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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研究述评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9-06-18

摘要: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革命活动家,为党的早期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杨明斋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杨明斋的生平经历、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贡献、杨明斋的文化思想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影响等研究。本文旨在对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并为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相关研究的来龙去脉,将所依据的重要史料进行摘录,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杨明斋;生平经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化思想;研究综述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周恩来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1]。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位在党的早期革命事业中作出诸多贡献的革命家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大体上厘清了他的生平经历,肯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此外,围绕其著作《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等对其文化思想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转播中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

关于杨明斋生平经历的研究

 关于杨明斋生平经历的研究,着力最深的是余世诚,他在《关于杨明斋生平事迹的调查》《寻找中共建党“牵线人”——重要党史人物杨明斋调查记》中对杨明斋的生平和调查经过进行了详细记述,为后来杨明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杨明斋祖籍,余世诚指出:“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2]这一方面是依据李达、张国焘、包惠僧等人的回忆录,许多早期党员回忆时都称杨明斋有浓重的山东口音。另一方面依据的是余世诚对山东早期党员黄秀贞的访问。

“我(黄秀贞)是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认识杨明斋的,当时他在学校负责总务工作。我的老家山东诸城和他的故乡平度是近邻,这种近邻老关系使我们熟悉起来,至于他是平度什么地方人,就不清楚了。”

据此为线索,余世诚与平度党史部门一同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初步确定,杨明斋本名杨好德,字明斋,山东省平度县西乡马戈庄人。

其次,学者的关注重点是杨明斋最后一次去苏联及卒年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上,学者之间有一定的争议。余世诚认为,杨明斋1930年1月越过中苏边境,1931年被流放至托木斯克,至1934年8月流放期满,赴莫斯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当投递员和校对。1938年2月,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于同年5月牺牲。这主要依据的是余世诚于1988年9月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求助查找杨明斋去苏联后的情况,苏共中央委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回信。为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全信内容摘抄如下: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致余世诚教授的信

                      叶志超 译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第14307——11号   1989年2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东营市石油学院马列教研室余世诚教授

尊敬的余世诚同志:

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

据查档文件,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非法越过中苏边界。到1930年秋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按)并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里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当投递员,后来又当誊写——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被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该恢复名誉。

借此机会,我祝您在您的科研教学工作中获得成功,并且希望和您及中国其他学者进一步合作。

顺致敬意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М?Л?吉塔连科

苏联方面的回信,对杨明斋赴苏后的情况有了明确的记述。资料来源于官方,可信度较高。此外,关于杨明斋上世纪30年代在苏联期间情况,杨宗文、李玉晓提供了一封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搜集到的杨明斋于1932年10月21日致张国焘的亲笔信。信中详述了他最后一次赴苏联的时间及不幸遭遇。信中写道 : 

“国焘兄……我1927年从中山大学( 校址莫斯科 )回国,正赶上张作霖宣战阎锡山时 , 曾在北方政治局作事。在这里我得知党中的事作得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和国民党分家的那些余波现象。1930年春,我从中东路边线上投到苏联政治管理局得到伯利总政治管理局坐了13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国际许可,做了80页的报告书。书内无非是说中国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要改造中国必须利用民族所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历史 ,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必须根本地改变从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用于群众,不可照旧的利用群众虚张声势。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书上后,在远东作了些小事。” 

“1931年正月把我充军于托木斯克,这期间我写了230页书,书名打算叫 《社会生存本义》,打算作成500页上下的一部书,可是不知成功否?”

“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的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书犯了什么错误 ? 得知后请你给我一封信好……”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杨明斋最后赴苏联的时间是1930年春,1931年被充军于托木斯克。这与苏联方面回信中所记述的杨明斋赴苏联和被流放充军的时间是一致的。此外,从信中也可以看出他赴苏联的真正目的,是打算向第三国际申明自己对中国革命即改造中国的观点,并说服第三国际改变过去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作法。在这方面,杨明斋强调的是要从中国的民族特点及经济、政治、文化 、历史的特殊条件出发,他的这一观点显然与第三国际的观点存在原则的分歧。[3]两份材料相互印证,可以看出关于杨明斋晚年赴苏联的时间及其遭遇的研究是可信的。

