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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8-05-24

作者:石建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副调研员,副研究员

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革命领袖。他关于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团结带领其从事革命与建设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与阐发。按照历史的演进,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阶段不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其本人认识也不同。这一思想及其实践,成绩斐然,经验珍贵,教训深刻。

一、求索时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问题要靠民众的大联合,必须走劳农主义的道路

清末以降,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他们在失败中奋起,在挫折中探索。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无数爱国青年,都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的发展进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需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不知来者视之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启发了中国先进分子。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为了搬掉这两座大山,各个政治派别都进行了努力和探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曾试图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借助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开明人物的支持,通过维新变法,以期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但由于变法触犯了封建顽固守旧官僚的利益,最终“百日维新”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告终。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政府,积极奔走,为武装起义训练干部、筹措经费、联络会党,但这种仅仅依靠少数革命精英的努力,难以唤起广大民众的觉悟与支持。革命党人虽付出巨大牺牲,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未能获得广大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热烈响应和支持【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并非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如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033页)。当然,他点明这一点,已经是国共合作以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并未被打破,有的地方甚至都没有被触动。

上述救国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幻想假西方之法成中国之事,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些努力都先后失败了。这也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自身的局限,难以发动民众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革命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但是,未来的路该怎样走呢?要走以前的老路吗?这是没有出路的。要走西方的路吗?此路也是不通。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国内较早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发动民众相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1920年底,毛泽东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毛泽东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国的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他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这一朴素的思想,经过后来的学习和讨论,又有了新的发展。1921年初,在新民学会的集会上,在谈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时,毛泽东在列出五种方法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毛泽东开始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主张通过劳农革命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标志着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走苏俄的路,通过劳农革命来改造中国,是毛泽东坚定的理想主张,但这一理论设想如何在中国迈开脚步,成为青年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领导工农革命时期: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党初期,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对农民和农村工作并没有太在意。但是,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初期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开始逐步重视农民问题,并在党内阐发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引起各方关注。1927年初,毛泽东的另一篇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出版,瞿秋白为之作序。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称毛泽东和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的这篇著作甚至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称赞。

如果说,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关于工农运动大多侧重理论的话,那么,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则将这种理论在革命的实践中加以发展和完善。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开始了领导“枪杆子”和“民众运动”的历程。上山后,毛泽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坚持下去,站稳脚跟。他常对部队的同志讲,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要建设好根据地,就必须发动群众,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农民最需要的什么?是土地。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种前所未有的革命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甚至“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为了调动各方面群众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在占领城市后,毛泽东强调要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者。党中央进驻陕北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根据地的稳固,毛泽东关于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开展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工作正式提上日程。

他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思想主要切入点在于对党和军队工作的自身要求等方面,落脚点在于保护群众的物质利益。具体如下:

(一)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1944年9月,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演讲中,提出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此后,经过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阐发与深化,到了党的七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写进党章。至此,“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党内扎根,并成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奋斗终生的目标。这一宗旨也成为党召唤人民、领导人民最光辉的旗帜。

(二)严明党内、军内纪律,给群众以准确而坚定的心理预期。毛泽东领导军队,先后制定了“三大纪律、六(八)项注意”。毛泽东一再强调,在广大群众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下,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还是看我们的行动表现。这种持之以恒的做法,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更加系统完备。党和军队为了减轻群众负担、维护群众利益,不仅军纪严明,而且提倡艰苦奋斗,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广大指战员对百姓秋毫无犯。著名的“酸菜里面出政治”、“苹果里面出精神”的故事就是例子。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实际行动和表现,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口口相传,给了他们准确的心理预期,从而坚定了他们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力量。这也成为调动群众积极性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保护群众利益。

在根据地建设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特定的和长远的革命目标,不断调整和完善党的各方面政策,这是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此,除满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土地要求外,还要保护私人经济。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就指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在1938年9至11月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到要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其中一条就是“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在根据地,各方面群众的合理利益得到了认可和保护,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支援了根据地建设。

(四)关心团结群众,同群众交心。

毛泽东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向群众和干部交心,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各方面的困难。

毛泽东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正是通过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根据地扩大生产、参军支前、保卫政权等各项运动才能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一起,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为恢复国民经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政策。1956年,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广大工农群众作为国家的主人,他们以冲天的干劲和主人翁精神,来回报党和政府的恩情。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工人代表和劳动模范。

