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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与南昌起义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7-08-16

作者:汤家玉

叶剑英是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极促成八一南昌起义。

一、吉安枪声震四方:为南昌起义作预演

叶剑英是在北伐战争中来到江西的。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江西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当时被控制在军阀孙传芳手中。孙传芳是山东泰安人,直系军阀首领。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上世纪20年代,在军阀混战中,他屡建战功。1925年11月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他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王”,有20万军队,势力发展到最高峰。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命令其亲信、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代理第一军军长,由第一军担任北伐总预备队。1926年9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十九师进攻南昌。叶剑英以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的身份,随北伐军北上,来到江西。北伐军官兵奋勇作战,一举攻克南昌。孙传芳组织强大兵力,很快又夺回了南昌。蒋介石严令王柏龄收复南昌。王柏龄为了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组织力量准备再度发起南昌战役。叶剑英提出,孙传芳的精锐部队集中在南昌,士气旺盛。南昌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北伐军刚刚打了败仗,士气低沉,不宜立即进攻。王柏龄刚愎自用,没有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武断下令进攻南昌,遭到惨痛失败。10月,第一师代师长王俊再次发动南昌战役,叶剑英协助指挥。王俊也拒不接受叶剑英正确的意见,又打了一个败仗。北伐军被迫撤围。
      蒋介石由此对二王十分不满,严加痛斥,有意让叶剑英接替“二王”。蒋介石特意召见叶剑英,叶剑英受到蒋介石的最高嘉奖——可以佩剑晋见蒋介石。当时,在众多的将领中,只有叶剑英享受了这一殊荣。蒋介石先是夸奖了叶剑英,然后让叶剑英去一师当师长。蒋介石拉拢叶剑英,不仅仅因为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很有影响。他想把叶剑英拉过来,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人心,控制南粤。叶剑英看不上一师,就说:“谢谢校长好意,只是我身体不大好,待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蒋介石只好同意了叶剑英的要求。
      1926年11月,北伐军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再度攻占南昌,俘虏敌军数万人。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蒋介石决定把这些俘虏编为第二师,任命叶剑英为新编第二师代师长。叶剑英选调一部分云南讲武学校、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老同事,招收一些有志革命的青年学生充实到机关和部队,组建了这支部队,全师总共有6000多人。叶剑英将这支部队从南昌带到吉安,进行严格的训练。
      这支部队人员构成十分庞杂,思想混乱。为此,叶剑英首先从组织制度上入手,仿效苏联红军的编制,设立党代表,多由左派国民党员和中共地下党员充任,把各级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军官手中。其次严明纪律,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再次加强思想教育。叶剑英每周都向军官们至少作一次政治演讲,讲时局,摆敌情,号召大家北伐到底,统一中华。最后注重开展文化活动,活跃官兵生活。叶剑英提倡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支持男女青年军人演活报剧,进行街头演讲。在叶剑英的努力下,新编二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
      就在这时,风云突变,形势陡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随后,江西的反动势力追随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江西也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各种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全城进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机构,迫害进步人士。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让叶剑英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还要不要继续跟蒋介石走?这是叶剑英一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最难作出的抉择。他关起门来,痛苦地思考着。在一般人看来,叶剑英追随蒋介石是最好的选择。第一,他俩有共同的经历。他俩都是中国国民党高级干部,都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重大斗争,都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时,蒋介石任校长,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他俩在长期的共事过程中,互相熟悉对方。第二,蒋介石非常器重叶剑英,叶剑英也信任蒋介石。从创办黄埔军校以来,蒋介石一直是叶剑英的上司,多次重用过叶剑英,叶剑英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蒋介石交办的任务。第三,蒋介石背后有帝国主义和大财团的支持,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势力如日中天。第四,从个人前途考虑,跟随蒋介石,荣华富贵就在眼前。那时当个国民革命军的师长既神气,又阔气。出门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子,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在经济上实行委任经理制,即包干制。一个月全师军饷15万块银元,一个师长每月就有好几万的收入。这是一条黄金铺就的金光大道,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
      叶剑英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继续革命。主要原因是:第一,叶剑英追求进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叶剑英出生于广东梅州的一户穷困人家,从小就憎恶旧社会,立志为穷人打天下。上中学时,叶剑英就赋诗说:
      放眼高歌气吐虹,
      也曾拔剑角群雄。
      我来无限兴亡感。
      慰祝苍生乐大同。
