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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召开过程中台前幕后故事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2-11-02

“七大”召开过程中台前幕后故事

孟 红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极其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七大”召开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或特殊或有趣的故事。

  牵挂结果的毛泽东来到选举计票现场
  选举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1945年5月24日是“七大”第十七次会议,会议的议程:一是毛泽东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二是周恩来作关于选举条例草案的解释;三是大会通过中央委员会选举条例。毛泽东主要讲有关选举的重要原则性问题,周恩来则针对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解释说明。这样,代表们对选举的目的、方法等有了更多的了解。最后大会通过了正式的选举条例,使“七大”选举有所遵循,保证了“七大”选举的规范、合理、公平和公正性。毛泽东、周恩来为选举所做的努力,保证了选举的顺利进行。还在“七大”期间,周恩来就于1945年5月8日给昆明的同志复电,说明:七大已开,毛主席报告在广播恐难收齐,已由美机带全稿至渝,望向渝办索取在昆翻印;要求大后方党组织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即《论联合政府》想办法翻印以供学习;同时根据七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指示大后方党组织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在昆明集合民主同盟及文化界、教育界、经济界、妇女界、青年界、民主分子先成立地方性的民主统一委员会,并取得地方当局赞助,如未成熟则宜稍缓。这都是宣传、落实七大精神,进一步做好大后方党的工作的正确谋划和指导。大会期间,周恩来耐心解释说明大会选举条例,努力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
  “七大”的民主选举获得极大的成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此产生。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毛泽东等人的得票率是100%,周恩来是95.67%,相差并不大,而最低的得票率是50.64%。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5人当选为中央的五大书记。
  大会在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基础上,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高扬文作为太岳区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以前,高扬文被推举为计票员。投票之后,几个计票员正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口念,另一个人在候选人名下写“正”字)。这时,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主席来到了他们的工作现场。
  计票员们个个惊讶不已,连忙给毛泽东让起座来。
  毛泽东从容地坐了下来,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每人得票的情况来。
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毛泽东做了报告。他又很关心地询问洛甫与博古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的得票多少,能不能选上中央委员。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张闻天得票还可以,而秦邦宪和王明得票少,能不能选上还很难说。”
  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说:“最好能选上。”略作停顿,毛泽东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
  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选上中央委员时,显得十分高兴,他对计票员们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这样关心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
  原来,“七大”以前代表们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弄清楚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使党和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洛甫在会上作了检讨,给了代表们一个较好的印象。对博古的检讨,代表们不很满意。而对“左”倾路线的头子王明更是恨之入骨,特别给他提了很多意见,谁也不想投他的票。对于博古进入中央委员会,许多人也想不通,会前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说明选上他们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毛泽东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主席还在另一次会上这样说: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经过反复做工作,代表们的思想上才有所改变。即使这样,仍然有一部分代表表示决不投王明的票。
  过去,毛泽东也说过,批判陈独秀时有些偏重个人责任,而对总结经验不够。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毛泽东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足见,毛泽东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不计较过去曾经受过“左”倾路线的打击,而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何等的高风亮节。虽然后来王明叛变了,但当时毛泽东采取的政策,确实起到了团结全党的伟大作用。
  中央委员的选举本来应该是选45名的,但王稼祥的票数没过半数而落选了。党中央、毛主席对王稼祥的功过有正确的评价,在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有意将王稼祥列为第一候选人。毛主席在给代表们做工作时说:王稼样同志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在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他赞助过正确意见,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正确的传达。选举结果,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王稼祥名列第二。
  可以看出,毛泽东知道了选举的结果,心情舒畅,便又起了较浓的谈兴。毛泽东与高扬文拉起了家常。他首先询问了高扬文的名字。高扬文回答说,名叫杨文(这是当时的名字,未加高字)。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杨柳、文章’。”顿一顿,他又说:“杨树、柳树都是好树种,特别是柳树,把树枝插到地下,就会生根成活。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们要像柳树一样,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要到那里生根,和当地的干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类似这样的话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也讲过)。”
  毛主席的这一番教导,对高扬文等同志都有很大的启发,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态度。
  毛泽东和大家一面交谈,一面在后台共用便餐,一起吃了一顿红烧肉。
   “七大”始终充满民主、团结、融洽的气氛。王稼祥、关向应等同志因病不能到会,为了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亲自指派人将会议精神带给他们,请他们提意见。

