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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青岛主权的回收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9-07-15

文/ 王若菡  杜银远

摘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列强对青岛及山东的侵占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前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争取山东权益的失败则是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自1919年起,社会各界为争取青岛主权的回收进行了一系列抗争运动,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青岛主权和胶济铁路利权由此归还中国。青岛回归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即使在今天,对于党和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人民的巨大作用,以及如何在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下进行大国外交,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五四运动;青岛;主权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青岛问题”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前因。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试图将青岛的所有权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发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后,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主旨的斗争席卷全国众多城市,学、工、商、农各阶层纷纷参与。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此后,社会各界为争取青岛主权回收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和抗争,1922年,青岛的主权正式收归中国政府所有,自此五四运动在“外争国权”方面的诉求获得了成功。

德日对青岛主权的侵犯与五四运动前山东人民的抗争

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黄海之畔的青岛市是我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也是“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长期作为海上贸易口岸和海防重镇,然而在我国古代大多数时期,由于远离政治经济中心,这一地区一直未曾受到过多的关注。直到近代以来,随着国门被迫打开,青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胶州湾天然良港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并受到列强的觊觎。1861年,英舰“多布”号闯入胶州湾,这是帝国主义列强首次入侵青岛海域。此后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试图通过转道胶州湾入侵京津,但最终没有实施。19世纪90年代,俄国舰队也曾停泊胶州湾,并意图租借港口。但最终,作为后起列强的德国捷足先登,率先侵占了胶州湾。
  与英法等老牌列强相比,德国的殖民扩张之路开始很晚。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国版图由超过三百个大大小小的独立邦国组成,直至1871年普法战争后,才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上合为单一国家。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动,德国的崛起却有了后来居上之势。早在帝国统一之前,德国人已将目光投向山东半岛。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从中国考察回国后于1877年提交《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第一次言及胶州湾的重要地理位置,在1882年出版的《中国》中,更是认为胶州湾是从海上进入华北的唯一天然门户,建议德国占领此地。只是由于德国当时德国实行“大陆政策”,他的意见未被采纳。1890年,威廉二世掌权后,开启“世界政策”,并将目光投向中国。此时的山东是中国沿海少有的未被划为列强势力范围的地区,而“巨野教案”的发生则给了德国一个很好的出兵借口。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府巨野县的大刀会夜袭了磨盘张庄的天主教堂,杀死德籍传教士两人,德国以此为借口,命令驻扎在上海的舰队迅速占领胶州湾。11月14日,德军在胶州湾强行登陆,又于15日占领胶州府城。尽管清朝上下对此表示愤慨,时任总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也认为这是“公然违反条约和国际公法的行为”,但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清政府最终只能退让妥协。1898年3月6日,《胶澳租界条约》在北京签订,“允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99年为限”。1899年,胶澳租借地改名青岛,此后德国修建胶济铁路并在青岛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使之成为德国在远东的基地。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洲一片混乱之际,进一步扩张在中国的势力,以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为借口,要求德国将在胶州湾的租借地无条件转让给日本。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随后在龙口登陆,迫使民国政府划定所谓“日德交战区”。此后日本兵分两路,于10月6日占领济南,11月7日占领青岛,并借口欧战尚未结束,拒不将青岛交还中国,实际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据为己有。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见时任总统袁世凯时,以支持袁称帝作为交换,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意图控制中国大片土地,其中第一号第一款就是“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经过四个月的谈判, 5月25日,中日签订条约,基本承认了日本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消息传出,引起国民的强烈愤慨,一些城市发起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应当解放思想,唤起人民的力量,实行民族自救。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战后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代表参加。然而当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提出收回青岛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时,却遭到英、美、法、意、日等列强的拒绝。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深受其害的山东人民率先进行反抗,自3月起,省议会、教育会等各团体多次致电北洋政府和巴黎和会,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表示“我等一息尚存,死不承认”, 并希望各国专使“力持公道,勿惑浮言”。4月6日,山东政、学、工、商、农各界公推孔祥柯、许宗汉二人为代表专程前往巴黎请愿。12日,济南各学校成立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建立了山东学生的领导组织,讨论了为争回青岛主权的电、函多件。13日,省议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各团体成立山东国民请愿团,并决定于20日召开成立大会。4月20日,济南大街小巷悬挂起国旗和白旗,很多白旗上写有“山东主权,誓死力争”“青岛本我故物,他人不得攘窃”等标语,表现出力争主权的决心。自上午九时许,各界人民在济南南门外演武厅集合,据时人记载,当日“车马络绎,行人如蚁,涂为之塞”,报纸报导“一呼而集者十余万人,声势极为浩大,实为东省破天荒之第一大会”。正午时分,集会正式开始,各界代表纷纷发表演说,群情极为激昂。大会选举代表谒见省长,请其致电北京政府表达“恢复国权,保全领土”的意愿,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大会决议以大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参众两院、和会专使等,表示“青岛及路矿问题,应由和会公判交还,日人实无继承之理。”此次集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省长不得不致电北京政府表达群众的要求,北京方面也迫于压力回电安抚。各大报纸纷纷对此加以报导,北京《晨报》还号召“举国一致,皆如山东人民热烈”。 5月2日,山东三千余工人在济南北岗子举行收回青岛演说大会,工人阶级的力量初步显现。总体而言,山东人民的这一系列活动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志,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五四运动中社会各界争取青岛主权的斗争