      1917年考入云南讲武学堂学习军事,叶宜伟改名“叶剑英”,就是立志革命,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奔驰战场。他怎么能用用自己这把“剑”去屠杀人民呢?!第二,叶剑英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信仰。叶剑英早年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1924年,中国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并派出大量的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学校是合法存在的,并能够公开进行活动。在第一期学生中间,每个队都有共产党的小组,蒋先云等共产党员在军校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建有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师生既可以阅读三民主义书籍,也可以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叶剑英经常参加军校共产党人举行的一些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在革命实践中,叶剑英认识到,拯救中国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为了从理论上搞懂中国革命的道理,他亲自到书店购买《共产主义A、B、C》《史的一元论》《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说》等进步书籍,认真阅读。他还经常听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讲课。通过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战斗中,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给叶剑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过一段思考,决定参加共产党。1924年,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执教时,第一次向军校的一位党员同乡韩摩柯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党组织派熊锐同他谈了一次话。党组织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多数同志赞成吸收叶剑英入党,但少数人认为,叶剑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考验。这一事件就被耽搁了。叶剑英并不灰心,继续努力。1924年10月,叶剑英参加了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战争。1925年,叶剑英又参加了东征。在革命实践中,周恩来对叶剑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有机会接触周恩来。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东征的政治工作。叶剑英曾和周恩来共同商定作战方案,亲聆周恩来的教诲。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东征。叶剑英率领的新编团随第一军行动,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战斗。在和周恩来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叶剑英多次聆听周恩来讲话、作报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并由衷地产生了敬佩之情。东征结束后,叶剑英思想上更加靠近共产党了。第三,叶剑英受到吉安地区革命形势的影响,不愿意与人民为敌。大革命时期,吉安的工农运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叶剑英积极支持当地进步群众,多次应邀参加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组织、团体的会议,支持革命和进步的活动。他还让党代表、进步的军官与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行联欢,演出节目,加深了军民之间的感情。叶剑英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第四,叶剑英身上延续着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不愿意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广东客家人是从南宋时期陆续从中原移居来的汉族人,他们在长期艰苦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勇立潮头、自强不息的的客家精神”,产生了洪秀全、孙中山、朱德等众多的革命家。
      与蒋介石决裂,开展武装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抉择,改变了叶剑英的一生,也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叶剑英后来回忆说:“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当然,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好下的。叶剑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从个人感情来说,叶剑英不应该反对蒋介石。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感情上,叶剑英选择的是民族大义。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吉安暴动后,叶剑英在一次驻南昌部队部分反蒋军官的集会上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
      叶剑英的这个决心,得到了二师进步军官的支持。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反蒋通电,并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北上加入武汉国民政府。叶剑英作了如下部署:(一)迅速察明各团、营官兵的动向,以及驻地情形,拟出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计划;(二) 挑选特务营手枪队、教导队可靠人员分头执行袭击、扣押人员和收缴枪械的任务;(三)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经武宁、咸宁,向武汉进发。二师的反动军官与地方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把矛头集中指向叶剑英,使出各种伎俩搞破坏,使叶剑英在吉安无法开展工作。叶剑英与进步军官经过商量,决定叶剑英秘密离开吉安,前去武汉联络,争取外援。
      到了武汉,叶剑英为反蒋一事四处奔走、呼号、联络。当时,汪精卫把持下的武汉政府,表面上继续坚持革命,继续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实际上准备叛变革命。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谭延闿与汪精卫一样,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暗中与蒋介石勾搭,随时准备叛变。叶剑英同许多人一样,一时被汪精卫、谭延闿的假相所迷惑,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找到谭延闿,汇报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共同反蒋。谭延闿敷衍搪塞,不肯资助,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得留在武汉,继续为新编二师到处活动。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二师进步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6日,“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讨蒋通电。5月13日,举行武装暴动,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说:“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朱培德立即派出部队前去镇压。由于力量悬殊,新编二师被缴械,暴动失败了。
      有人向蒋介石报告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蒋介石起初不信,自信地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蒋介石后来知道了二师暴动的情况,恼羞成怒,决定严惩叶剑英。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全国通缉。
      吉安暴动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河,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吉安播下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火种。不久,一场更大的暴动在南昌爆发了。

