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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青岛近代社会的部分演变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9-07-15

文/ 支东堂

青岛地区昔称“胶澳”,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的胶州湾畔。胶州湾港阔水深,常年不冻,是个天然良港,在军事、经济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胶澳原是以渔农为主的自然村庄,胶州湾两岸均是荒山野坡,星星落落地有几处小渔村,几座孤庙野庵,如法海寺、下村庙、天后宫、荒草庵等。每年3月,各地贩运海产的商人云集天后宫周围,以布匹、日用品等货物换取渔民的水产物资,进行交易。1891年6月14日,清政府批准在胶澳设防,青岛由此建置。1892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驻防胶澳,在前海设立总兵衙门。章高元驻防后,随着兵营设施、码头建筑及道路的修建,青岛的贸易经济日趋兴盛,出现了“货栈相连、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至1897年,这里已有作坊、店铺近70家,进出口货物每年都在30万担以上,海关税收年均白银3万两。特别是永顺小型铁工厂和细棉布、棉纱等贸易的出现,使青岛有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同年11月14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悍然派兵在青岛登陆,强占青岛。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99年。从此,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也从此逐渐拉开了青岛社会近现代化演变的序幕。

青岛开启近代化进程

德国在大约十九世纪中、后期,完成产业革命,成为西方列强的后起之秀,跨入了争霸海外殖民地的列强行列,但十九世纪末,中国已经被其他列强瓜分的支离破碎,德国人强占青岛后,为实现其在青岛建立远东军事基地、掠夺中国资源的目的,开始大力营建青岛。据统计1898年至1914年的17年间,德国先后在青岛投资1.7亿多马克,建立了必要的防御体系和进行经济掠夺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在前海一带,德军先后在各山头及水陆要冲构筑炮台、暗堡,挖壕堑、布水雷;又先后建成了大港、小港共4个码头,修筑胶济铁路以及和码头、铁路相配套的工程;修建自来水、电力、公路、桥梁,上下水道、海岸防浪坝等市政工程;修建了总督府、总督官邸、德华洋行、电报局、电话局、教堂、医院、学校、别墅、旅馆饭店等一批政治、商业、文化设施;兴建了海军造船厂、胶济铁路四方工厂、电厂及轻纺工业等一批工厂企业。德国人还把持海关,垄断了海运,控制了金融。
  经过德国17年的殖民建设与经营,青岛逐渐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近代工业海港城市,到1913年已跃居国内第六大港,成为山东对外贸易中心。随着青岛港的建成,德国对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经济掠夺也日益严重。从1898年至1914年,德国从青岛掠夺了496万余马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在青岛的经济掠夺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倾力于欧洲主战场的德国无暇东顾,驻青岛的德军也大部分撤回本土。图谋青岛已久的日本趁机对德国宣战,赶走德国军队,攻占青岛,宣布强占德国在青岛、山东的所有权益,取代德国在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建立起非法的军政统治。从此,青岛沦入日本武力侵占时期。
  日本在青岛的侵略政策与德国有所不同,主要是将青岛作为经济掠夺基地和日侨赖以生息之地。因此,日本侵略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城市扩建和工商业经营上。期间,日本大量进行移民,1915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仅400人,而20世纪20代末已增至24132人。从1915年至1919年短短5年时间里,青岛的城市规模比德国占领时扩大了3倍。
  日本殖民者利用德国占领时期建成的港口、铁路和其他设施,大量开办工商业。其中自1917年开始,6年时间相继开设了内外棉等6家大型纱厂。日本人在青岛经营工商业“尤为巨细不捐,自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以至极细的修缮铁工,无不捷足先登,或且占为己有”。据不完全统计,到20年代末,在青岛的日商资本中50万元以上规模的工厂企业达80余家。青岛的纺织业、火油业、烟草业、染织业、食品业、木材业、面粉业、机械业等行业,都有了相当规模,且都操控于日本人手中。日本人在青岛除了垄断工商业经营,还开办洋行,进行资本输出,全面掌握了青岛地区的经济命脉。
  经过德、日25年的殖民开发,青岛工商业、海陆运输等方面迅速发展,青岛港港口进出口货物、胶济铁路货运量不断增长,到20世纪20年代,青岛已成为国内较发达的工商业城市:青岛港可以与当时已经营60年的香港相媲美;胶济铁路像条大动脉,使青岛港的经济贸易活动的触角伸至胶东半岛、山东内地,乃至黄准流域;船舶业、纺织业、烟酒业、机车修造业等,在全国名列前茅。

