潮”,“蛊惑人心”,恫吓胡信之要“识点相”、“改辕易辙”,嗾使爪牙暗中咂碎报社门窗玻璃,甚至屡屡投递匿名信,寄子弹,并扬言要对胡信之下毒手,妄图使胡信之屈服。商会会长和巨商财东又勾结串通13个团体,联名上书控告《青岛公民报》鼓动工潮,宣传邪端异说,请求公署严加制裁。7月8日,胡信之在报上发表《胡信之紧要声明》,揭露敌人的阴谋,表达视死如归的决心。他说:“鄙人以一介书生,与帝国主义下之资本主义战,为争社会之正义战,在鄙人固死得其所,然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不得其死,彼又安得其生?”“死一胡信之,安知无似十胡信之者再起而与恶魔斗?”同时,向法院起诉,回击商会会长等人的诬告。

  7月29日凌晨,胡信之被害于团岛,同时牺牲的还有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

  李慰农是最早牺牲在青岛的共产党员。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到上海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提议暂停会议,为烈士致哀。会议还决定,广泛搜集李慰农烈士事迹,编成宣传材料,号召全党学习。

  张宗昌的屠夫行径,大受日本人和亲日官商们的赞扬。张宗昌在青期间,日本人争相宴请;离开青岛去烟台时,日本驻青领事崛内下令在青岛的侨商,一律悬旗欢送。“驻青日本总领事以张氏此次到青,对于工潮,竭力威压,并正法四方工头孙某(指李慰农),向日本表示好感,遂通知日侨商均悬旗欢送。”(《工人之路》特号第52期。)

  虽然张宗昌对自己武力镇压罢工的暴行极力封锁消息,但真相还是很快传了出去。就在李慰农、胡信之牺牲的第二天,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电全国各团体、报馆:“由此可知奉系军阀之甘为帝国主义者之走狗真面目,完全暴露在全国人之前矣!望全国各界共同奋起,一致声讨!”并对被封闭了的胶济铁路总工会给予“实力的援助” (《工人之路》特号第60期。)。

  8月11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宗昌,受了日本指使,早已不止一次屠杀过罢工工人了。现在他又明目张胆地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和表同情于工人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并逮捕工人数十人解往济南,籍此表功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班当帝国主义鹰犬帮着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军阀乃是人民的公敌,人民应该起来像打倒帝国主义一样去打倒他们。”最后指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虽然用尽种种延宕的或屠杀的方法镇压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然而我们确信今后的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决非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种种方法所能镇压下去。”“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向导》第124期。)全国几家大报纸,如《申报》、《晨报》、《大公报》以及各地的《民国日报》等,都对张宗昌的暴行很快作了报道。

  8月初,青岛党组织、胶济铁路总工会以及青岛学联,派党团员及学运骨干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向当地群众揭露张宗昌的滔天罪行。8月14日,耳闻目睹张宗昌暴行的上海工人盛兴泉和孔宪春经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介绍,到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演讲,并向上海各界散发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书》数千份,揭露控诉了张宗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残害青岛工人的罪行。《泣告书》在叙述了纱厂工人遭受种种苦难后写道:“在日人素视青岛为其囊中之物,安肯泰然失之,故必杀尽青岛之爱国人民而后快……青案之重大,实不减沪汉粤各案,务望国人本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之谊,奋起援救,籍解数万工界同胞之倒悬。”(《向导》第124期。)被派往北京的四方机厂工人代表、共青团员伦克忠、韩文玉以及青岛大学学生领袖彭明晶3人,在北京党组织和学联的协助下,先后走访了工厂、机关、学校和各群众团体,参加了一些集会,介绍“青岛惨案”真相。8月16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各地惨案中遇害烈士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胡信之的母亲、日本共产党代表崛一郎以及国民党人士于右任等出席了大会。伦克忠代表胶济铁路总工会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宗昌残害青岛人民的滔天大罪,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义愤。崛一郎当即捐款5000元汇往青岛。北京大学学生根据伦克忠的发言,编写出《张宗昌祸鲁十大罪状》在群众中散发,《益世报》予以刊载,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