二、绿叶扶出红花来:叶剑英为南昌起义巧运筹

1927年5月,叶剑英辗转来到武汉,这时,吉安暴动已经失败,他就留在武汉开展反蒋活动,继续寻找革命道路。担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也是广东客家人,与叶剑英是老相识,很欣赏叶剑英的军事才华,就邀请叶剑英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与叶剑英同乡的黄琪翔担任第四军军长,叶剑英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叶剑英投奔武汉,不是为了长官发财,而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与理想。武汉方面虽然高喊革命口号,但汪精卫之流暗中与蒋介石勾搭,态度日趋右转。叶剑英很快看清国民党武汉集团的本质。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叶剑英十分失望。在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当时那些原来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都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于是,叶剑英一度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他请求邓演达帮忙,邓演达表示赞成叶剑英出洋,但考虑到形势复杂,不愿意出面介绍叶剑英去苏联。
      叶剑英极其苦闷,不知道路在何方。他住在广东人开办的武昌朝阳旅馆,这里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遇到住宿旅馆的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一名共产党员,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毕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两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1927年2月,李世安离开梅县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等人。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叶剑英经常向李世安倾诉自己的苦衷,多次流露出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李世安非常同情叶剑英的遭遇,认为叶剑英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把他吸收到党内来,对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叶剑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按照普通程序,叶剑英不可能入党。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表示: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但不对外公开。
      叶剑英是在中国共产党极其困难、中国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入党的。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三镇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汪精卫一再要求张发奎“清共”,张发奎开始在部队中迫害共产党人。叶剑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这次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下辖的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第20军(军长贺龙)等。驻扎在南昌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分布情况是: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
      国民党方面对我们党的行动已经有所察觉,对贺龙、叶挺有所怀疑。 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命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并命令贺龙、叶挺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 个军的兵力包围和解决贺龙、叶挺的部队。
      当时,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驻扎在九江的甘棠湖附近。军长黄琪翔十分信任叶剑英,经常与叶剑英磋商军机大事。叶剑英与叶挺(中共党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中共党员)、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中共党员)等保持秘密联系。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后,冒着巨大风险,迅速联系到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他们假扮划船赏景,聚集到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几人经过商量,最后形成一致意见:第一,贺龙、叶挺不上庐山;第二,不执行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不到德安集中,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如果没有叶剑英的及时通报,贺龙、叶挺部队很有可能被国民党彻底解决,南昌起义就有可能流产。这表明,叶剑英不仅在思想上、组织上入党了,而且在行动上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贺龙、叶挺不理睬张发奎的多次催促,将部队拉到南昌。汪精卫等人感觉事态严重。7月28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紧急磋商,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第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在国民党紧锣密鼓抓捕共产党人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又一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叶剑英从庐山会议上得悉上述情报后,立即设法通报给了尚不知情的廖乾吾,又通过廖转告给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脱离险境,奔赴南昌参加领导起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贺龙、叶挺的部队是起义的主力,贺龙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恽代英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兼任第20军总参议;廖乾吾任第20军党代表;高语罕任革命委员会秘书,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宣言》。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起来,调兵遣将镇压起义部队。张发奎在九江召开会议,商讨镇压方案。会上,第11军军长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张发奎怒不可遏,也想严厉惩罚“叛逆”。如果张发奎这一计划付诸实施,起义部队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叶剑英感到不寒而栗。他冷静一想,发现还有文章可做。张发奎是广东人,他的部队也是以粤军为基础的,现在广东被桂系控制,他一直想打回广东,作为自己扩张势力范围的基地。叶剑英准确地捕捉到张发奎的这一心理,提议说:贺龙、叶挺的部队已经撤离南昌,正南下广东,必然与桂系发生冲突。桂系必然派兵堵截,广州城防随之空虚。我们如果率军追击贺龙、叶挺的部队,双方打起来,两败俱伤。不如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顺势进入广州,占领广东,再图北进。张发奎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没有尾追贺龙、叶挺的部队,大大减轻了起义部队的压力。为了敷衍武汉政府,张发奎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部队追击起义部队。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记载了这一史实:“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张发奎与起义军“嗣忽分途”,改向南雄,正是叶剑英向张发奎提出“力主不追”的结果。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高歌猛进,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南昌起义部队中走出了1位共和国总理、6位元帅、3位大将,以及众多的上将、中将和少将。如果不是叶剑英,历史会怎么发展,真是令人难以想像!