尽管进行了多次强烈抗议,然而人民的呼吁与抗议最终石沉大海。4月底,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前提下通过决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的林长民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呼吁国民奋起抗争:
  “胶州亡矣,山东亡亦,国将不国……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在得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政府同意在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以高君宇、许德珩等为代表的北大学生于5月3日晚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的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集会。会上著名报人邵飘萍介绍了巴黎和会相关经过,号召联合各校学生奋起抗争。现场笼罩在沉郁慷慨的气氛中,年轻的物理系学生、后来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试图以死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写下“还我青岛”四字。集会决定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并联合各界一致力争。次日上午,就读于北大外文专业的罗家伦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作为游行时散发的传单: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由此,爱国学生正式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抗争目标,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担当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5月4日是星期天,天气晴朗。上午十时,各校代表按原定计划在法政学校集合,准备下午的游行。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工业、农业、医学专门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抗议,他们一面挥舞着白旗和写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标语,一面高呼口号,并且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其中很多学生是冲破军警的层层阻挠加入到游行抗议的队伍中来,北大学生则是与教育部官员辩论一番才赶至天安门。由于学生们在试图进入东交民巷时受阻,遂转向赵家楼,愤而放火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打正位于此处的章宗祥。这是5月4日当日学生游行的最高潮,军警当即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从而引发了更多的抗议,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罗家伦曾经表示,五四运动主要体现了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别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为当时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正是主力的领导者,由于他们不脱离群众,注重团结各界的作风,所以才形成了不可侮的战斗力。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邓颖超同志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和反对封建势力,有勇于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革命精神。”虽然受时代的限制,当时知识青年对于革命的认识,在思想意识上,还欠缺深刻的理论指导,但因已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所以除了单纯的爱国热情而外,并已有了追求社会革新的理想。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回响。
  由于学生们的抗议没有得到回应,反而遭到反动政府的压制,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进行罢课,6日,天津、上海等地二十多所院校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反动当局。山东济南各界群众三万余人则在5月7日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并致电巴黎再次要求拒签和约。5月19日,北京两万五千多名学生再次罢课,并发起抵制日货等活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6月1日,政府发布公告指责学生并公开为卖国贼辩护,这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怒。6月3日,北京学生再次举行游行,消息传到上海,工人阶级在反帝爱国情绪的激励下发起了罢工行动。6月5日上午,上海日商第三、四、五纱厂五千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声中首先宣布罢工。下午,陆家嘴、杨树浦一带多家工厂的两万余工人也加入其中。随后几天,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1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并发出誓言:“不达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无产阶级自此开始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此后,上海的工商业者也宣称“国家将亡,无心营业”,发起抵制日货和罢市救国运动,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三罢”高潮。
  北京、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二百多个城市的多个行业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行动,一些进步妇女更是开始独立组织爱国行动。在与主权诉求直接相关的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农民也参与其中,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反抗和斗争,例如中止对日军的农副产品供应,并在县署甚至省署前集会示威,一些农村妇女也集合起来,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学生作为爱国商行的基金。这给予五四运动以极大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北洋政府。6月9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最终免去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签字,虽然彻底收回青岛主权的愿望没有达成,但却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的重要胜利。同时,各个社会阶层的联合特别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青岛主权的最终回收

