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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调研贵在求真务实的周恩来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7-06-19

 

作者:孟  红

周恩来只要有机会和有可能便主张亲自直接深入第一线,取得最可靠最真实的第一手事情真相。总之,贵在求真务实。正如他在1962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重申的: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心系群众、平等待人的作风,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也给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

 

1958年,周恩来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视察三峡地区,对三峡工程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一行实地考察,风尘仆仆,又连夜召开三峡工程技术讨论会。

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周恩来不顾劳累,铺开规划和设计图仔细研究。天亮以后,他的秘书告诉有关负责人说:“总理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错误。”后经复查,证明数据确实不对。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让大家十分感动。

1958年至1961年,周恩来曾三赴三门峡水利工程现场调研,下到工地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了解具体施工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现场会,详细听取各方面意见,还与水电部、沿黄晋陕豫三省、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工程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讨解决黄河泥沙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三门峡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库区的淤积程度严重超出预计。

周恩来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总结教训,认真谋划可行的补救方案。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批准实施“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挽救了一座接近失败的水利工程。

在调查中,周恩来坚持既听喜也听忧,而且还特别注意“求真”,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

在尊重地方同志意见的同时,周恩来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安排、没有做过手脚的地方去调查,从中发现问题。

周恩来说:“你要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

周恩来指出:“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与群众区别对待和隔离起来,要杜绝那种事先安排、前呼后拥的调研方式。在调查中,他总是轻车简从,不要迎送,反对戒备森严。他曾严厉批评过那种把众人拦住为领导车辆让路的封建官僚做法。他说,到处设卡,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在调研过程中,周恩来完全把自己融于群众之中。在工厂、农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粮。周恩来经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动拉近与谈话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

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周恩来总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

1964年,周恩来到邯郸调查纺织女工福利待遇问题,大家谁也不肯讲困难。看到大家很拘谨,周恩来便同两年前见过面的劳动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来,从她的婚姻谈到她的“菜篮子”、再到她的工资……人们渐渐不再拘束,大家围绕着福利待遇问题,谈了许多情况。

 

“调查研究之年”调研忙

 

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再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干部的作风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则率先垂范,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1961年,堪称调查研究之年。

为摸清农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调查。

1961428日至514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在武安县伯延村,周恩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召开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技人员等参加的座谈会。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村民张二廷率直地向周恩来说了真话,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周恩来很赞赏,主动与张二廷交朋友,亲自到张家看望,在炕沿上与他促膝交谈。

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周恩来发现“十二条”和“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他认为不宜继续实行大食堂供给制。周恩来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的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521日至6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样,中央和国务院在农村政策上改变了前期的做法,满足农村群众的要求,解决食堂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农业情况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困难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为摸清工业情况并制订相关条例,中央领导又分赴各地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在1961年期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

一次是2月下旬专程到沈阳做调查研究,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这次调研回京后,他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另一次是7月中下旬,周恩来又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下半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于812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

在详细的工业调查基础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823日至9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会后,“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

 

“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

 

195871日至7日,周恩来冒着酷暑高温莅临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选择远离京城的新会来视察呢?事出有因:19585月,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赴北京参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县的商业工作要成为农业生产的后勤部》的发言,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和重视。毛泽东指示: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68日至18日,全国财政贸易工作现场会议在新会召开。61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会农民周汉华用水稻与高粱杂交,培育出水稻优良品种的消息,引起周总理的关注。于是,便有了这次新会视察。

为了能广泛地接触群众,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周总理在广州就对广东省委提出要求: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因此,随同周总理到新会的,只有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子元、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佛山地委第二书记杜瑞芝等几个人。

71日下午,周总理和秘书罗青长、范若愚从广州乘坐吉普车抵达新会。72日午后,周总理乘车前往大泽区五和乡第二农业合作社视察。出发之前,正在新会检查工作的省、地领导,要求陪同总理下乡。为此新会县委安排了两辆吉普车。周总理不同意,再次重申要轻车简从,只能开一辆。新会县委负责人解释说:一辆吉普车坐不下几个人。周总理说:“坐不下,人可以再少一点嘛。”新会县委只好按照总理的吩咐,一方面尽量减少陪同人员,一方面叫随行人员挤着坐。开车时,总理叫工作人员搬来一张小板凳,放在车厢中间,自己笑呵呵地坐上去。到官冲视察途中,周总理远望山上有一面红旗(是当地少先队员队日活动用旗),误以为县委通知当地干部群众组织欢迎活动,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搞的,我说过不要惊动他们了,你们又通知他们了吗?”随行的新会县委干部如实回答说没有通知他们。当时,官冲没有码头,周总理乘坐的电船靠岸时,官冲村长烽农业社主任,驾驶一只小船上前迎接周总理上岸。

