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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的实践

    时间:2023-01-18 |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

    重视科技人才,发展科技事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方针。在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工作,在当时极为困难的环境下更好地发挥了科技人才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多着眼于全面抗战时期党的科技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宏观层面,具体地、集中地研究这一时期我们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的成果较少。本文将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围绕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的原因、做法和成效作出一些分析,以期为今天的科技人才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一、全面抗战时期党为什么要加强科技人才工作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是着眼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抗战大局的需要,对抗日根据地内部主客观条件进行统筹考虑、积极谋划的结果。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建立起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十几个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英勇作战。然而,这些根据地大部分在偏远山区和郊区,交通不便、环境恶劣,加上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连年遭灾,租税重重,内战不息,民不聊生”,经济十分落后,百姓文化教育水平低下。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50万人口中,有90%的成年人是文盲,许多地方一二百人中只有一个识字的,更不用提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素养的人才了。同时,各根据地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袭扰和经济封锁,“不便与全国全世界科学界相沟通相联系”,难以“聘请科学专家”,科技人才进入根据地受到层层阻碍。因此,根据地的科技人才长期处于严重缺乏的状态。

    与此同时,各根据地又面临着急需大量人才的实际状况。要打破敌人的残酷封锁,争取抗战胜利,各根据地必须独立自主开展更加积极的生产运动。但“我们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还远不足以应付工作发展中的需要”。例如,“要修一条铁路,必须有工程师和其他的技术专门家,还要有大批段长、站长等”,单“靠我们军队的工兵连当然是修建不起来的”。又如,“土地改革后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我们就需要许多农业专家,来改良种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们办兵工厂和其他工厂,就需要许多工程师、专门家”。只有充分发挥好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作用,让“一切科学,一切科学家,要为抗战建国而服务、而努力”,实现“自然科学的进步,工农各业的发达,生产能力的提高”,“才能充实我们的力量,充实军队的战斗力,使人民获得富裕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与政治觉悟,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可以说,开展好科技人才工作,尽快“培养大批技术干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尽管党中央高度关注科技人才工作,但当时一些党员干部在对于科技人才和科技工作的主观认识上还存在着错误的观点。有的存在“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甚至出现了一面参加技术工作,一面看不起自己的工作而“要求远走高飞”的现象;有的则是怀疑那些“有学识和能力”的专家有被“国民党特务利用的可能性”;还有的“不懂技术”的党员干部常常“自作聪明”,反而妨碍干涉到科技人员的正常工作,“造成他们的不安”。这些错误的认识严重影响到了党的科技人才工作的开展,不利于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推进,需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二、全面抗战时期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的主要举措

    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从科技人才的培养、吸纳、使用、待遇等多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在科技人才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

    (一)培育“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技人才

    独立自主地培养科技方面的新生力量,形成结构合理的技术队伍,是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党从根据地的实际需要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培养学校,陆续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农业学校、卫生训练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各项事业培养了大量在政治思想、文化业务各方面素质都较高的科技骨干力量。以成立于1940年8月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例,它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主要任务为培育“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技人才。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得到了党中央的大力支持,除将中央财经部原有一部分科技人员抽到学院充实师资力量外,还向各党政军机关和其他学院抽调一部分有理工科和农业知识的科技人员前来任教。生源也是经过筛选的,一部分由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学生中愿意学习自然科学的同学报名后,经过考试录取;一部分从国民党统治区和前方来延安的知识青年中挑选符合条件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来院学习。延安自然科学院初创时,学员未及百人,到1944年底,学员规模已经增加到了三四百人。这些学员接受了基础科学知识的教育,建立了系统的科学知识,并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向专门化发展,成长为懂理论、有技术的科技人才。

    在建立人才培养学校的同时,我们党还支持根据地组织、创办研究机构,先后开展各种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活动。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通过召开年会、组织科学报告、撰写学术和科普文章、组织科学调查等活动集中科技人才,加强“一切具有专门知识的科学人员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能够在学术上、技术上、工作经验上,互相切磋,互相帮助,发挥出他们的最大力量”。如1941年9月,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观察延安日食,将观测结果进行了详细记录,帮助学员和群众科学认识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发挥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作用。研究会的成员还积极参加边区纺织、造纸、火柴、军事、地质采矿等工业和医药卫生多个领域的建设工作,为“动员全国自然科学界的一切力量,来参加抗战建国的自然科学工作”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此后,医药、生物、农学、机电、化学、数理等专门学会也陆续成立,团结相关领域的科技人才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切实推动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除陕甘宁边区之外,晋察冀边区也于 1942年7月成立了自然科学协会,设立了工、农、电、医、教育五大学会,广泛征求会员,并发动边区内外的自然科学家积极扩大研究活动。