尽管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签字,使得日本无法名正言顺地将青岛据为己有,但《凡尔赛和约》毕竟是为列强所承认的公约,加之日本强行拒不归还在山东的权益,青岛主权在巴黎和会后实际上也并未归属中国,山东问题遂成为所谓“悬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收回青岛主权的努力,其中尤以山东人民的抗争最为广泛和持久,几乎所有的城市乃至县乡都燃烧起反帝爱国的怒火。早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山东人民就多次集会和请愿,要求拒绝签字。之后由于爱国群众愤而捣毁了设在济南的安福系反动报纸《昌言报》(该报多次诋毁五四爱国运动,并为政府的卖国行为辩护)报馆,省政府电请北洋政府对济南实行戒严。7月25日,北洋政府宣布济南戒严,随即任命段祺瑞系的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上任后,大肆逮捕和拷打爱国学生,并且迫害爱国群众,先是捣毁回民爱国组织,随即下令杀害三位回民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并且公开叫嚣要将中国合并到日本。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不仅山东各界罢工、罢课以示抗议,其他省份也纷纷组织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当时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他所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发多篇揭露马良一伙人罪行的文章,号召全国各地联合起来。周恩来同志还亲自撰写时评,表示“日本人对山东的九条决议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号召国民自觉,“推倒安福派所依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打倒安福派请来的外力”。在天津学界的号召下,不少城市纷纷表示了对山东人民的支持。8月下旬,济南和烟台的代表秘密来到天津报告了相关情况并请求援助。随后北京也加入其中,四个城市组成代表团在北京进行请愿斗争,却被北洋政府全部逮捕。消息传出,京津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山东各界也多次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在各地人民的强大压力下,8月30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请愿代表。
山东人民不仅通过政治抗争坚决要求惩办国贼、收回青岛,在经济层面也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抵制。自五四运动以来,山东人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其中以烟台人民的斗争最为长久,长达四年,直到青岛回归为止,市面上一度见不到日货的踪迹。在英国控制下的威海,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货轮装卸货物。在青岛本地,市民和工商界也参与了抵制日货斗争,许多商号还拒绝使用由日本银行发行的钱币。山东许多地区还组织成立了日货检查团,在最大程度上阻止日本从山东掠夺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经济掠夺。即使是在农村地区,农民也尽可能地参与其中,很多人为抵制日本生产的火柴和布匹,甘愿重新用打火石生活和纺织土布。在人民群众的感召之下,许多驻鲁部队的爱国官兵也向爱国运动表示了认同和支持。
  1920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发出通告要求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山东人民坚决反对,教职员罢课抗议,省议会致电政府请求“严词拒绝,勿稍迁就”,并派出代表赴京面陈。23日,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商埠商会、农会、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提倡国货研究会、律师公会等团体,共同协商,提出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书,主要要求驳回日本通牒,筹集提交国联办法,以及废除欧战后中日间一切密约。4月23日,日本驻德代理大使向德国政府交涉,已将关于胶州湾地域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及其他各种文书交付日本,26日,济南全体学生罢课并发表宣言。在山东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坚持下,面对日本的威胁,北洋政府拖延再三,终于不敢进一步激起民愤,向日本政府答复“未便依据德约迳与贵国开议青岛问题”,虽然没有就青岛问题与日本正式展开交涉,但已然向日本宣告了青岛的主权归属,五四以来的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又一重要成果。
  1921年,列强为重新瓜分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中国代表再次提出收回青岛,解决山东问题。在列强各怀心思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在会外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交涉谈判,1922年2月4 日,中日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自6月起条约生效,日本同意在保留在山东的部分特权的前提下,将胶澳租借地的主权归还中国。1922年12月10日,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山东省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与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由比光卫举行仪式,正式从日本手中收回对青岛的管辖权。1923年1月1日,日本将胶济铁路及沿线交还中国,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基本恢复。尽管青岛的回归是不完整的,日本仍然在此保留有众多经济、军事甚至法律特权,但青岛已经不再是租借地,而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城市,自此五四运动在“外争国权”方面的诉求获得了胜利。

青岛回归的意义及其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收回主权的第一个租借地,青岛的回归在我国近代的政治和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青岛最终得以回归,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抗争,这可以说是自1840年以来人民爱国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极大的振奋了民族精神。这次斗争不仅使政府意识到人民的巨大力量,也使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想要实现民族自救,应当联合起来进行抗争,而不能一味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和官员。吴玉章同志回忆说,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祥猥琐渺小,摇摇欲坠。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看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要想实现独立自强,必须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由此,中国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五四期间及之后的二十年代初期,各地的学生组织、工人组织以及各行各业、各阶层的组织纷纷建立,为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而发起一次又一次抗争,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特别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使中国革命有了明确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青岛回归后,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1923年,中共党员王荷波来到青岛,到四方机厂开展工人运动。随后,中共山东省委派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尽美、邓恩铭等到青岛开展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建立了地方组织和地下党机构,领导工人阶级和各界爱国群众开展革命运动,使青岛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根据地。
  青岛回归后,仍保留了港口的对外开放。除外国资本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纺织、烟草、火柴、面粉等轻工业有着较快的发展势头,使青岛成为北方地区与天津齐名的城市。除经济外,文教事业也有了较快发展,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建立,后几经组合成为国立山东大学,吸引力大量优秀学者和知识青年前来青岛。此外,体育场、水族馆的文化机构也建立起来,开展了许多科教活动,使青岛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当然,需要认识到的是,此时的青岛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独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对外一再妥协,使得日本和后来的美国仍在青岛占有了大量利益和特权,大肆进行剥削压迫。直到1949年6月2日人民军队解放青岛,青岛才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城市。
  如今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积贫积弱、列强欺凌的对象发展为具有责任和担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虽然时代不同,但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的爱国进步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五四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我们必须牢记,正是由于无数前辈的奋斗和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然应始终饱含爱国热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而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由于近代以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压之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积极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018年4 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讲,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妥协退让,在国家利益面前,我们必须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维护领土主权和各项权益的完整,这同样是五四反帝爱国斗争需要我们铭记的意义。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青岛主权的恢复掀起,它的发生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青岛主权的最终回归。如今的青岛地标之一五四广场就是为纪念五四运动而建,广场上矗立着象征五四精神的火红色雕塑。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五月的风带来希望,虽然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过去了一百年,可其中所展现出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依然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并激励我们不断努力,砥砺前行。作者单位:王若菡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杜银远 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史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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