  周恩来率先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
  周恩来作为“七大”主席团常委之一,参与领导大会及中央日常事务。他在开幕式上作重要演讲;在大会发言中系统总结统一战线历史及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并发扬民主,勇于开展自我批评……历时50天的“七大”,周恩来全力以赴,他和其他领导人、代表们一起保证了大会的圆满成功。
  “七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内民主气氛浓厚。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动作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在抗战初期的出兵问题上,当时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包括我也在内,犯了错误。就是以为民族高潮来了,应该做民族英雄,赶快出去吧!因此,在华北发生了争论。军分会小册子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是没有了解毛主席、中央的方针。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担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兴奋全国人民。华北有许多同志还是照着毛主席的方针去做的,所以得到广大的发展。周恩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自觉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行动。他在“七大”提出:“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这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对毛泽东思想的信服。
  周恩来在“七大”上曾作自我批评,坦率地检查自己不懂中国国情,一度执行过“左”倾路线,犯了很多错误。因为他的自我批评讲得深刻,很让人感动。讲到统一战线的经验时,他也强调,应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有的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方面,队伍方面,司令官方面,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哪一点上还存在不自觉或盲目性,哪一点上就会犯错误。不仅个人如此,对全党同志也是如此。
  代表们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报告和发言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取得统一的认识,认识到“七大”是团结的模范,自我批评的模范,党内民主的模范。

  会议许多难忘瞬间被永恒定格下来
  这次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
 为了拍好会议,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于会前就赶到了会场,了解拍摄条件,反复研究,确定拍摄办法。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但吴印咸一向节约使用胶片,并特意留有备用,所以,每当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召开时,他仍能使用仅有的一些胶片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记录下来。
为节约胶片,吴印咸首先了解了大会的主要议程,精打细算胶片的数量,从开幕到闭幕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从任弼时主持开幕,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到最后毛泽东所作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吴印咸都没有放过。
  会议期间,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忙得不亦乐乎,有的盯着电影机、有的拿着照相机,担当起为大会拍既电影又拍照片的双重任务。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礼堂内主席台的位置光线很暗,也没有照明设备,对于缺少闪光灯的吴印咸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既要拍好大会的全景,又要拍好大会主席台的近景,还要拍好领导同志报告时的特写镜头……怎么办呢?他开动脑筋,采取相应措施,最终保证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
  拍摄参加“七大”的中共领导人时,吴印咸独具匠心,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
  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使与会代表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深入了解,对革命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毛泽东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还在不停地忙碌着,他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
  在拍摄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吴印咸从侧面取像,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几十年后,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成为人们收藏的珍品。
  当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主席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当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吴印咸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七大”全景的那张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醒目的标语和横幅,庄严隆重的大会场面,毛泽东主席站在主席台上讲话,党的领导整齐地端坐在台上,代表们在台下认真聆听……
这张全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其实,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吴印咸就想了两套招数:第一种方法是拍单幅的照片,第二种方法是用拍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法—接片来对照片进行处理。后来进行照片对比,人们一致认为还是接片的效果较好。
  历时50天的会议,吴印咸天天泡在会场上,就连吃饭、睡觉也想着拍摄工作。当他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时,整个人足足瘦了一圈。吴印咸率领电影团的同志们终于成功地把“七大”的全部过程记录了下来,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影片资料。
  “七大”的历史照片除了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些会场照片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主席台上的照片以及一些代表在会场外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珍贵的全体代表合影。
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大”代表合影,前面的代表是盘腿而坐,中间有两排高低有所不同的木板凳,可以辨认出来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冈野进、徐特立、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或坐或站,他们的前面挤着三四排人。刘少奇、张闻天、陈毅、任弼时、叶剑英站在毛泽东等人的后面一排。最高兴的是朱德,满脸笑容。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表情就比较庄重而严肃了。
  受当时条件局限,这张合影没有发给每位代表。“七大”代表750多人,加上工作人员将近1000人,给每人加洗一张照片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所以,几乎没有一位“七大”代表得到过这张照片。当时能看到这张照片的也是极少数。直到新中国成立,博物馆陈列出这张集体合影时,一些“七大”代表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的自己。中直代表团的代表赵毅敏回忆说,照相时中直代表团坐在前边的。这也是很优待的事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延安县委书记的“七大”代表王丕年,白天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开会,晚上回西北局保安处住或回县委。因为工作比较多,大会中间有时休会,也回县委去。这样,他连全体代表照相都没参加成。因为回县委去了,不知道要照相。后来知道了,非常遗憾。这样说来,这张合影可能是利用大会休会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成的。好几百人照相,要把队伍整理好,也是很不容易的。