到了新会,县委安排周总理一行住新建的招待所,周总理却婉言拒绝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县委会有地方,还是住在县委会吧!这里很好嘛!与同志们住在一起,工作方便。”周总理视察新会的7天时间里,一直住在县委书记工作兼休息室,睡的是木板床,坐的是普通木椅,吃的是县委食堂的普通饭菜。为照顾周总理的生活,省委专门派来了厨师,但被总理请了回去。新会县委食堂的炊事员对周总理说:“总理啊,我只会做大锅饭,不会煮小灶呀!”周总理爽朗地笑着说:“我就喜欢吃大锅饭。”周总理还一再叮嘱新会县委负责人:“我们吃的已经比群众好多了,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要朴素,不要公家请客。”

73日中午,周总理视察途中在周郡吃午饭。周郡社的干部群众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敬意,准备了一些地方小食。开饭时,周总理看到饭桌上摆放着鹅、鱼、猪肝,就笑着问:“我看见你们这里种了豆子、番薯,怎么不拿来给我们做菜?”社干部回答说:“这都是本地特产,我们并不敢搞多少菜。”周总理接着又问:“像这样的菜,你们的社员一年能吃多少顿?”社干部说:“社员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吃的。”周总理笑着说:“请我们吃得这样好,你们不怕社员贴大字报?你们不怕,我是怕的!”吃完饭,周总理对省里的干部说:“这餐饭的费用,不能让社和县负担,就由省里出吧。”

74日,周总理乘坐电船前往官冲视察。由于电船动力不大,途中航行需几个小时。周总理与随行人员在船上共进午餐,十分节俭,只有馒头、油炸花生米、咸菜等。周总理视察结束时,当地渔民送给他一条大鲤鱼,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下。渔民把鲤鱼偷偷放在总理乘坐的电船上,他发现后,如数付了钱。心里只有人民的周总理在结束视察工作时,在干部会议上再次说:“下次来,你们可不要这样招待我了。这样招待,我就不敢来了。”

在群众面前,周总理没有丝毫的官气。周总理一到新会,就嘱咐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每到一处,他都十分注意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劳动大学,他亲自动手用牙签把切好的菠萝插好,先送给身边的学员品尝。在五和农场,他与干部职工在农场门口一棵大树底下,谈生产,谈计划,还亲手捧杯为农场技术员敬茶;在参观葵厂时,他拿起葵扇,给正在烙画的青年工人扇风取凉。临别时,他走到送行工人的后排,与老工人握手话别。此情此景,令在场工人深受感动。

周总理视察周郡时,群众都想亲眼看看敬爱的周总理,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正为是否让群众进去而为难。见此情景,周总理高兴地说:“不要紧,我们相信群众,让他们进来吧!”霎时,一百多名群众争先恐后地挤入会议室。在周郡,他十分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询问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社员全年收入有多少,公共食堂一天做几顿饭等。在参观废旧物资利用展览会时,他问:“怎么没有群众?”听了管理人员回答说因为是下班休息时间,他仍然心存疑问,不够满意。走出展览会,看见有人叫过往群众不要停留观看,总理一再声言不要影响他与群众接触。

