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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0-01-08

 从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到科学发展观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到20世纪末,中国将要建成一个“小康之家”。那时候,我在国家计委工作,听到这个目标后,感到非常振奋。因为当时我们都提“实现四个现代化”,“小康之家”的目标显然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更具有可操作性。正是从那时起,实现小康目标开始成为计划部门的中心工作,我有幸参与了这项伟大的工作。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确定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之后,“奔小康”就成为整个党和国家的中心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造福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业。3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解决温饱、达到小康的两大历史性跨越。

  1983年邓小平在苏州视察工作时,我有幸陪同,亲耳聆听了他关于“奔小康”和建设小康社工作。“小康”成为中国人民美好新生活的代名词。从“奔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会的谈话,终身受益,终身难忘。学习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我有两点突出感受。

  第一点,我认为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重大意义,就是在新中国30年艰苦奋斗和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的任务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来的。他们领导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探索中难免走弯路,主要是一些做法脱离实际。生产关系上急躁冒进,“一大二公”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积累率过高对人民生活有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把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他肯定现代化有了基础,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提出,在中国搞现代化必须看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因此现代化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20世纪目标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应当解决好人民的生活。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争取用20年的时间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达到小康水平,为中国确立经过小康阶段迈向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从我们当时的计划工作来看,不再把注意力过多集中在高速度、高指标,搞多少钢、上多少项目,而是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搞农业、轻工业。再加上农村政策放宽了,城市经济搞活了,理顺了生产关系,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短短几年时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很快取得突破,困扰我们多年的人民群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第二点,我认为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是一个立足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

  邓小平提出小康目标,是一个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但又不仅仅是个生活水平的目标。他是在现代化建设大局下考虑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谈改善人民生活。他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他提出小康目标,其中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建设的全局性战略部署,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重要部署。这些思想,他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明确的。
邓小平非常注重实事求是,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十二大正式确定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后,他到江苏、浙江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到实践中验证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怎样实现。我那时候已经到江苏工作,陪同他从北京一路到苏州。他亲眼看到江苏、特别是苏州的发展,很高兴。1983年2月7日下午,邓小平问江苏省和苏州市主要负责同志:“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我们回答说,我们很早就把工作着重点转到发展生产上来,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依靠科技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较高,为发展生产又吸收上海等地城市退休人员和科技人员,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座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乡镇企业。他问江苏到2000年能不能翻番,我们用江苏的实践作了回答: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六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按照这个速度,全省用不了20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听了很欣慰。他在谈话中说,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目标,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中央要帮助各地解决各自突出问题,帮助他们创造条件,把规划落到实处。讲到这些部署时,他情绪高昂,回到北京后,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这次到江苏,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1983年春天的苏州之行,使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实现了新的升华,引发他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构想。1987年他进一步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之后,在推进小康实践过程中,他一直以实事求是精神思考和推动小康社会建设,提高人民生活。

  30年来,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艰苦奋斗。现在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各项新要求。对这个问题,我想以江苏的发展实践为例,谈几点想法。

  第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决走科学发展之路。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战略任务。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面临的第一位的任务是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避免。现在,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约250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266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经济发展速度2002年以后连续两位数,去年也在8%以上。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却越来越突出,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触目惊心。实践告诉我们:靠消耗资源、牺牲环境换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光考虑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发展需要,还要关心下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他们留下矿山良田,绿水青山。我们绝不能再走粗放型发展经济的路子,必须切实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加强生态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必须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物质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集约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第二,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上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阶段,我们需要从封闭型经济实现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当时江苏的沿江、沿海开放区,我们都要求他们放手去干,用足、用活、用好中央给予的开放政策,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设备、技术、管理,想方设法打进国际市场。今天,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外向型经济面临更广阔的天地、有着更好的机遇,但也面临新的挑战。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我们敲了警钟,要求我们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市场上我们是后来者,需要不断增强应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本领,进一步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真正做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三,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把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统一起来。上世纪80年代为了摆脱贫困,需要首先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收入差距、地区差距拉大这些问题还不是第一位的。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后,这些问题就要着手解决。邓小平始终重视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始终把解决十几亿人民的温饱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为了建成一个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这就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积极实施“科技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使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劳动合作和利益共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第四,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江苏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苏南模式也好,华西经验也好,张家港精神也好,昆山经验也好,都有共同的一条,就是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党组织是团结和带领群众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我们要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更需要党的正确领导,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党的十七大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必须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是作者2009年12月23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江苏省委在苏州举办的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研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题目为本刊编者所加。)

 出处:《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 (作者:顾秀莲,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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