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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5讲:《军事家叶剑英》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7-05-31

本文作者:金立昕 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关 泠  军事百科研究所副研究员

叶剑英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作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在人民军队的创立与发展、人民战争的运筹与指挥以及军事谋略、参谋工作、教育训练、军事科研等方面丰富而独特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论瑰宝,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珍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叶剑英少年时代就对军事问题具有强烈兴趣,曾在《论兵》《油岩题壁》等诗文中,阐述“兵之物,大矣哉”的见解,抒发“也曾拔剑角群雄”的壮志与情怀。1919年他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参加了桂林整军、改造旧军队、创办黄埔军校等活动和东征、北伐战争。在大革命的时代洪流中,他随军征战,驰骋疆场,展现了出众的军事才华,成为当时颇有声望的青年将领。1927年7月,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关头,叶剑英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前夕,身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汪精卫等企图以开会名义把贺龙、叶挺召集到庐山,并解除他们兵权。他秘密从庐山赶赴九江,与叶挺、贺龙商量对策,决定不执行将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叶剑英与贺、叶等人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到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以后,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他亲自培养和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成为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起义爆发时,叶剑英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叶挺组织作战,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叶剑英机智勇敢地策应南昌起义,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两次起义与秋收起义一起,开始了我党创造红军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剑英多数时间工作在中央红军的指挥中枢和参谋部门,参与指挥了中央苏区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长征、直罗镇战役、渡河东征作战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叶剑英忠心耿耿地协助和辅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参与运筹了一系列行军、作战方案,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经历了诸多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他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并报告毛泽东,促使党中央连夜率红一、三军北上,脱离险境,为挽救党和红军立了大功。毛泽东后来多次称赞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周恩来也曾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两句古语赞扬叶剑英。这代表了党和人民对叶剑英这一重大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

    从1936年起,叶剑英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红军到达陕北不久,他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开始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联络和谈判。他协助周恩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任八路军参谋长,在西安、南京、武汉、长沙、南岳、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向国民党军官和各界人士阐述共产党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形象,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他多次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问题的联络和谈判,善于把谈判斗争与军事斗争配合起来,机智灵活地与对手斗智斗谋,为我党我军赢得一次次的主动和胜利。1941年2月,叶剑英回到延安,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参与了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作战指挥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随后在北平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美国方面进行了极其艰难复杂的谈判。他身居虎穴、临危不惧,广泛接触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揭露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发动内战的事实,赢得了国统区人民的尊敬与景仰。全面内战开始后,他奉命到晋西北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主持军委参谋部机关的各项工作,运筹组织了繁重的侦察、情报、通信、兵员、后勤等工作,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胜利地指挥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随后,他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为全国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军政人才。1949年8月,叶剑英奉命挥师南下,先后指挥解放广州和海南岛战役,取得完满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剑英从领导华南、中南军区的工作到先后几次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作出了多方面的建树,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多次及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战略性建议,并被采纳,为维护祖国领土与主权完整、捍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维护军队稳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74年1月,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指挥了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领导对全军进行整顿,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贯彻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长达7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叶剑英结合自身经历,就人民军队建设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性探索,形成了宝贵的思想观点。他始终认为:人民军队是革命的生命,要革命就要抓军队,必须建立一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其纲领、路线的有力工具,而决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要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巩固国防的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使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实现由单一兵种向统一的诸军种、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转变。这些思想观点,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我党我军著名的军事谋略家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长期工作在我军最高统帅部,处于参与决策指挥的重要岗位。在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表现出高超的军事谋略才能和战争指导艺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剑英针对红军建军与作战的实际,适时地向中革军委提建议、出主意,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全军上下都尊敬而又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叶剑英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在一系列重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1941年起,日军以强大的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穷凶极恶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根据地逐渐缩小,困难日益严重。针对严峻的形势,叶剑英领导军委作战部经过周密的研究论证,与王稼祥共同主持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下达各战略区。随后,他又主持军委一局收集整理了华北、华中各战略区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并针对敌后各根据地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具体贯彻建议和要求。上述指示和意见,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力地指导了各地的对敌斗争。

    同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此时,日本也在积极调集兵力蠢蠢欲动。如何判断日军的战略动向,是关系到八路军、新四军战略基点和整个中国战场前途的一个重大问题。8月,叶剑英领导军委一局的同志们,对整个形势作了反复研究,认为:(1)苏德战争对中国战场有重大影响,日军北进趋势减小;(2)南下可能性增大;(3)日本对解决中国问题在加快。基于上述分析,叶剑英提出,在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上要预计到日军北进、南下的两种可能,但目前应是对付南下。随后,他把日军可能南下进攻的战略判断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中共中央制定有关方针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上述判断是正确的。