  在济南的张宗昌如坐针毡,匆忙勾结直隶军阀,并派特务张斌奎到北京,于8月27日将伦克忠、韩文玉逮捕,次日押往济南。全国总工会和社会各界,纷纷通电张宗昌,申明伦克忠、韩文玉热心爱国,应即释放。张宗昌竟无视舆论谴责,于9月6日在济南将伦克忠杀害。韩文玉因不满16岁,继续关押。1926年,青岛党组织根据伦克忠生前的多次要求,追认伦克忠为中共党员。

  在中外反动派的勾结和血腥镇压下,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失败了,工人被迫含泪复工。

  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是在罢工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举行的。因其时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经过“青岛惨案”,纱厂革命力量大为削弱,不适宜即时举行罢工。随后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罢工战术决议案》,是对此很好的总结。决议案指出:“罢工是工人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武器的一个,并且是最严重最紧要的,用得好的时候可以战胜敌人,用得不好的时候可以自杀……我们对于罢工,不应该恐惧!也不应该随便罢工!”(《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04—105页。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工人出版社1957年出版。)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虽然被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但它在青岛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首先,这是青岛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性大罢工。在三次罢工中,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要自由”等响亮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标志着青岛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趋向成熟。其次,三次大罢工,从事前的宣传教育,酝酿发动,到罢工中的领导指挥,都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邓恩铭、王尽美、李慰农、刘少奇、罗章龙、尹宽、刘俊才等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工会团体负责人的直接指挥或指导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同国内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第三,三次罢工声势浩大。近2万产业工人参加了罢工,若加上其它行业的罢工、停工和怠工,总人数约有3万,占当时全市工人总数的60%左右。罢工时间之长也是空前的,从4月19日起到7月底。第四,三次罢工和五卅反帝斗争,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以党组织为主,除调动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包括各纱厂、四方机厂、电话局、水道局、港政局等单位工人)外,还联合了国民党左派、进步舆论、青年学生、商人以及各界爱国力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罢工运动能够迅速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

  日商纱厂三次同盟大罢工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阀,而且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同时也积累了工人斗争的经验,为以后工人运动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第五节 党团组织的调整与发展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大罢工被镇压后,大康纱厂、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等工会遭到破坏,工会积极分子被开除,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青岛反动当局更加疯狂地滥施淫威,先后多次发布“严禁工潮”等训令。1925年9月14日,胶澳商埠局(1925年7月25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改为胶澳商埠局总办公署)转发北洋政府禁止工潮的训令说:“嗣后各省区遇有假借名义号召罢工情事,应即责成该地区长官严切制止。对行凶抗拒者,即当场捕拿尽法惩治。”(《胶澳公报》第264期。)

  在工运暂时转入低潮,白色恐怖加剧的形势下,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们一如既往地领导工人进行斗争。1925年8月,由于中共青岛支部、中共四方支部领导人或被捕,或被通缉,组织被破坏,中共山东地委决定重建中共青岛支部,王复元任书记。支部通过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负责人、国民党左派鲁佛民的帮助,安排党团员到育英小学任教,组建党的秘密活动点。年底,又建立中共四方机厂支部,邱莱田(后叛变)任书记。