但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针对苏联方面的回信,徐及之撰文提出了两个怀疑:一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以后,中苏双方在边境采取了封锁措施,对私行越境者一律予以治罪。倘若如苏联回信中所说,杨明斋是1930年1月在走私者的帮助下私行越境的,他应该在当时就被当作叛逃者收容或流放,怎么可能在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工作一年多后才遭流放呢?二是1934年前后,在莫斯科的中共人士不少,并且有不少人就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如李立三等。如果1934年8月杨明斋真的从西伯利亚到了莫斯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并长达4年之久,怎么可能无论当时在莫斯科,还是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的人谁也不知道或不曾提起他呢?以杨明斋的经历和建党初期在党内的地位,他应该是很醒目,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的。[4]因此,徐及之认为杨明斋赴苏联后于1936年就病逝于苏联托木斯克,并未去莫斯科。他所依据的是师哲的回忆录,据师哲回忆,1933、1934年间,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同志向他汇报:他们接收了一位从远东流放充军的自称老共产党员的名叫杨明斋的中国人,并说据他们的观察,杨明斋不像一般的越境犯,他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在著书立说。1934、1935年,师哲两次出差到托木斯克特地去看望杨明斋,目的是了解情况,听取杨的意见,并希望能给杨一些帮助。杨明斋对他说,“九一八”之后他到了哈尔滨,因日寇在东北横行霸道、乱抢、乱捕、乱杀,实在无法忍受,又难以立足,所以在东北活动时间不长就决定私行过界奔赴苏联,一过境他就被苏联边防部队收容起来,随后被解送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师哲曾劝说杨明斋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依靠组织解决问题,并告诉他,王明正任团长。但杨明斋很看不起王明,认为王明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并愤愤地表示:决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1936年,师哲接到托木斯克保卫机关的汇报,说杨明斋已病逝于托木斯克。由此可见,师哲回忆录中的关于杨明斋赴苏联后的情况与苏联方面的回信有很大的出入。徐及之认为师哲的回忆更可信些。理由是师哲作为当事人,1931年至1938年一直在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专门负责接待、安置、遣返流亡苏联的中国人。1934、1935年师哲亲自去看望过杨明斋。1938年夏,师哲离开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留在身边做秘书工作,直到1940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道回国。如果不是在此之前曾得到过杨明斋病逝的消息,师哲肯定会向任弼时、周恩来提起杨明斋的事,因为他早在1934、1935年间就曾建议杨明斋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而对于苏联方面的回信,徐及之认为可能是由于译名的不准确、错把他人的档案当作杨明斋的档案。综上来看,笔者认为,徐及之提出的观点主要是依据师哲的回忆,时间的准确性可能不高,而且关于杨明斋1936年病逝于托木斯克的消息也是师哲依据当时汇报作出的判断,并未进一步确认核实,但师哲提及的与杨的两次见面以及徐及之提出的疑问和推测为杨明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于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贡献的研究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文很多,其中张晨、李冬志撰文对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中的贡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杨明斋作为维金斯基的助手、向导、翻译,最早地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起了某种桥梁的作用;主持党的第一个通讯社,在沟通和交流中俄情况,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参加组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帮助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指导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主办外国语学社;参加领导工人运动。[5]文中引用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革命同志的回忆,包括张国焘、李达、陈望道、包惠僧、邵力子等。例如包惠僧回忆有关当时渔阳里6号的情况:“新渔阳里六号。在年春,杨明斋同志同维金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建党之初,即租定这个房子。是哪一个月起租不详。是杨明斋经手租的,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接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学校因为没有立案也没挂招牌为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与一些半公开活动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在此处。”李达的回忆:“新渔阳里六号是杨明斋办华俄通讯社的地方,在一九二一年暑期间终止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张国焘回忆:“当陈独秀不在上海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问题的三四个人,就是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关于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据陈望道回忆:“青年团是党派杨明斋负责的,在青年人中可能有俞秀松。”据邵力子回忆:“青年团,那时叫S.Y.,由杨明斋负责。”还有,“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杨明斋担任‘总务’。”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开办了对外公开招生的外国语学社,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杨明斋任校长。外国语学社既是学生学习和活动的地方,又是掩护党、团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据肖劲光回忆:“我们在上海学了八个月的俄文和一些马列书籍。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通过杨明斋,介绍到俄国去。”