三、打到敌人心脏里去:叶剑英为南昌起义传薪火

中共中央原定在广州举行起义,由于形势变化,决定改在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点燃的武装斗争的火炬并没有熄灭,不久,它又在广州熊熊燃烧起来,实现了中共中央举行广州暴动的计划。把南昌起义点燃的武装斗争这把火炬带到广州的人,正是叶剑英。
      按最初的方案,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不久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任代理校长,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全校共有学生4000多人,具有旺盛的革命斗志。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武汉分校的师生没有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根据汪精卫的授意,派遣军队将军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意图用武力消灭学校。眼看党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才入党不久的叶剑英万分着急。他找到张发奎,建议张发奎把军校收编到二方面军,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认为这个主意好,亲自出马与唐生智交涉。在张发奎的压力下,唐生智被迫撤回部队。张发奎宣布解散武汉军校,将师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支革命武装总算被保存下来了。表面上这支部队受团中的国民党党部领导,但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全团中共地下党员共有100多名,他们是教导团的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教导团许多人思想动荡,惴惴不安,相继离开了部队。教导团团长谢膺白是第二方面军参谋长,他对教导团混乱的情况束手无策。一次在和叶剑英聊天时,他满腹牢骚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从不恋权的叶剑英,自告奋勇地说:“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谢膺白正愁无法辞去团长一职,见叶剑英愿意接手他的工作,立即答应了。叶剑英和张发奎商量,张发奎立即同意由叶剑英接任教导团团长。
      叶剑英在教导团享有很高威望,大家都非常服膺叶剑英。叶剑英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官兵中,了解官兵思想动态,做官兵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努力练武修文,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奋勇向前。在叶剑英的努力下,教导团军心稳定,面貌焕然一新。
      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江西军阀朱培德说教导团有中共秘密党员,要求张发奎在教导团清党,解除教导团武装。张发奎找叶剑英商量。叶剑英建议,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以堵住朱培德的嘴。张发奎又一次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告诉朱培德,教导团不会在南昌“闹事”。由于叶剑英的多方努力,教导团终于又避免了一场灾难。
      8月中旬,教导团随第四军南下广东。正值盛夏,烈日炎炎,道路崎岖,行军途中遇到许多困难,有些官兵产生苦闷情绪,牢骚不断,甚至有人开了小差。叶剑英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走不动的学员轮流骑,而自己坚持步行,还亲自做官兵的思想工作。他鼓励大家说:“干革命可不是简单的事啊!会遇到许多困难,吃很多苦,要咬紧牙关,才能渡过难关!”他日夜操持全团的军务和生活,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无微不至地关心每名官兵。他亲自调查社情和民情,把调查到的结果制作成“逐日行军令”,包括行军序列、时间、路线、行程、途中大小休息地点、宿营地等等,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通知给每名官兵。他还利用行军时间,和军官们共同研究部队教育以及露营、野炊、救护等问题,提高他们指挥管理的能力。叶剑英把行军变成了课堂和训练场,为党精心培养了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在叶剑英的努力下,教导团整体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叶剑英后来告诉别人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如果调到部队,一个兵就可以当个连长。后来我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了教导团的情况后,也说:‘哎呀,太可惜了!一千多人,要是到这里来了就好了。’”
      9月的一天夜里,教导团里的中共党委在万安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叶剑英列席了会议,这是他入党以来第一次公开参加党的会议。会上,有人提议,就在万安举行武装暴动,得到了一些同志的赞成。叶剑英不同意,分析了部队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及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去广州,“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他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当时,万安地区我党力量十分薄弱,教导团孤立无援,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举行暴动必然失败。广州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是北伐的策源地,群众基础雄厚,南昌起义的部队也已经去了广东,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给反动派以沉重一击。再者,在广州举行暴动,政治影响要比在万安举行暴动大。叶剑英后来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 我是共产党员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夺过来。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会议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果断决策,向广州进军。
      1927年12月11日,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精心培育的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军。叶剑英把暴动这把火烧到了广州,续写了南昌起义的辉煌。
      吉安暴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它们发生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围绕相同的时代主题,针对的是相同的革命对象,采取的是相同的革命形式,解决的是相同的革命问题。吉安暴动是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内进步力量发动的革命,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声;南昌起义虽然打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号,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开始;而广州起义则公开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三次起义环环相扣,体现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揭示的辩证否定的历史观。经过否定之否定,中国共产党终于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叶剑英自身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最终把他个人的梦想融进伟大的中国梦之中。(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技术指挥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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