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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7-01-25

2016年1月24日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7年第1期 

 
    导语

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从严治党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

从严治党、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从严治党”的传统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党建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回顾党的历史上“从严治党”的光荣传统,会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和理解。 

建党之初就重视党的建设 

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就把党建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早在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一文中就开始使用“党的生活”“党的政治生活”“党的内部生活”“党内政治生活”等词句,1927年李维汉从共产国际代表讲话中听到“党内政治生活”一词,其后他也开始使用起来。 

1927年5月至6月间,经党的五大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列为《党章》的专门章节(第二章)。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伟大的工程”,而且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思想建党。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极大妨碍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影响了红军所肩负的任务和使命的完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及时地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即“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文章对于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进行了分析批判,纠正了这些错误思想,对红四军的党员和官兵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的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应该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党抓思想建党的最早的范例。 

组织建党最早的范例是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最主要的是标志着党在军队内加强组织建设,“支部建在连上”是在组织上建党的重要举措,解决党指挥枪的问题。在军队内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加强纪律建设,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党的第一个《党章》,在第一个《党章》的第四章就专门讲“纪律”,其中就有党员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机关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内容,对于有六种情况的党员要开除出党,比如,言论行动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和大会决议的,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三个月欠交党费,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泄露党的秘密等都要开除出党。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纪律挺在前面,而且纪律还十分严格。 

在党的五大《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九章中专门讲纪律,例如,“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里讲的是政治纪律、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 

党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对民主集中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除了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单独作为《党章》中的重要章节外,更为突出的是在“党的建设”这一章的头两条中第一次表述了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 

1928年6月至7月间党的六大制定和通过了新的《党章》,在这个《党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而且第一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三项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如下:(1)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2)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3)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 

遵义会议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白区工作领导不力,游击战争发展薄弱,各苏区红军配合不够,后方物资供应不足等等其它原因。周恩来在博古的主报告之后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违反了红军过去运动战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张闻天的报告系统性、理论性、逻辑性都很强,很有说服力。接着毛泽东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失败和挫折,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公开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博古主持会议,成为会议上主要受批评的对象之一,但他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也体现出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整个会议使不同意见充分交流和碰撞,充分发扬了民主。最后会议进行了集中,形成了中央的集体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待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指挥军事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依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我们党自己的问题。 

1945年6月召开党的七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的《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而且七大《党章》还系统全面地阐发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党章》声明“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其基本条件如下:(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则更为全面,而且在强调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的同时,也融入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例如,《党章》的总纲中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里要求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同时,看到了党要发挥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集体决定和个人发挥作用,处理好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从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角度,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科学的表述,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作风建设保障党走向胜利

我们党抓作风建设最集中地体现在1941年到1944年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创造了通过整风集中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 

延安整风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纠正我们党的历史上和抗日战争中存在的各种右倾和“左”倾错误,例如历史上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抗日战争开始后“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反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右倾错误是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通过整风运动,提高认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遵循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遵循的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学习开始的。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掌握思想理论武器。延安整风的前奏是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来看待,而应当看作是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该了解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该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突出强调两点,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具体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民族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不能分离,二者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具体性、民族性就有了中国特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精彩的表述。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就要解决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就是要理顺党内各种关系,解决看齐意识和步调一致的问题。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和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整顿好了这三风,党风就转变了,党就纯洁了,党的战斗性就强了。 

作风建设,除了延安整风之外,另外一个范例就是“七届二中全会”。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1949年3月,新中国建国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起点上,高瞻远瞩,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征服,他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把建设一个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争取要考出一个好成绩,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我们党要考出好成绩,就必须有个好作风,就要从小处着手,从自我做起。因此,毛泽东同志除了提出“两个务必”之外,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还提出了“六不”的规矩即“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两个务必”加上“六不”的规矩,是新中国诞生前夕我们党转变作风的“八项规定”,是我们的事业走向胜利的保证。 

“从严治党”进《党章》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从严治党”,大会提出来,为了使我们党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消除新时期党内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对经不起考验的党员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外,对绝大多数党员要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四大《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第一次把“从严治党”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 

到党的十六大《党章》中,增加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的内容。党的十七大《党章》增加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党章》的新变化主要是增加了“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容。 

由上观之,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一以贯之,在《党章》的“总纲”中一直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且内涵不断丰富。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从严治党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并且把“全面从严治党”列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式宣布我们走向“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这应该看作是党的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说“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赋予“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内涵。 

由此可见,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长期坚持、一以贯之的光荣传统,同时我们党结合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形成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独特政治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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