除以上所述的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外,杨明斋是山东平度人,他是否对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起过作用,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这一点,在山东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写到,“在同维经斯基联络北京、上海途中,杨明斋途径济南并在故乡停留,与济南进步思想界取得联系,对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6]此外,舒志超指出:“杨明斋途经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等会见,推动了山东共产党小组成立”。[7]慈丹、刘磊也认为杨明斋不仅推动了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还回故乡山东,与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联系,推动了济南共产党小组的成立”[8]。但以上这些观点都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摆出依据,更没有具体的细节。闫化川、李丹莹则围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猜测,考证了杨明斋回乡省亲与山东地区建党之间的可能关系,认为他是山东建党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位神秘人物。文中认为杨明斋于1920年10月回家探亲,在这次探亲之行中与山东早期党组织的骨干成员进行了联系。理由一是很少回家的杨明斋在1920年这次探亲中将四弟杨好益带到济南读书。一直在国外的他,怎么突然在济南有了这种社会能量呢?这一点不能不令人生疑。其次是据包惠僧回忆,1920年大概是在中共武汉支部成立后不久,即约在公历 10 月底 11 月中上旬。马迈耶夫和包立维两人作为共产国际的派出人员,亲赴武汉考察了解地方党组织的实际进展情况。因此推测很有可能同时或者分别派遣代表去其他已有中共党组织的地区,因此杨明斋便成为考察山东地方党组织发展情况的最佳人选。于是,就有了他1920年秋冬之交的这次山东省亲之行。[9]此外,根据山东地方党组织其他一些老同志的“记忆碎片”,杨明斋确曾与山东地方党组织发生过联系。如曾经指导山东早期党组织若干工作的罗章龙(北京早期党组织主要成员)回忆说:“如果说杨明斋为建党的事去过山东,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是山东人。杨明斋二○年前后在北京住过很长时间,他是我们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在北京,我和他曾住在一起。”杨一辰曾回忆说:“维经斯基、杨明斋他们一行在去上海找陈独秀,路过济南时,他们即与育英中学国文教员王翔千,一师、一中的学生、教师王尽美、邓恩铭等联系,传播马克思主义”。丁君羊也称维经斯基、杨明斋他们“途经济南曾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过面,后来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但闫化川、李丹莹也认为对于杨明斋是否对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起过作用,山东早期党组织的骨干成员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都未留下任何相关文献资料,推测所依据的也都是间接的回忆资料,而这些回忆的内容,有不少经不起推敲,因而,这类资料再多,也不可能使我们把握事实真相。

关于杨明斋文化思想的研究

关于杨明斋文化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他的两部专著《评中西文化观》和《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评中西文化观》写作于中共三大之后、杨明斋在北京工作的1924年春天。全书分4卷16章,约13万字。该书1924年6月在北京初版,后来在上海再版。《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分为上、下两册共20章,约18万字,著于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在北方坚持党的地下斗争时期,上、下册分别于1929年2月和6月在北平出版发行。

学界对于杨明斋文化思想的研究首先是其特点的研究。马宏认为杨明斋作为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造诣的早期中共党内理论家之一,其文化思想必然受到近代中国经济、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呈现某些鲜明特色。他认为杨明斋的文化思想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原理分析问题,并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二是强调重视“民众势力”,深入“民众生活”。三是认为文化学术问题与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相关,文化学术观点深受政治斗争的影响。[10]刘黎红则是从杨明斋批评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探析,认为其文化观有三个特点:一是从唯物而不是唯心的立场来探讨文化问题;二是从大多数人而不是单纯从精英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化问题;三是文化研究要注意文献记载和历史、社会事实相统一。[11]由此可见,学界对杨明斋文化思想特点的总结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杨明斋文化思想特点研究是基于其哲学观、文化观的进一步总结,这些观点集中表现在杨明斋针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章士钊《农国辨》中的专门批评。此外,刘辉在《五四后期文化论争的重要成果——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试探》和闫化川、李丹莹在《杨明斋及其文化观的再研究》中对杨明斋文化思想特点的解读也大抵相同。