    为增进科技人才技术经验的交流,我们党还组织了内容丰富的技术展览会,展览主题有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生物等,起到了检验生产成绩、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增强了人民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1938年举办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亲自倡导和赞助,他们签署的《缘起书》指出:举办展览会有利于“更广泛地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提高工人的热忱和纪律性,奖励改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国防经济建设”。这次展览会共有420件展品,前往参观并签名的就有3500多人。1943年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则综合呈现了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来的工农业成就,参观展览的人数更是达到了3万余人。通过举办这些展览会,展示了技术成果,加强了科技人员在专业知识上的交流,促进了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成长,有力支持了战时环境下科技事业的有效开展。

    (二)欢迎科技人才等“专门家来抗日根据地共同进行文化建设与各方面的抗战建国工作”

    全面抗战时期,鉴于严重缺乏专门领域科技人才的现实,以及培养条件差、培养周期长等的困难,除了独立创办学校、培养本地人才,还需要从根据地以外引进吸纳科技人才,这是我们党有效缓解科技人才紧张困境、做好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方式。

    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就谈到了党中央对“专门家”的态度。他指出:对于一切“知识分子、专门家,欢迎他到苏区来,给予他们以工作和发展天才的机会”。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要求:要“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此后,《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发布,向党员干部提出:要大力支持吸收具有专业优势的人才参与到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和科教文卫等各项工作之中,同时“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门家学习”。为了在社会上形成重视和欢迎科技人才的热烈氛围,我们党主要机关报刊也针对引进科技人才的问题发表了大量社论文章。1941年1月,《解放》周刊发表社论《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提出欢迎科技人才等“专门家来抗日根据地共同进行文化建设与各方面的抗战建国工作”。同年6月,《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指出:“我们虔诚欢迎一切科学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接受他们的教益”。“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的水准。”通过这些宣传,全党认识到引进科技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推进科技人才工作提供了条件。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正确的人才政策吸引下,大批爱国科技人才纷纷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阻挠,奔赴到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诗人何其芳记录了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其中就不乏许多科技人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对科技人才“充分的信任”,“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

    对于科技人才的使用,我们党明确指出:要“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并“根据其专门知识与技能”,“适当地分配其工作,给以必须的条件”,努力创造各种机会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让科技人才身处重要岗位、承担关键任务。1941年4月,《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政策的指示》指出:对各种科技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这份指示还批评了此前一些党员干部“随便怀疑这些专门家”的错误观点。1942年5月,中央书记处通过的《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也明确规定,对文化技术干部,要尊重其“工作经验,提高其威信,大胆地提拔做负责任的工作(不论是行政上或技术上)”。1942年9月,在《总政治部关于对待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容”“化”“用”的人才工作思路。所谓“容”,就是争取科技人才加入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中来,成为优秀干部;所谓“化”,就是转变一些科技人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就是正确地分配科技人才的工作,使他们有相当的发展前途。这三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想要好好争取科技人才,实现正确的“用”,必然就要先做到“容”,对不同背景的科技人才给以充分的信任和接纳,“容”中又有“化”,通过“化”不断地改造他们、培养他们,最终达到人才尽为我所“用”的预期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一切要从大处着眼,不要斤斤于细微末节”,改变方式方法上的生硬、工作上生活上的求全责备以及宗派观点、狭隘心理。在涉及到高深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问题时,应该保持虚心,不仅不能轻视和干涉“专门家之工作,相反的,应时时注意赞助知识技术高超的专家,信任他们”。在这一工作思路的指导下,科技人才被大力启用。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建设厅工业局局长赵一峰、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等6名科技人才被选举或被聘请为参议员,参与边区大政方针的商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为科技人才做好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使得他们“有着最广大的活动地盘”,可以一展身手。党明确强调,对于科技人员不仅要“适当地分配其工作”,而且要“给以必须的工作条件(如图书、仪器设备等),使能发展其才能安心于工作”。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试验农场——延安光华农场,选调陈凌风等科技人员参与农场的筹建工作。为了帮助开展畜牧兽医的科学研究工作,边区政府多次突破敌人封锁线,辗转引进了一些农作物和蔬菜种子,还有一些优良奶牛、奶羊等重要畜牧品种。在边区政府关于机构、设备、原材料上的大力支持下,光华农场的科技人员不仅在边区推广种植了西红柿、生菜、苹果、甘露西瓜等当地从未种植过的蔬菜和水果,还每天向老弱病人等供应100多磅鲜牛奶。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又拨款70万元、银行贷款300万元,作为工业方面集资办厂的投资,有力支援了棉毛纺织、造纸、榨油、铁工等工业领域科技人员的工作,等等。这些信任和支持使科技人才的革命热情得到了极大地激发。他们积极投身工作,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为边区农林畜牧业发展、工业建设等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44年5月毛泽东对当时还没有入党但是作出了突出技术贡献的机械工程专家沈鸿和石油厂厂长陈振夏称赞的那样:“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