  1925年8月19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山东党组织创建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王尽美在青岛病院逝世。王尽美数次到青岛,对青岛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对青岛早期工人运动,对青岛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年秋,中共山东地委派鲁伯峻到青岛工作。鲁伯峻利用父亲鲁佛民担任胶澳督办公署教育科长的关系,谋得阎家山村水道局工人子弟小学校长的职位后,开始了联络工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的工作。他白天教学,晚上为工人办夜校,附近李村水源地、钟渊纱厂等40余名工人前来参加夜校的学习。以阎家山为基地,又把斗争的触角伸向四方、沧口一带的工厂。同年冬,鲁伯俊领导了钟渊纱厂工人向日商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保障人权”的斗争,组织了宝来纱厂工人同封建把头的斗争。为教育工人团结起来,鲁伯俊又主持刊印了一种工人小报,在工人中散发,并翻印《共产党宣言》,散发到钟渊、宝来、四方机厂和市内各学校支部。1926年春,鲁伯俊在阎家山村先后发展了水道局工人阎昌居、阎恒珍等5人为党员,建立了中共阎家山支部,并任书记。北伐军胜利进军后,北方革命浪潮日趋高涨,青岛的民众运动也日趋活跃。在这种形势下,阎家山村党的活动引起了胶澳当局和日商资本家的极大不安。胶澳商埠水道局局长奉命到阎家山追查工人小报的印发人,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也亲往阎家山水源地查看工人名册。12月16日,大批军警突然封闭阎家山水道局工人俱乐部和子弟小学,搜捕共产党员,捉拿鲁伯俊。有3名党员未及转移被捕。鲁伯俊事先获知消息,于前一天夜间,化装乘车回到济南。鲁伯峻走后,李兴圃接任书记。1927年1月,胶澳商埠局警察厅派军警包围了水道局工人子弟学校,将党员张鸿礼和李兴圃捕去,接着又在李村水源地捕去了党员李德根,其他党员被迫离开青岛,支部停止活动。

  1925年11月,团中央决定,青岛团地委书记李耘生调济南。李耘生离青后,王平一(后叛变)暂代书记之职。23日,团中央调关向应(化名郑勤)到青岛,任团地委书记,王平一、赵豫章任委员。关向应来青后,青岛团组织发展迅速。四方机厂、烟草公司、日商各大纱厂、青岛车站、胶澳中学等工厂、学校,都有了团的组织。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1月,青岛团的支部由1个增加到8个,医学、礼贤、电话局等支部也正待成立。团员由21名发展到64名。组织活动也井然有序,支部会议、干事会、地委会定期召开。团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正式成立,“青年励进社”筹备就绪,“小学教员联合会”也在筹备之中。

  1926年1月,原中共青岛支部书记王复元调中共山东地委,青岛支部重新组成,王元昌任书记,王伯龙(王云生)负责组织,史广庆负责宣传,王平一负责学运,邱莱田负责工运。2月2日,青岛党、团组织在四方召开联席会议,因工贼告密,王伯龙、王平一等6人被捕。次日,育英小学党的活动点遭破坏,团员王介山被捕。敌戒严司令部还下令通缉关向应、赵豫璋、张鸿礼和鲁佛民。

  3月21日,团青岛地委改选,关向应被选为书记。尹振邦负责组织,相玉梅负责宣传,刘延华负责经委,鲁广益(余修)负责学委,房德明、赵凤伦、李尚梅为候补委员。虽然经过了2月2日的变故,一部分团员被捕,一部分转移外地,还有一部分加入到党内,斗争环境也日趋恶劣,但团的组织还是在不断发展。到4月,又新发展了27名团员,团员数增加到83人,分为胶澳中学、四方机厂、内外棉、大康、隆兴、钟渊、宝耒、华新、农民等9个支部。为提高新团员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培训从事群众工作的能力,青岛团地委从团中央订购了《劳动青年》、《向导》、《社会观》、《平民课本》等,这些成为提高年轻团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的最好读物。团青岛地委还配合党组织在沧口举办训练班,培训新加入的党团员,内容有组织教育、职工运动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5月1日,团地委在沧口、四方分别召开五一纪念会,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及其意义,阐明工人阶级大团结的重要性。5月4日,团青岛地委在胶澳中学举行五四纪念会,向到会的团员阐述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在胶澳中学、礼贤中学、青岛大学、胶东中学、胶济铁路中学等处散发纪念五四运动的宣言。本月,关向应调离青岛,杨世昌、张豁然(后叛变)先后负责团地委的工作。