    1944年下半年,根据日军打通粤汉线后原国民党统治区变成敌占区的情况,叶剑英领导军委一局,经过多次分析研究,建议中共中央派一支部队南下发展抗日根据地,阻敌进犯,以利今后斗争。中共中央决定派第三五九旅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辟以衡山为中心的湘中抗日根据地;令东江纵队北上挺进粤北,依托五岭山脉创建根据地。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叶剑英随时掌握南下支队的行军作战情况,及时下达指示,帮助南下支队冲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重重封锁,终于到达广东北部。后因日本投降,形势变化,叶剑英遂及时建议中央指示南下支队北返,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第二、第三支队进至河南后转赴东北。南下支队一路势如破竹,既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开创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又保存了南下支队的基本力量,增强了中原我军的主力军,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高度重视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中运用谋略。20世纪50年代,他预见到“抗登陆战役,是我们打败侵略者进犯的第一仗。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挥员,必须学会组织和指挥抗登陆战役这一门本领”,亲自领导了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60年代,他意识到“郭兴福教学法”“可以把我们二十多年来经过流血牺牲总结出来的优良传统经验通过这个方法得到继承和发扬”,是我军教学方法的重大革新,建议军委在全军推广,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比武热潮;70年代,针对林彪集团对我军军事训练工作造成的严重危害,叶剑英提出“要以办教导队作为在全军恢复军事训练的突破口,把没有打过仗的基层干部普遍轮训一遍”的设想;在大办教导队的同时,面对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的严重军事威胁,他又提出高度重视“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特别要加强打坦克的训练,强调“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

    叶剑英“多谋善断”的军事谋略家特质及思维特征,充分体现在他的军事论著中。战争年代,他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许多理论概括。他指出:必须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实施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原则,战略与战术要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剑英思考最多的是关于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问题。他始终认为:人民战争是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过去依靠它,现在依靠它,将来仍然要依靠它。他指出:中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第一是人民战争,第二是现代战争,把这两者逻辑地联系起来,就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要把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贯彻于作战和战场建设的全过程,要正确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叶剑英提出的这些真知灼见,凝聚着他深刻的谋略智慧,对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军司令部工作和参谋事业的奠基人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叶剑英是第一任总参谋长。此后,他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他一向把加强司令部建设视为军队建设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红军时期,他适时地向中革军委提出“要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的建议。随后,他和刘伯承密切合作,研究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领率机关的体制,编写了人民军队第一代条令条例,培养了一批我军最早的参谋人才,从而使红军总参谋部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并为红军各级司令部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乐安、宜黄战役结束后,周恩来在致苏区中央局的信中,高度肯定了叶剑英领导下的参谋部的工作:“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长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收获伟大胜利,这完全是正确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对军委参谋部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革,进一步提高了参谋部的工作效能。他还对八路军各级司令部的任务、组织、分工和工作制度提出明确要求,使我军司令部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当时,他直接领导的军委局,是中央军委参谋部(1941年9月改称“中央军委作战部”)的核心部门,承担着极其繁重的工作。在原有各项业务工作基础上,叶剑英主持建立健全了会议、汇报、值班等一整套制度。与此同时,对部队的报告制度也作了明确规定。1941年6月,叶剑英专门以军委名义下发了《对各种报告种类及时间的规定》。《规定》要求:各战略区对日伪军的情况汇报、国民党军的情况汇报、战斗统计均每月报一次;本军情况汇报、人员武器统计均每三个月报一次;以上报告的材料收集至当月25日,28日前上报;“战役要报”于战役结束后7至10天上报。如此周密细致的工作制度,确保了叶剑英和其他军委首长及时掌握情况,全局在胸,知己知彼。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

    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在担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期间,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军委参谋部机关的各项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军司令部工作由组织指挥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他十分重视情报工作,经常听取情报部门的汇报,及时给予指示。有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叶剑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中央报告。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王震曾经回忆说:“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打圈圈,彭老总带我们在前边打仗,剑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委工作。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剑英从加强军队建设的总体要求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司令部的地位与作用,司令部的思想、业务、作风建设以及参谋人员应具备的素质,这些理论观点对把我军各级司令部建设成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精干高效的指挥机关具有重要意义。由叶剑英总结并倡导的参谋“六会”(指会“读、记、算、写、画、传”),至今仍是我军各级参谋人员的基本功。