其次是关于杨明斋文化思想的地位及其局限性的研究。马宏认为,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化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他的文化思想在早期党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杨明斋对东方文化派的批判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罗章龙曾多次回忆说,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蜚声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一部很有影响很有价值的著作”。当时在湖南负责党的工作的李维汉也曾在长沙《新民周报》上撰文评介说:“这部书的确是一部极有价值之作。在此东方文化的声浪甚嚣尘上,真伪是非不易辨白的时候,有了这部书,可以帮助青年解决不少疑难。”他指出:“以梁梁章三君在中国这偶像,出来从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各方面提倡复古,其影响于青年非常危险。得杨君辞而辟之,其功不小。”李维汉热情推荐这本书:“希望青年朋友都去买一部来看看”,并告诉读者,该书在“长沙文化书店有买”。综上所述,马宏认为,《评中西文化观》在当时的论战中,应该是在较大范围内产生了影响。但同时他也指出杨明斋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影响,自大革命失败后也日渐衰微,终至消逝,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左”倾错误领导对杨明斋的迫害,政治地位的每况愈下,早早牺牲;二,缺乏经费导致书刊出版有限;三,文章艰涩难懂。

刘辉认为,《评中西文化观》一书作为当时唯一的共产党人所写的、集中批判“东方文化派”文化复古思想的专著,在现代思想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理应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所引用的依据也是李维汉、罗章龙等人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从当时的报刊资料情况来看,《评中西文化观》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恐怕也不宜夸大。因为不仅杨明斋所批评的梁漱溟、梁启超和章士钊未见回应文字,其他方面评论文章也还不太多见。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或许是因该书出版时间稍晚,没有及时与他们交锋的缘故;另一方面,也与该书发行量少,文字不很流畅,有些论述显得琐碎不太明晰有关。[12]

此外,对于杨明斋文化思想的局限性,刘黎红指出,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或者缺陷,就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忽视。对此,他认为可能是杨明斋为集中批判梁漱溟的唯心性而有意忽略,亦或是杨明斋自身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着缺陷,进而也可能是因为中国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就存在着对人尤其是个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忽略。因为身处同时期的许多思想家都对唯物史观存在着同样的误解,例如梁漱溟曾说:“陈启修先生所述的那种唯物史观,似亦未妥。他们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是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曾任北京大学教师的严既澄也批评“唯物史观全以人处于被动地位的说法,我们固然不敢相信”。对于这个问题,闫化川、李丹莹也认为杨明斋本人所存在的这一缺陷,恐怕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处集体误读。

通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杨明斋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杨明斋的历史贡献不只是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而且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然而,纵观多年来的杨明斋研究,多叙述,少考证,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真正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确实不多。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驱者的角度研究杨明斋,几乎没有;对于其文化观的研究,亦多局限在“论战”的角度,而未能真正重视和充分挖掘其某些闪光的理论创见。[13]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有价值的新史料,如果苏联方面能提供有关杨明斋的档案,或是像杨明斋写给张国焘这样的亲笔信多挖掘,相信对于杨明斋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文/ 段明伟  李鹏飞 作者单位: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1] 周恩来对杨明斋的赞语,见《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曹靖华的回忆。

[2] 余世诚:《关于杨明斋生平事迹的调查》《齐鲁学刊》1983年第4期,第45页。

[3] 杨宗文、李玉晓:《杨明斋资料的新发现》《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85页。

[4] 徐及之:《杨明斋 1936 年病逝于苏联托木斯克》《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82页。

[5] 张晨、李冬志:《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贡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第275页。

[6]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7] 舒志超:《万里投荒 一身是胆——记华侨杨明斋在中共创建中起的桥梁作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9期,第43页。 

[8] 慈丹,刘磊:《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杨明斋》《兰台内外》2001年第4期,第15页。

[9] 阎化川、李丹莹:《杨明斋及其文化观的再研究》《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 74页。

[10] 马宏:《杨明斋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12页。

[11] 刘黎红:《评杨明斋对“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批判》《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2] 刘辉:《五四后期文化论争的重要成果——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试探》《北京党史》1995年第3期。  

[13] 阎化川、李丹莹:《杨明斋及其文化观的再研究》《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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