形成城市移民潮

开埠之前,青岛及其周边人口密度比较低,社会成分单一。但开埠以后,特别是德国占领后,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商业和市场的扩大、城市建设的展开等,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从山东乃至国内其他省份聚集到青岛,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人员成分逐渐开始多元化。
  青岛建置之初,城市新增人员主要是兵勇、劳役及其亲属。建置初,清军从登州等地调集了大量兵勇,为修筑兵营、炮台、道路等驻防工事和基础设施,胶澳总兵衙门从内地农村招募了大批穷苦百姓、破产的农民充当劳役。这些人员及其随带的家属等,与本地“土著”以及部分为谋生而来的渔民、商贩,基本成为了青岛十八世纪末的人口构成。
  德占时期,青岛的港口、铁路等口岸相继开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加快,市政设施特别是城市道路、城郊道路,市区上下水、电力,市区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日渐形成规模。比较而言,社会治安在全国范围内也短时间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种变化下,青岛对内、对外商贸活动活跃起来。山东农村大量劳动力“闯青岛”,成为了青岛第一批产业工人。他们拖家带口,使青岛城市人口规模得到迅速扩张。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前后,一批清朝遗老遗少移居青岛。这批人虽然数量不大,但他们地位显赫,“党羽”遍布全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力,也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资源。他们的到来,使青岛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美誉度以及青岛市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由此吸引了全国众多的文化名人,陆续移居青岛,激发了青岛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日本占据青岛后,为达到其战略目的,继续加强港口、运输等行业的发展,铁路、公路等里程持续增加。同时日本侵略者为掠夺中国的资源,开始进行资本输入,创建纺织、化工等现代制造业。这段时期青岛的工商业以及进出口等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城市人口规模持续扩大,职业构成更趋于现代化,农业人口迅速减少,工商业人口快速增加,交通业、服务业等新职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出现,以从事教师、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开始形成。也是这段时期,青岛的行业帮会、同乡会、商会等开始出现,过去相对松散的基层工人,逐渐被不同程度地团结起来。
  这段时期,还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1919年2月14日,1200名华工乘坐英国轮船“庇亚斯”号由欧洲靠泊青岛返回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协约国因对德战争伤亡惨重,为解决劳动力问题,从我国河北、山东两省招募劳工。山东方面由设置在青岛的英商和记洋行,从胶济铁路沿线农村招募输外劳工。他们招募的劳工先后多批集中到青岛,经过短期准军事训练后,分送到欧洲各协约国修铁路,挖战壕,搞后勤运输供应,或者进工厂、矿山当劳工。这批中国劳工,为这些国家的战时经济和战后的恢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也开阔了眼界。通过青岛回到祖国后,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青岛。他们的到来给青岛本地社会,带来很多新的思想和理念。他们本身就是穷苦人出身,对青岛社会底层的工人、商贩等产生的影响更直接。

本土现代经济与会馆、商会的兴起

德、日的殖民统治,对青岛乃至山东和中国的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剥削和掠夺,挫伤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的自然发展进程,但顽强的青岛人民,顽强的民族资本在德、日侵略和欺压的夹缝中,依旧得到了缓慢生长。并且随着青岛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青岛工人阶级队伍也逐渐成长壮大。
  在青岛,伴随着移民潮各种各类会馆、商会等逐渐形成,同时会馆、商会,又促进了青岛对外界进行人员吸纳。青岛建置后,由于港航贸易的崛起,青岛市对国内吸引力迅速增大。国内各大商号纷纷来青岛设立分支机构或分号,工商业者包括外资企业的买办、新式商人也随之移居青岛,青岛迅速发展成为一座以转口贸易为主的港口城市。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青岛对周边县域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周边黄县、即墨、烟台、平度、潍县等附近地区乡绅和旧式商人等,纷纷带着资金来青岛创业,开办贸易行、设立公司、兴建新式工厂。还有少数移民,借城市初建的机遇,凭借灵活的头脑与勤劳,白手起家,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主。这种情况下,青岛最早的工商会馆开始出现。当时,青岛的商号大多聚集于天后宫附近的市场,商众们为排难解纷,成立“公所”,设在天后官内,公推瑞茂酒馆老板胡增瑞为会首。天后宫“公所”成为了青岛最早的较为正规的商人组织。与此同时,常年在青岛从事商贸活动的闽、广、宁波商人也逐步建立了“闽粤会馆”等,特别是20世纪初,德国胶澳总督府通过调整海关税收、改善码头堆栈、统一发行货币等措施,营造租借地投资、移民环境后,进一步刺激了江、浙、闽、广和半岛地区以及山东腹地的商贾大户及商号、名店、行栈、钱庄、银号等加快向青岛涌入。
  但当时,总体讲青岛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中国人要想发展,必须抱团。出于竞争的需要,一些实力较大的华资商家以乡党、亲友、世交等多种名义,逐渐发展形成了同乡会等形式的行帮。同样是为了生存,许多小本经营的中、小商户在极力寻求荫庇中,选择了行帮,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行帮商户数量的增加。这段历史时期,齐燕会馆是经济实力最强、商号数量最多的同乡会。以傅炳昭为首经营布业为主的黄县帮、以刘子山为首经营草帽辫子为主的掖县帮、以陈次治为首经营棉布棉纱为主的即墨帮、以李涟溪为首经营房地产为主的栖霞帮,是齐燕会馆的四大行帮,也称青岛“四大家族”。他们在青岛乃至山东商贸界有一定影响。齐燕会馆也是青岛市唯一一家银钱兑换的固定市场,后来青岛实行“废两(胶平银)改元(银元)”,正是从这里的钱市开始的。随着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开始涉足现代银行业。比如1918年2月,青岛东莱银行开业。东莱银行是山东掖县刘子山出资20万元独资经营的无限公司,总行设在天津路7号,在开办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存款额达300万元,并先后在济南、大连、天律、上海等重要城市陆续开设了分行。
  据不完成统计,这段时期青岛市共有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广东会馆等近20个重要的同乡组织,大多商会都是100人以上,像即墨公会等,成员达到200多人。这些同乡团体在组织形式上趋向于近代社团,选举制度上越来越民主,成员的职业构成越来越多元化,身份上则越来越平民化,发起者和参加者多来自工商界和企业工人等;就其功能而言,青岛的同乡组织成为维持和寄托乡土情感的载体,同时也参与了城市社会事务的管理,分担了政府的一部分社会职能。