  珍贵纪念品寓意深刻而见证非凡
  当时,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中共中央党校赠送的纪念品是:一个47cm×72cm的小本子,上面印着毛主席侧面头像,下面写着“敬祝七大代表健康”,落款为“中共中央党校赠”。
  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赠送的礼物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笔记本,红、黑布包面,里面是延安自制的毛边纸,专门为每个“七大”代表制作的。扉页上方印有毛泽东手迹“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下方印有“献给七大代表”等字样。有的代表一直舍不得用,只写过几页。
  中央出版发行部和新华书店两家联合制作“献给七大代表”的笔记本,扉页上方印着毛泽东的半身像,下方则是毛泽东手书的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生动阐释,被许多“七大”代表奉为人生的座右铭。
  延安鲁艺文供社送给“七大”的礼物是刻着毛泽东像的纪念章。还有的单位把毛泽东、周恩来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七大”代表。有的“七大”代表得到了一张两寸大小的毛泽东主席的正面照片,据说是专门发给“七大”代表的。他们一生都珍藏着。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赠送的纪念品是:一张方形的柞蚕丝手帕,上方印着“拥护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印着五角星,五星中央是镰刀、斧头,下面署名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全体指战员同赠”。做手帕的材料是八路军指战员们的战利品——缴获的日军飞机降落伞。
  贺晋年回忆说,“七大”结束后,每人还发了一个纪念册。说是纪念册,其实就是延安自己出的油光纸小本子。贺晋年也得到一本,印着毛主席为中央党校所题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回到警备第三旅后,旅政治部的宣传干事见了,爱不释手。贺晋年见他如此喜欢,便送给他了。
  来自晋察冀地区的“七大”代表杨春华,非常珍惜“七大”的纪念品,一直把这些纪念品当做最宝贵的东西保存着。在1945年到1949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始终贴身携带着这些纪念品,细心保护着不让它们受损失,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七大”以后,杨春华到热河西部地委工作。1946年2月6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五,敌人包围了热西地委驻地,情况十分紧急,子弹呼啸着在耳边穿过,敌人的刺刀闪亮都望得见,可以说已经是九死一生了。杨春华和部队的同志一起突围,什么都丢掉了,只有身边的挎包没有丢失,那当中就装着党的文件和这几件“七大”的纪念品。
在这些伴随着他南征北战的纪念品中,杨春华最珍视的是“七大”代表证。这是大会秘书处为代表们专门制作的。代表证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材料是用质地较硬的纸,外面用紫红色的绸布做面料,精心制作而成。封面没有文字,打开代表证,可以看到左边印有代表证的编号,右边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号及注意事项,中间加盖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 的椭圆形的红色印章。代表证在大会召开之前必须填写妥当,并分送到代表手里。开会时,代表出入会场时须出示代表证,接受门卫的查验。这个代表证如此精致“袖珍”,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艰苦条件,又说明大会是经过非常细致而精心的准备。
  同时,秘书处还用红绸布为每位代表制作了一个可以别在胸前的会标,非常鲜艳夺目。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而愉悦身心
  “七大”期间,代表们的业余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在戎马倥偬的抗日前线,难得有片刻的闲暇,代表们回到延安,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在“七大”召开的50天里,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比较丰富的文体活动,有体育活动,电影晚会、歌剧、话剧等文艺演出。会议休息时,有的代表在院子里聊天,有的则抓紧时间打乒乓球或克郎球。
“七大”期间的文艺活动更为丰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交谊舞。参加舞会也是要凭“七大”代表证才能进场。
  “七大”召开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这是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七大”代表们准备和演出的节目。还在1944年秋,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彭真就提出,要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排演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的《前线》话剧。因此,集中了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加以排演。“七大”期间,《前线》话剧给代表们演出,博得一致好评。剧中的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鲜事物和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编造假新闻的代名词。
  除了舞会、话剧,“七大”期间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七大”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比预想的发展还快。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焚。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七大”代表们深受鼓舞,也充满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6月10日晚,全体“七大”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气氛极为活跃。由王昆主演的《白毛女》,由延安鲁艺根据当时流传于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集体创作。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故事告诉人们,必须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才能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在“七大”会议期间,进行专场演出的还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和李鹰航合作制作的《中国共产党颂——献给七大》大合唱。这台节目由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排演并在大会期间为代表们进行了专场演出,受到代表们的好评。
  闲余的时候,代表们还在一起撕杀拼打、你追我赶地下下象棋,热热闹闹、你来我往地打打康乐球。

  保卫工作细致缜密而天衣无缝
  这次会议,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七大”前,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较大。
鉴于此,为了保卫“七大”会议的顺利召开,保证与会领导和代表们的安全,在大会开幕前夕,党中央特地调集了防空部队,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于同年2月底,冬季训练结束后,就开始做迎接“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警备团组织部队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从会场通往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警备团还在严寒时节,抢时间,争速度,修理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每日往返顺利过河开会和活动。
  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吴烈负责警卫处的工作。
  警卫处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负责,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教导员莫异明负责,担任礼堂门卫、会场周围、代表驻地、往返路线上的巡逻任务。防空指挥组由第二营营长罗滋淮负责,担任对空监视和驻地周围山上的警戒。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
  这次大会是公开进行的。因此,会场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目标。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警卫处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
  警卫处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第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第二连、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戒任务。
  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除此之外,吴烈还挑选了会游泳的战士负责涉渡延河去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递送大会文件等工作。有时延河水猛涨,桥梁受到威胁,担任守桥任务的战士纪永常、李建国、杜林森等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与洪水搏斗,抢修和保护桥梁。战士王更臣同志在河宽、浪大、水流急的情况下,经常不分昼夜地涉渡延河,递送文件,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作者单位:山西省文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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