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千里来此,早置死于度外。死一胡信之,安知无似十胡信之者再起而与恶魔斗,况鄙人以一介书生,与帝国主义下之资本主义战,为争社会之正义死,在鄙人固死得其所,然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不得其死,彼又安得其生……
——胡信之
胡信之(1890—1925),又名胡寄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小官僚家庭。他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爱国记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诚拥护者,是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在青岛时,他曾任《中国青岛报》记者,是《青岛公民报》的创办人和主笔。在《青岛公民报》开设《来件照登》、《工潮专载》等栏目,支持青岛工人的反帝救国斗争。他英勇不屈,奋斗不止,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一位坚强的民主志士,是第一位在青岛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文化名人。
结缘《中国青岛报》
胡信之毕业于北京大学,因家庭负担太重,在京谋生不易,便迁居青岛,入驻胶澳商埠观象台任小职员,以此养家糊口。其时,正是中日谈判收回青岛和山东权利的时候,他为了采访新闻,经常往返于北京、大连、济南、青岛之间。1922年底,中国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了青岛和胶济铁路的主权,他受聘担任了《中国青岛报》记者。这时的青岛,名义上被收回了,但其经济命脉实际上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军阀们又将青岛变成攫取军费的“账房”,因此工人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挣扎在饥饿线上。
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青岛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起来。1923年春天,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邓恩铭来到青岛,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团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扩大了革命影响。5月,在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任《胶澳日报》副刊编辑的邓恩铭发表了纪念马克思、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信之读后,颇受启发,增强了救国救民的信念。
《中国青岛报》是在商会支持下,由尹筱农创办的地方报纸,是地方富商巨绅的舆论工具,为了装潢门面,扩大销路,也常登载一些顺应潮流、抨击时弊的文章。胡信之利用这个机会,以泼辣、犀利的笔锋,撰写了大量的社论、讲演、漫言等,有力地抨击了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谴责了军阀的混战,搜刮民脂民膏、涂炭生灵的罪行。对于官僚、政客也进行了鞭挞,刻划了他们“一手压制苦民,一手攫取权利,舌头能翻云覆雨,混乱是非”的丑恶嘴脸。胡信之尖锐指出青岛收回后的每况愈下,是由“官之邪”造成的,揭露熊炳琦在青岛作督办掠夺钱财,是为了帮助曹锟贿选总统,指出其“财政则一贫如洗,行政则一塌糊涂”的劣政;谴责1924年的直奉战争是“如今中国穷到如此地步,还能拿出几万万来打仗”,“这几万万钱又全是小民身上的肉,打胜了是民遭殃,打败了也是民遭殃……”
但这时胡信之思想上尚有许多局限性,对北洋军阀政府还存有一定程度的幻想,曾希望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能施“德政”,以改变青岛的现实。他对工农劳苦大众是同情的,但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还认识不清,对阶级、阶级斗争也不甚理解。一些不正确的论点,也散见于他的某些评论中。
随着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开展,经过共产党人邓恩铭、王象午、延伯真等人的帮助、争取,终于使倔强自恃但尊重真理的胡信之,逐步改变了自己的某些错误观点,最后站到人民群众方面来,成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青岛报界一巨子
胡信之坚持正义,坚持与邪恶势力不共戴天的态度,自然为惟利是图的《中国青年报》的老板所不容。胡信之也深感“道不同”,难以与谋。于是在“广东帮”友人的资助下,与刘祖乾、段子涵等人,创办了《青岛公民报》,于1924年9月10日出版了第一张报纸。
青岛公民报馆,内设经理、编辑、印刷三部。经理部由董事长刘祖乾负责,实际他并未参与管理工作;印刷部由股东张露枝负责,由他经营的启新印社印刷报纸;编辑部由胡信之任主笔,主持报馆的日常工作,段子涵任编辑。
《青岛公民报》原以“提倡实业”为宗旨,但在我党的帮助争取下,在青岛工人运动的影响下,胡信之不仅勇于揭露邪恶,大胆抨击时弊,而且敢于公开支持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青岛公民报》除了安排一般的报纸所设栏目外,为了“公开言论、发表意见、宣传文化、抵制外侮”,还开辟了《公民俱乐园》、《公民言论》等栏目,为民众提供了发表意见、评论国事的园地。同时,以《来件照登》的栏目,刊载进步社团的文告、宣言等。更为可贵的是,该报还全文刊载了《共产党宣言》,宣扬马克思主义。邓恩铭、王象午、延伯真等共产党人也经常利用《青岛公民报》发表进步文章,为民主革命广造舆论。
胡信之在社会交往和新闻采集中,结识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社会名流和民主志士。在这些爱国人士的影响下,他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立场愈加坚定起来。
“五月九日”是卖国贼袁世凯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1924年5月9日,胡信之和好友熊冲、谢石林、程式之等10余人,在熊冲的寓所聚会,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和策略,并成立了以钻研学术、砥砺德行、救国救民为宗旨的“志学社”,胡信之被推为主要负责人。