周恩来在人民会堂作形势报告时,门外的群众纷纷朝里探头,有的人干脆走了进去。工作人员怕影响周总理作报告,就把门关上了。周总理看到这情景,笑着对新会县委书记说:“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于是会场的门全都打开了,门外的群众兴高采烈地走了进去。周总理作完报告,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会场,和等候在外面广场和街上的广大群众见面。他微笑着,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群众沸腾了,大家尽情地鼓掌,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在新会短短的7天视察中,周总理深入到工厂、田间、学校、供销社、卫生站等,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归侨、侨眷、学校师生、医务人员、城镇居民等广泛接触,促膝谈心,殷切关心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生产、学习等情况,就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金融贸易、城镇建设、群众生活、侨务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热情地赞扬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浓情重墨写下了七幅题词、题名。据当年跟随采访的记者邓国庠回忆,他把现场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否重要,全部记录下来。谁知一开始走访圭峰山,周总理见记者有闻必记,站着记,走着也记,就几次摆手轻声说:“不要记,不要记。”由于周总理不让摄影记者拍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周总理视察圭峰山的照片。在周总理离开广东前,他对跟随采访的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说:“未经我同意,是不能报道的。”后经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出面请求,周总理才同意在广东三家地方报纸发表约两千字的综合报道,新华社则没有向全国播发消息。

 

尽可能多地深入基层实地考察细致调研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然尊重实践,重视调查研究;也只有经常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在分管冶金工业期间,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重钢、上海各钢厂、天津各钢厂,他都亲自去视察过,几乎跑遍了当时所有的重点钢铁企业,还实地考察了邯郸、麻城等一大批小钢铁厂。

周总理是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态度,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缩短工业战线,精减大批职工,充实农业战线。

周总理首先从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即鞍钢入手,亲自到那里实地考察,并和鞍钢的同志一个厂、一个厂地算细帐,统一了思想,把鞍钢20万职工精减到12万人,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周总理到基层,总是深入生产第一线,到矿井下、炉台上、轧机旁,详细观察和询问具体的生产技术情况。

19567月,周恩来在上钢一厂视察时,亲自来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总理和工人之间的距离没有了,大家像朋友一样在一起拉家常,从而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

19572月,周总理视察重钢,在平炉炉台上拿起一些不同的铁合金,逐一询问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和冶炼过程中的作用。车间负责同志一时答不上来,有些紧张。陪同视察的贺龙副总理在一旁笑着说:你问得那么细,谁答得上来,看你把人家考倒了。周总理亲切而严肃地说:“不懂就学嘛,要变成内行啊!”周总理的指示对这位车间负责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他狠钻技术,很快成了行家。周总理不仅过,还要亲自实践。

19577月,周恩来到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登上五号行车,恳切地对行车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要拜你为师”,并且在徐师傅的指点下,亲自驾驶了行车。一个国家的总理,到车间向工人拜师,这件事在上钢一厂,至今传为美谈。周总理对工人、技术人员在生产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更是欢欣鼓舞,热情满怀。

1958年,他和陈毅副总理在湖北麻城凤凰窝钢铁厂,和职工一起挥舞铁锤打铁、锻钢。在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小钢铁厂缺乏技术人员,技术水平低,他就指示冶金部调派大批技术人员到各地的小钢铁厂去,帮助那里提高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他是那样的尊重实践,尊重工人的劳动。

195811月,周恩来到武钢视察。他登上高炉平台,手拿风口镜,仔细观察了八号风口的情况。当他发现风口里面并不象炉前工向他报告的那种颜色时,便亲切地对陪同他的一号高炉炉前总技师李凤恩同志说:“是不是炉温低了?”李凤恩一看,果然如此,立即作了处理。

 

“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196351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当时还不清楚沉没原因,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指示新华社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周恩来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向事件亲历者、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反复调查了解情况。

512日,周恩来在上海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指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周恩来还向东海舰队领导人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跃进号”出航前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等情况不熟悉,很可能是偏离航线造成触礁沉没。

为进一步摸清事实真相,取得物证,周恩来决定派人出海进行现场调查。

出海编队克服重重困难,拍下了现场有关照片,取回了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通过开会集中听取各方意见搞调研

 

但是,身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常常公务繁忙,不可能长时间经常性地深入基层,事无巨细都作直接调查。很多时候,他便通过召开会议来集中听取各方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从中了解真实问题和事情真相,以便有效及时地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19702月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周恩来把30个粮棉高产典型的代表请上台去,一个个询问,对每个典型都作了详尽、周密的调查。

有些地区所报典型材料的数字不够准确,有的单位领导不能准确地回答问题,周恩来就给予严肃的批评,责成他们赶紧继续扎实做好调查研究,把情况如实汇报上来。

这样,周恩来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就弄清了情况,发现了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切合实际的指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作者单位: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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