  同年春末,山东地委派在淄川大荒地开展工作的王星五回青岛,建立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简称支联),王星五任书记,赵豫璋、李西山、徐子兴徐子兴,原名徐国祥。山东省即墨县人。1899年生。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青岛邮政局支部书记、青岛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31年4月被捕,同年8月牺牲于济南。、张豁然任干事。王星五是钟渊纱厂的工运领袖,熟悉市内情况和纱厂工人情况。他将经过罢工斗争考验、思想觉悟高的工人吸收入党,恢复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中共青岛邮电局支部,李西山任书记,又在阳谷路38号王景瑞(又名王义成。山东省青岛市人。1905年生。1927年入党。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确山县委书记、竹沟地委书记、汝南地委副书记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二轻工业部小农机局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等。2001年病逝。)开设的木炭铺和甘肃路33号徐子兴住处设立了两处秘密活动点。

  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为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支联散发了大量的“欢迎北伐军,拥护共产党”、“打倒封建军阀张宗昌”、“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和传单。王星五亲自编印《青岛工报》、《胶东农报》等小报和传单,支联出版《红旗》、《铁路工人》等宣传品,在工人和农民中散发,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惊呼“有赤化分子暗地宣传,破坏治安”。

  五卅运动后,党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81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并指出:“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4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根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党在各地的组织积极发展农民运动。

  3月5日,团青岛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胶澳区域内农民运动决议案,确定在几个重要区域组织农民协会和秘密组织农民自卫军,联络进步的村长等。青岛党团组织还帮助国民党市党部召开农民运动会议,并事先审定了有关农运工作的方针和决议案文稿等。7日,中共山东地委在济南召开农民运动会议,关向应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研究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策略原则,通过了农民问题、组织问题和党的策略等决议。9日至10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大纲等,并全体通过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的决议,以表示全世界农民运动的联合。通过这两次会议,培养了各地农民运动负责人,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

  青岛党组织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支联书记王星五和支联成员积极在郊区失业工人和农民中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骨干,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6月,王星五和支联干事赵豫璋一起,在郊区浮山后村发展了因参加罢工而失业的王进仁(又名王雅堂、王从先。山东省青岛市人。1901年生。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临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等。1933年被捕,后失掉组织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崂山县政协常委。1981年病逝。)、王孟仁、王寰仁入党,并建立起青岛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浮山后村党支部,王进仁任书记,王孟仁负责组织,王寰仁负责宣传。随后,王进仁在唐家口村发展曲文密入党,连同支联干事张豁然发展的党员袁维传以及袁维传发展的党员袁相铅、袁相璀4人,建立了唐家口村党支部,袁维传任书记;浮山后村党支部又在埠西村发展农民袁相锡、袁有太、袁相深入党,成立了埠西村党支部,袁相锡任书记。支联又在李村发展张国檀等入党,建立了李村党支部,张国檀任书记。浮山后村支部直接负责指导这些支部的工作,实际起到了党的中心支部的作用。

  同年冬,浮山村党支部积极扩大组织,先后在本村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一批因参加罢工而被迫离厂回家的党员也与支部接上组织关系。至此,浮山后村支部的党员发展到20余人。

  1927年初,中共浮山后村党支部为团结教育群众,以党员为骨干,在本村组织了同乐会(即俱乐部)和武术馆,以公开的形式团结、组织了数十名群众,排演文艺节目和练习武术。同乐会和武术馆先后在本村、邻村和黄草庵庙会上做过多次演出。

  在王星五的领导下,青岛党组织得到了极大发展,到1927年春末,青岛支联发展到27个支部,百余名党员。

  这一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以国共合作为内容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在不断发展。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府。在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七)第50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七)第54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都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意见和措施。这次大会没有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此,没有承担起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任务。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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