在与共产党人邓恩铭、延伯真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蔡自声、鲁佛民等人的交往中,胡信之的思想受到很大影响,逐渐消除了偏见,他仰慕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对国民党新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十分拥护,理解了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意义。当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之际,1925年1月初,王尽美以孙中山特派宣传员的身份来青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邓恩铭、鲁佛民、胡信之等人前往车站迎接。胡信之不仅在《青岛公民报》上发表评论,支持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而且还亲自协助王尽美在各界进行宣传、联络工作,为青岛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做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1月17日,青岛36个社团在胶澳教职员联合会事务所内,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18日,在中国大舞台电影馆(后改称福禄寿大戏院,现为红星电影院)召开了市民大会。胡信之及时报道了这两次会议的情况,全文发表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的电报,推动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运动的高涨。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来,国人无不悲痛。胡信之更是悲恸不已。4月10日,青岛国共两党在齐燕会馆举行市民追悼大会,他积极参加筹备工作。追悼会庄严肃穆,参加的有各界人士和外国驻青领事、友邦侨民等万余人。胡信之深受教育,决心继承先辈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在胡信之苦心经营下,《青岛公民报》深得民心,日销量由最初的几百份,猛增至一万份以上,成为青岛声誉最高的报纸,胡信之也被誉为“青岛报界一巨子”。
工人的喉舌
1925年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不堪日本厂主的虐待,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胡信之早在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人罢工期间,就声援、支持过工人的正义斗争。这次纱厂工人大罢工一开始,青岛报界尚在沉寂时,他首先报道了罢工消息,全文刊登了《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反映工人的苦难现状和罢工真相。同时,毅然接受了青岛党组织发动各界后援罢工的意见,与傅书堂等人商谈了支援罢工的具体办法。胡信之随即在《青岛公民报》上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厂主虐待工人的罪行,号召各界人士“本良心之主持,援助可怜之工人”,“使其坚持到底,达罢工之初志,得最后之胜利”。并在《工潮专载》栏目,以大量篇幅报道罢工动态和各界支援罢工的情况。这对鼓舞罢工工人坚持斗争,推动各界急起援助,发挥了号角的作用。
在罢工期间,胡信之经常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采集新闻,以便及时反映罢工动态。同时,他还与工人一起研究斗争策略。他曾屡对工人群众说:“只要工人阶级的利益能争得到,胡信之粉身碎骨,也心悦!”难怪工友们称赞他是工人的知心朋友。
当日本厂主串通一气,造谣生事,污蔑工潮,要挟官厅调派军警镇压工人之际,胡信之仗义执言,勇敢地站出来为罢工工人说话。他在报上一再评论罢工有理,并且连续报道工人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情况。在铁的事实面前,污蔑工人罢工是“野蛮行动”、“制造社会混乱”的滥言,不攻自破。他将日本公使、领事、厂主要挟中国官厅镇压罢工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陷敌人于被动之中。另外,胡信之还将各界的捐款数目及后援活动,利用报纸如期刊登出来,增强了罢工工人斗争的信心。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首次联合大罢工,在各界的支持下,坚持了22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胡信之和他主编的《青岛公民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得工人的爱戴和称赞。《青岛公民报》的发行量由最初的几百份猛增至万份以上,成为全市声誉最高的报纸,被群众誉为“工人的喉舌”。
5月29日,胶澳督办温树德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山东督办张宗昌的授意下,武力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死难8人、重伤10余人、轻伤无数的“青岛惨案”。第二天,上海又发生了“五卅惨案”。“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合称“青沪惨案”,“青沪惨案”发生后,血腥的恐怖气氛突然笼罩了青岛的上空。胡信之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与编辑段子涵一起邀请青岛各界记者举行联席会议,要求报界同仁奋起声援罢工工人。还特意邀请了共产党人李慰农、工人代表傅书堂等人到会介绍反动当局屠杀工人的经过。与会记者无不愤慨,纷纷谴责反动当局与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一致表示团结奋战,支援罢工。
6月上旬,胡信之热情支持国民党左派人士熊冲等人的爱国行动,免费刊登了他们倡议召开市民雪耻大会的启事。这一爱国行动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胶济铁路总工会、青岛学生沪案后援会等社团纷纷派代表前往登记。青岛公民报馆成了登记联络点,胡信之主动担任了联络员。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市民雪耻大会筹备会。