近现代文化教育逐渐兴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德、日帝国主义对青岛的殖民入侵,近现代文化教育也随之引入青岛,各方力量在青岛兴办了各类学校。
  一是教会学校。此类学校是传教士建立的带有传教布道和文化侵略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从当地青少年中招生,培养传教士、洋行买办、教师和翻译人员。主要的教会学校有:
  1898年,德国基督教路德教会在市区鲍岛山创办了德华书院,这是青岛最早的教会学校校;
  1901年,德国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尉礼贤创办的礼贤中学(青岛九中前身),这是青岛近代史上第一所中学,也是青岛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
  1905年,德国和瑞士基督教同善会创办的美懿书院(又名淑范女学),这是青岛第一所招收女生的中学,附设于礼贤书院,1910年从礼贤书院迁出,独立成为一所小型的女子学堂,除普通科外,以德文为主,1915年学校停办;
  191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明德学堂,地址为现在的青岛市阳信路2号,该校为青岛十一中前身,随后已经并入了青岛九中。
  二是职业学校和高等学堂。此类学校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德、日殖民者,在青岛乃至山东进行殖民经济建设,培养各类技木工人和管理人才。
  1900年,在莱阳路8号创办的水师工业学校,又称船坞工厂徒工学校,是近代青岛第一所职业类学校,这是德国占领青岛后,为其造船厂(水师工厂)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学校;
  1906年,成立的黑澜大学,又称德华大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是大清和德国合办的一所大学,也是青岛第一所高等学堂,校址在今西镇朝城路、贵州路、单县路铁路分局和铁路医院一带;
  1916年4月,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在青岛馆陶路8号创办“私立青岛英学院”,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培养侵略中国的日本后备军和殖民机构需要的各种“人才”,建校初期主要招收驻青岛日本人的子女,1917年4月4日改名为“青岛学院”也称为“青岛中学”,开设鱼山路校区,逐渐开始兼收中国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初,在青岛市区外籍殖民者共建立了7所职业学校。
  三是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
  1908年春,同盟会会员刘冠三、陈干在青岛创办了一所培育革命人才的学校——震旦公学,虽然该校因开展革命活动被清廷勾结德国当局封闭而办学时间不长,但在当时的青岛学界颇有影响。
  另外,这段时期,德、日殖民者还相继在青岛建立各类小学30多所,这些学校中出现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青年群体,既包括青年学生也包括青年教员,这个群体的显著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关心政治、富有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他们关注时局,思想敏锐,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更有着强烈的爱国政治热情。他们不满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反对洋文化、洋教育,渴求民族解放、社会进步。面对中国深陷内忧外患、饱受屈辱和苦难的深重民族危机,他们最先觉悟起来。