杰出的军事教育家

    叶剑英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军事教育的领导岗位上度过的。他是黄埔军校的筹建者之一,并担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延安军事学院副院长、华北军政大学校长,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长期主管全军的教育训练工作。他深入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军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中的实际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教育训练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作了深刻阐述,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军事教育理论。

    叶剑英坚定地认为:军事训练是我军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部队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部队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出战斗力。训练的指导思想是:训练是为作战,训练也是打仗。要根据实战要求,在敌人可能使用原子、化学等武器的现代条件下,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军事训练的对象既有军内院校、部队和机关的干部战士,又有军外的民兵、学生等人员;全军训练的重点在干部,部队训练的重点在军士,特种兵训练的重点在技术;训练内容(政治、文化、技术、战术等)要元整系统;训练方法要正规统一;训练制度要严格健全;要以自己编写的条令、条例作为训练的依据,同时学习和借鉴外国军队的训练经验。关于训练的目标和要求,叶剑英独创性地提出了“四个结合”,即“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研结合,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结合。要从各军种、兵种实际出发:海军要做到“在港苦练,出海精练”;空军要做到“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要做到“在营苦练,野营精练”。加强海、边防部队的训练,做到边防部队同民兵相结合。要研究解决现代条件下近战、夜战问题。各级领导必须不断研究解决训练内容、时间、空间和器材等保障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改进训练方法,坚持运用课堂教学法、直观教学法、军事演习法。干部的技术、战术训练,要坚持“摸、爬、滚、打”和“抓、钻、操、演”的方法。要继承和发扬群众性的练兵传统,培养典型,推广和普及“郭兴福教学法”。

    叶剑英一贯主张军队院校要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他汄为,院校工作是军认建设中心工作的中心,必须加强领导,明确院校的训练任务、内容及学制等,切实办好院校。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办校指导思想,加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训练,总的是要“红、专、健”结合。他高度重视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员队伍,认为办好院校的关键在教员。对于建立和完善教学体制问题,叶剑英主张:院校教育实行“两股绳”的训练方式,即将军官训练区分为“速成训练”和“完成训练”两种。与此同时,要选好课题,编好教材,改善教学方法,坚持教学改革,发扬教学民主,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开拓者

    战争年代,叶剑英就注重研究军事科学。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和我军建设的实际,他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的建议。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于1958年3月15日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领导全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对军队建设、国防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他在长期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践中,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军事科研工作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军事科研工作的方针、内容、方法和科研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等一套具有我军特色、符合我军实际的军事科学研究理论。

    叶剑英认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不仅要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而且要研究军事科学,发展军事理论。如果只掌握现代化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因此,要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作为准备打仗、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迫切任务来完成。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应是完整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要坚持“以我为主”,即以总结人民解放军的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其他国家军队的先进经验。叶剑英十分重视建立中国的现代军事科学体系。他反复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思想体系在当代是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战争和战略理论是其骨干。军事科学研究的范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理论科学和技术科学两个部类。理论科学包括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军事思想主要研究战争和军队的基本问题,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地理学、军事训练学等。技术科学主要是研究军事技术,如各种武器装备的构造、原理、性能和使用等。要把编写各种军事条令、条例作为重大科研工程,长期坚持搞下去。他强调,要加强军事科研队伍建设。要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研究机构与广大指战员相结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军动手,建立和健全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又红又专的研究队伍。军事科研要与战备、训练紧密结合。军事科学院要成为“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统一的机构。要注重科研成品的质量,不出“废品”。军事科学研究要有科学的方法。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并借鉴自然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试验的方法,整理和总结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斗争的经验,使之升华为科学理论。在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不孤(立)不空(洞)”;要注意各方面的知识积累,做好“学术准备”;要发扬学术民主,敢于“攻关”,解决学术研究中的难题;科研工作要区分主次先后,计划“生产”,统一规划,全军动手。

    叶剑英不仅是我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卓越领导者,而且是一位治学严谨、博古通今的学者。他以杰出军事理论家的学识,亲自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对军事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诸如战略学、战役学、战斗条令、军队政治工作、军事历史以及外国军事研究等,都提出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意见,推动了我国军事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为表彰叶剑英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方面的功勋,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叶剑英元帅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是人民解放军的一笔重要财富,他的卓越功勋、崇高品格和革命风范,将永远铭刻在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上。(来源:《百年潮》201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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