但与此同时,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抵牾的慵懒散等习气,也开始在社会中出现苗头。1949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在同年9月东北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荣誉是属于谁的?》,讲话分析了我国解放最早、最为重要、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干部群众中存在的积极努力、按部就班、不求进步的三种精神状态。在随后展开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干部贪腐、企业浪费的惊人事实【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在农业合作化后期出现的农民砍树、杀猪,以及“退社”风潮等,上述这些与广大群众热切盼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预设相背离的现象,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识到:调动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绝非轻而易举,要创造环境与条件,来保护、引导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则应给予批判和教育。

党的八大前后,围绕着以苏为鉴、如何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在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方面,毛泽东的思想可概述如下。

(一)要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了克服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内整风,毛泽东号召广大群众向共产党提意见。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诚心实意的,意在更好地搞好党的建设。但后来出现少数人向党进攻,妄图实现“轮流坐庄”,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行径是应该坚决予以反击的。但由于毛泽东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当然这是后话。

(二)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发挥好干部的领导带头作用。如何保证干部的革命本色,发扬革命传统,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建国后,他为此还主张干部下连队当兵。1956年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时,还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仍在思考着这方面的问题。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中,提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其中一条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要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提出这一系列要求的目的就是使干部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防止“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盛行。

(三)兼顾群众各方利益,巩固工农联盟。

党的宗旨决定了她是始终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利益的。针对建国初期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忽视农民利益的观点,毛泽东予以批驳,提出必须要正确认识大仁政和小仁政。毛泽东并非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页。】他强调,要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在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下,毛泽东从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巩固工农联盟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确定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1966年初,肯定了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等。

(四)要教育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使毛泽东看到了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认为,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只可鼓不可泄。这种干劲再加上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发展就可实现大的跃进。随后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尝试。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在所有制方面达到了所设想的要求,也契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但农民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率、管理效率低下等“计划失灵”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

为了战胜困难,毛泽东希望通过教育群众的方式,来坚定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他先后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但这些作法仍未能有效克服“群众积极性不高”的体制缺陷。由于理论准备不够、经验不足,毛泽东过多的强调了精神作用,但却忽视了群众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当时的人民公社体制,即超越了现实国情,也超过了农民的普遍觉悟。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思想和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希望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初衷虽好,但成效不佳。他所期望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景象,在中国并没有出现。面对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不同看法和主张,毛泽东却误认为中央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又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以往那种“温良恭俭让”的方式已不足以解决问题,期望再次借助发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采取疾风骤雨般的、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将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令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由他发动和领导的,意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场运动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四、思考与启示

毛泽东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独创见解,为我们党对这一理论的继续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思想的实践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通过梳理毛泽东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思想和实践,我们将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其一: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实践问题。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毛泽东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理论,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凝聚力量、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很难预设出精致的路线图和解决方案,理论只能在实践中探索。我们党应本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二:就党群关系而言,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给群众以信心和预期,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同时也要进行思想上的教育。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提出阶段的和长远的奋斗目标,藉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比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向四化进军”、“三步走战略”以及“中国梦”这些响亮的目标口号,在群众入口入耳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了奋斗目标,就有了凝心聚力的一根红线。

当然,仅仅有了奋斗目标还不够。调动群众积极性还在于维护群众的利益,至少不伤害其利益。这一点至为重要。作为群众运动的杰出领袖,毛泽东曾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67页。】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和平建设年代亦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人民公社体制时期的“一大二公”,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随后的放权改革也调动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邓小平曾说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71页。】在维护群众利益重要性的认识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又一次予以强调:“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也说明在保护群众物质利益方面,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党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群众。要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就离不开教育和宣传工作。教育群众,就是让群众知道自身的利益、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围绕着一定阶段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心工作,对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这本身既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方法。

其三:就干群关系而言,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对干部要严格要求,提升对群众的引导和示范能力。

榜样就是力量,要大力发扬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马列主义真理的力量和党员干部的人格力量,相互叠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战争年代,党和军队与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鱼水关系。在建设和改革时期,这种关系得以丰富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进入新的世纪,随着“四大考验”的深入,也出现了干群“油水关系”、“蛙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的情况。俗话说,“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领导、全党看中央。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最有力的举措就是: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掷地有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意见》,《人民日报》2013年7月8日。】否则,“己不正,焉能正人”?

总之,面对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一历史课题,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接力探索。党的事业没有终点,这一探索仍将继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热情参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党秉承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信念,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开拓进取,我们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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