6月16日,青岛召开了3万余人参加的市民雪耻大会,各界代表争先恐后上台演讲,强烈要求胶澳督办公署对英、日严重交涉,释放因罢工被捕的全部纱厂工人代表,号召英、日工厂商店工人罢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英、日货。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青岛全市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走向高潮。
6月间,各界代表共商实行抵制英货日货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一伙商会代表提出了“只对英不对日”的荒谬主张,立即遭到工人、学生代表的强烈反对。胡信之坚定地站在工人学生一边,在《青岛公民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驳商会中少数媚日买办资本家的荒谬言论。他首先指出“抵制英货日货是为排斥英日之利器”,势在必行,揭露媚日买办资本家“只知图利发财,不顾国家危亡”的丑恶灵魂,表示了“食其肉,寝其皮,亦不足以蔽其辜”的极大愤恨。胡信之积极参与抵制英日货,提倡使用国货的活动,并成为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严正立场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而媚日的小丑们却对他恨之入骨。
6月30日,胶济铁路总工会根据青岛党组织的指示,联络各界举行了“追悼青沪汉粤死难诸烈士大会”。胡信之是大会组织者之一,并为大会起草了《祭文》,会上亲自宣读,与会者莫不掩面而泣。会后举行了万余人的游行,“援助死难同胞”、“抵制英货日货”、“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在青岛的上空。
为争取被捕工人早日获释,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李慰农等人决定,由胶济铁路总工会出面,发动被捕工人家属,扶老携幼前往督办公署和警厅请愿,要求释放工人。同时,请市民公会、青岛公民报馆协助交涉。胡信之、酆洗元、李筱坡等人,不辞劳苦地奔走交涉。在青岛各界的压力下,青岛地方当局不得已释放了被捕工人69人。
青沪惨案发生后近一个月,北洋政府不敢理直气壮地向英日提出抗议和交涉,反而破坏和镇压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胡信之愤然发表了直指政府的《还要认定步骤向前去干》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样的政府留他一天,不但不能为国家福,反而为国家累……这样的政府还能要他吗?还能不同他革命吗?……一面要坚忍不拔地进行抵制英货日货;一面要根本上推翻现政府,造成有组织的国家,然后人民才能有真正的保障。
胡信之反帝爱国主义言行,充分显示出一位坚强的民主志士的英雄气概。
高风亮节照千秋
胡信之的反帝反军阀的言行,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却为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派所痛恨。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采取污蔑、恐吓等种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扼杀为民说话的《青岛公民报》及其主笔胡信之。
面对种种迫害,胡信之泰然处之,一如既往,以犀利的笔锋,继续抨击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本家,支持民众反帝爱国的斗争。为防患于未然,胡信之与编辑段子涵商定,召集报馆同仁开会。胡信之向大家说明他处境的严峻,并表示自己誓与恶魔周旋到底的决心。他鲜明的立场和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精神,得到报馆同仁的钦佩和支持。
反动势力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串通13个团体联名指控《青岛公民报》鼓动工潮,宣传邪端,扰害公安,请求督办公署严加制裁。胡信之闻讯挺身而出,针锋相对。1925年7月8日,他在报上发表了《胡信之紧要声明》,大义凛然地宣布:
……鄙人千里来此,早置死于度外。死一胡信之,安知无似十胡信之者再起而与恶魔斗,况鄙人以一介书生,与帝国主义下之资本主义战,为争社会之正义死,在鄙人固死得其所,然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不得其死,彼又安得其生……
胡信之在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宁死不屈,誓与恶魔战斗到底的决心的同时,据理向法庭提出起诉,回击商会的诬告。
情势紧迫。青岛地下党组织非常关心胡信之,当传闻亲日派军阀张宗昌将出巡青岛时,立即派傅书堂前往劝导,要他暂避锋芒,以利今后斗争。国民党左派鲁佛民、公立职业学校学生会主席李萼等人亦曾前往送信、劝慰。胡信之对此甚为感谢,但他反帝救国的决心并未动摇,仍继续坚持战斗。他当晚写了一篇社论,以《光着脚丫的不怕穿鞋的》为题,一面阐明公民报立场,一面表示对工人们的同情,声明要与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
7月25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第三次大罢工之际,张宗昌亲率大批军队来青镇压。商会筹集巨款盛宴张宗昌时,趁机大肆诋毁胡信之和《青岛公民报》。胡信之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曾成诗一首“决心干革命,早不顾此生,要除帝与贼,一切为人民”。张宗昌下令于7月26日逮捕胡信之,查封了青岛公民报馆,罢工工人也被血腥镇压,青岛党的负责人李慰农及一批工人、学生、爱国人士同时被捕。
被捕后,胡信之和李慰农被关押在军事执法处,受到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他和李慰农一起仿文天祥《正义歌》做《杀气歌》,表示对敌人的蔑视和不屈的精神。7月29日,胡信之和李慰农一起,被敌人杀害于青岛团岛,时年35岁。
胡信之置身青岛新闻界,以笔作武器,是青岛新闻界第一个敢于站出来为民众呐喊,敢于无所畏惧地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文化名人,也是第一个在青岛为革命而牺牲的文化名人。他笔力尖锐泼辣,形若利剑,短短的一生写了30余本读书笔记,在报刊上发表了约100万字,但都被反动军警搜索劫走,付之一炬。
胡信之为拯救祖国和民族,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而英勇捐躯的高风亮节光照千秋。
(作者:臧 淼 张绍麟)
主要参考书目:
①《青岛文史资料》,第七辑。
②《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
③《青岛惨案史料》,工人出版社,198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