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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4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考察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8-05-11

作者:孙增德  青岛市委党校教授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邓小平也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因此,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必须正其本、清其源,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贯彻历史主义的号召。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在1942年3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还用“古今中外法”概括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406页。]

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文章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社会的矛盾和特点,揭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总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656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两次关于“历史主义”的激烈论争。中国共产党本可借此宣传历史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抵制和克服新形势下历史研究中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但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两次论争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在拨乱反正中不断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正本清源的探讨。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深刻的“破”与“立”的过程。它的重要收获在于清算了“文革史学”的研究范式,使历史学重新回归历史主义的正确轨道。[ 庞卓恒、张剑平、吴英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但是必须认识到,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绝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掀起三次大的波澜。

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重点是通过“非毛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非毛化”的提法本是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测,他们认定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进行“非毛化”。这一观点很快被借题发挥,变成极力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人甚至公开表示,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对毛泽东也应当“采取同样做法”,“如果我们不处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我们将不能越过前面这堵墙,并且向前进”。[ 梅荣政、张晓红:《论新自由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其实质是妄图通过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抹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

对此,党中央坚决予以回击。1979年11月党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哪些内容”。[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7、297页。]决议起草小组还接受陈云意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25页。]。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框架。这既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也有效抵制了否定党的理论、丑化党史人物的错误观点。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重点是借“理性思考”名义,重提“全盘西化”论和“侵略有功”论,鼓吹“告别革命”论。这一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以1988年电视片《河殇》播出为起点,它认定中国黄土地“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国家出路在于融入西方的“蓝色文明”,无条件地接受“全盘西化”,[ 王扬:《〈河殇〉大讨论述评》,《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3期。]主张从“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殖民化问题,认为西方大炮也“一身兼二任”,正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田居俭:《历史岂容虚无》,《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6期。]除此之外,它还鼓吹“告别革命”论,认为中国人患有“革命崇拜症”,以致近代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革命的后遗症’”。[ 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35页。]

上述观点在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被广泛传播,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恶劣影响。对此,邓小平告诫说:“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364页。]针对“侵略有功”和“告别革命”论,江泽民明确指出:“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50页。]这既批驳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观点,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得以顺利推进。

第三次发生在新世纪以来,其重点是借“学术创新”名义,重提“中国文明外来”说,鼓吹“历史人物重评”说和“党史诟病”论。这一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提早已破产的“中国文明外来”说,认为“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子宫’”,中国文明实质上是古代中东“闪米特文化的遗泽”。[ 田居俭:《历史岂容虚无》,《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6期。]它还大作“翻案”文章,认为以前历史评价“大多是传统的极左思潮的产物”,要“解构”这种叙事方式,[ 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于是在“价值中立”下宣传“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观点。鼓吹“党史诟病”论,用所谓案例分析法,或通过个案否定整体,或通过某种现象曲解附会所谓的“权力斗争”说,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成是一部充满阴暗面的历史”[ 《“十一五”期间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状况和“十二五”期间党史学科的发展趋势》,《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 期。]

历史虚无主义的上述论调,不仅颠覆中华民族重新建立民族自信所依赖的历史观,也在解构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对此必须加以严肃批判。正如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 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⑩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言书。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深刻揭露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而且立足实际,指导党内外有效组织开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工作,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历史虚无主义肆意攻击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历史时期等问题做出正面回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予以正确评价,澄清党内思想混乱,用实际行动作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率。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采取“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手法,不把握主流、专挑细枝末节进行否定,不提成就、总是盯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所犯的错误不放的做法,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采取一分为二把握主流的方法,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对正确看待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成就与错误、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做过很多深刻论述。1980 年8 月, 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系统阐述了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 等错误和毛泽东的功与过以及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于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主要的、所犯的错误是次要的,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述,成为正确评价历史发展和历史人物功与过的典范。2013 年,习近平重申了邓小平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对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邓小平等人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邓小平指出:“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 《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习近平在谈到毛泽东晚年错误时强调:“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静止地割裂党和国家历史的连续性,把改革开放前说成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是搞资本主义,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割开来的错误,习近平用发展的眼光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进行了科学阐述。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到112页。]习近平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的明确论断,对于澄清、批驳这种错误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对如何开展党史、历史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例如,江泽民要求党史工作者一要确立党史研究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提高党史工作的理论水平”;二要把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打着揭示真相的幌子歪曲历史的情况,习近平对党史、历史研究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党史研究,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17]对于历史研究,他要求把史料功夫做扎实,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18] 

三、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及启示

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以“虚无”的态度审视一切,怀疑历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甚至怀疑自身的存在。对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也一以贯之,即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此过程中,党虽有过挫折和教训,但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分析和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展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取信于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相反地,如果抓不住事物的根本,不能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揭示不出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就无法取信于人。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把60多年的新中国史、90多年的中共党史与17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衔接起来,深刻揭示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党史国史上的失误和曲折。如果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挫折,实际上就把一个又一个阅读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拱手相让,给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话柄和空间。因此,既要实事求是地写出党史国史上失误和曲折的本然,又要实事求是地道出这些失误和曲折的所以然。对历史上的成就和经验能做到“写足”“写够”,对历史中的错误及其后果也能做到“写真”“写实”。比如,1949年前党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1949年后国史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均要以严肃的态度书写,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因为只有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才能让人觉得历史真实可信,才能更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以“史识”凝聚人心。坚持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必须将书写“中国历史”与叙说“中国故事”结合起来,以“史识”凝聚人心、聚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如果不关注历史细节,不重视历史叙述的通俗化,只停留在背景、事件、结论这种三段论的模式上,结果只能使历史变得苍白无力,使历史作品不忍卒读。这也给虚无主义者“编造”“戏说”和“碎片化”历史提供了机会。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发明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即把历史事件千头万绪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并用现象的寓言性的东西来把握历史。这种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以致在它发表33年以后,恩格斯仍感叹这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页。]

第三,做足“历史功课”,以“史学”教育人民。毛泽东说:“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 《关于学习和总结历史的论语》,《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邓小平也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6页。]。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惯于以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评判一门学科的价值和地位,以至于出现取消或弱化历史教育的错误倾向。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则借此混淆视听、误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使历史学成为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第四,批判“虚无主义”,以“史观”正本清源。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认为个人在历史“必然”的潮流中无可选择,也无可作为。这样一来,历史就只能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对此,马克思曾严厉批评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7页。]。

正是从人的实践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现实的联系”,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形成其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将历史人物与事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判;尊重历史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这种内在联系发现其客观规律;尊重历史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对历史遗产采取扬弃的态度。这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只有运用好这个武器,并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的消极影响。2016年11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这应当成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一项指导方针。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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