反帝反封建斗争兴起

这个历史时期,在德、日殖民统治和中国北洋反动势力统治下,青岛各阶层人民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断进行各种反抗斗争。
  以1901年为例,德国殖民当局在青岛开办的水师工业学校,发生了德国殖民当局杀害中国学生的事件。该学校,主要从青岛当地及周边各地招募学生,为德国海军训练各种海上军事及技术人才,此时德国的殖民侵略已经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华人的不满,反德殖民侵略的斗争情结在该校的青年学生中一直存在。1901年春,德国殖民当局为镇压学生反德斗争情绪,在操场上杀害学生张某,激怒了全校青年学生。全校学生选出代表赶赴济南,向山东巡抚杨士骧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为被害同学昭雪。有的同学当即放弃学业,参加抗德义勇队,专杀德国人,为被害同学报仇。
  1908年秋,在德国传教士开办的礼贤书院,院长卫礼贤从德国返回青岛,学校当局强令学生前往码头迎接。在码头上,德国巡捕“拿中国学生不当人”,蛮横无理,激怒了全体同学。一名学生因怒喊“将他推下海去”而遭拘捕。学生包围巡捕,救出了被捕回学,并将肇事巡捕按在铁轨上,欲用迎面开来的火车将其压死,后来被教师阻止。
  这段时期,除了学生大量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外,社会各界的反抗活动也此起彼伏。山东同盟会会员陈干、商震、王鸣双、陶成章等,在他们创建成立的震旦公学,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联络校外群众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春季,组织开展了反对清朝出卖山东矿权的抗议示威请愿活动,遭到清延勾结的德国当局的追害。陈干被迫离开青岛,学校被查封。但这个事情极大地触动了“社会的神经”。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山东巡抚孙宝琦代表清廷于1911年7月24日,与德华山东矿务公司订立《收回山东铁路矿权合同》。合同规定:山东矿务公司议定坊子矿场与淄川县矿场暨自金岭镇沿胶济铁路迤北30里至张店,为矿务公司独自开矿;凡中国以前允许矿务公司享有的胶济铁路、未成的津浦铁路暨甫勘的胶沂铁路,所有沿路两旁的30里矿权均取消;淄、博两县原在30里矿权以内,公司将博山矿产全部让还;淄川矿场南境,由大奎山起斜线经龙口镇西北至淄川东境,所有矿地让归中国;潍县坊子矿场,与安邱、昌乐两县毗连,公司让出安邱的西北境,昌乐、荆山洼矿产;距坊子矿直线10里,仍归公司。但是当时大清朝的国力确实弱小,此次收回矿权做了一定的妥协,合同中规定:沿胶济铁路内章丘、淄、博三县,凡矿务公司归还矿界内,1920年以前,暂不准华人开采最大的矿;此次让还矿界内,中国官商开矿,若资本不足,应向德国借用;若用外国物料、机器须用德国所产,聘用外国工程师须聘用德国人。
  日本占领青岛后,青岛人民的反抗和对抗程度又有了新的变化。日、德青岛之战爆发以后,日本独立第18师团由龙口登陆后,沿莱州、平度向即墨推进。1914年9月15日,南侵的日本军队窜入即墨西北乡毛家岭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奋起反抗,日军对村民进行血腥屠杀,打死打伤村民10余人,抓走5人,全村36户居民的164间房屋也被悉数烧毁。由此制造了青岛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毛家岭惨案”。
  日本殖民当局不但在军事上侵略,经济上也进行了大肆掠夺。1916年7月4日,当时堪称“亚洲第一”的青岛浮船坞,被侵华日军输运到日本佐世保港。青岛浮船坞是德国侵占青岛初期,耗资600多万元,用两年时间建成的,是德国苦心经营的青岛造船所的支柱。船坞建在大港五号码头,长125米,宽39米,吨位1.6万,可容145米长、万吨级以上的船船,主要用于船舶修造。青岛浮船坞设备齐全,设施先进。作业时,30人操作机械设备,可举起3万吨的船只、在当时可谓“亚洲第一”,青岛造船所也由此闻名世界。日德青岛战争时,战败的德国将青岛浮船坞沉人海底,日本侵占青岛后,把船坞打捞出水,由日军“富士”号战舰输运到日本,卖给了福田造船所。中国政府在“鲁案”谈判中、曾提出归还浮船坞,但日本持强凌弱,拒不交还。
  在段历史时期,不但青岛本地人士进行了大量的反抗斗争,大批山东旅京人士,特别是青岛旅京人士,为争取山东主权、青岛主权,先后采取外交后援会等多种方式,发出了山东人民万众同仇、誓死力争青岛主权的正义呼声,表达了山东人民饱尝丧失主权的痛苦。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这些正义斗争,在政治、思想和舆论上为“五四”爱国运动的迅速兴起作了准备,揭开了全国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另外这个历史时期,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先生不顾德国殖民者的威胁与阻挠,乘火车抵达青岛。早在1897年德国侵略军强行霸占青岛时,孙中山先生对青岛沦入异邦之手就极为愤慨。1912年,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要求到青岛,可是德国胶澳总督却以德国要在满清和民国之间保持中立为由,阻止孙中山来青。此次,孙中山借视察铁路之机到青岛,受到青岛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火车站,人们高彩旗,敲锣打鼓,欢迎孙先生的到来。欢迎大会在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举行,孙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孙中山与青岛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合影留念。孙先生在青岛期间,前往青岛特别高等学堂演讲,号召学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学习。孙中山先生的到来,激励了青岛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斗志。

作者单位:青岛市崂山风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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