    (四)高度重视“技术人员的优待问题”,保障其无后顾之忧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地处偏僻山区,经济十分落后,加之日本帝国主义持续不断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仍是尽最大努力保障好科技人才的生活。

    这一时期,为帮助广大科技人才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1941年5月,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文化技术干部待遇问题的通知》,决定当年给文化技术干部另做干部服装,增加津贴三分之一;另办小厨房,增加菜金5元。1942年5月,中央书记处颁布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根据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把专门人才分为甲、乙、丙三类,在生活待遇上,明确规定了对各类技术人才的津贴、伙食、住宿、衣服、书报以及勤务员和马匹等具体保障。其中,甲类文化技术干部每月可领到15元至30元的津贴,伙食以吃小厨房为原则,窑洞可一人独住,每年特制棉衣、单衣各1套,书报由“各机关提出名单交统战部审查通知出版发行部发给之”,还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勤务人员和马匹等。同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关于技术干部待遇问题的批答》附件中强调,为了“减少技术人员对生活上的分心,使能更有时间发挥其专长和多年修养的技术,更能多贡献其力量于革命事业”,必须高度重视“技术人员的优待问题”,“不仅要优待,而且要和边区以外的待遇一样或更高”。

    对于那些有志于研究科学技术的青年学生,我们党也十分关照,不仅“入学后免收学膳宿费”,而且帮助解决其他的生活困难。如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曾召开全体大会,发动互助运动,从生产中解决师生的生活需求,解决棉衣等过冬用品的问题。据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总务科科长的管建勋的回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都很关心学校的生活,当时的生活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五钱油,五钱盐”,“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后”,每人每月还享有定量的肉类。曾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员的林伟也在后来回忆道,尽管全面抗战时期的生活很是困难,但是“党中央对科技人员是很优待的。教师们吃小灶一天有半斤白面,每年发套新棉衣”,还能发给学生们铅笔、纸,一周能吃两次肉和一次馒头,这在当时都是非常难得的。

    此外,为激励科技人员更好地开展科学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水平,各边区政府和一些科学团体还制定了面向科技人才的物质奖励与荣誉授予政策,以激发科技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在每年举办的工业、农业、卫生及生产建设展览会和劳模评选中对作出贡献的科技人才进行奖励。如1944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评选出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中,就有模范技术工人赵占魁、机械工程专家沈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等。二是广泛宣传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全面抗战时期,在科技工作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模范人物,如为基本化学和火药生产作出贡献的工程师钱志道、发展边区植棉事业并被授予“特等农业技师”的唐川等。各根据地不仅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也学习了他们的工作方法。这就在奖励科技人才的同时,也宣传了先进技术,促进了生产建设。三是颁布相关文件规定,形成奖励制度。1941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规定,“为了进一步推进边区工业发展,提高生产技术,建设厅对各工厂改进技术之职工予以物质奖励”,“奖励额最高者达300元”,其余获奖者“视其对工业技术改进成绩之大小而定奖额之多寡”。晋察冀边区也颁布了《晋察冀边区修订优待技术干部方法》《晋察冀边区奖励技术发明暂行条例》等具体文件,根据本区的发展形势,切实保障好技术干部的生活。尤其令科技工作者感动的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为了筹拨各种科学奖金,常常节衣缩食、捐款相助,极大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为边区、为抗战”埋头钻研、勇闯难关的革命热忱,使他们以更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于根据地经济科技教育卫生各项建设事业。

    三、全面抗战时期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的积极成效

    在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加强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培养、吸纳、重用了一批懂理论、有技术的科学技术人才,在化学、机械、石油等领域先后涌现出了恽子强、沈鸿、华寿俊、林华、陈振夏等一大批科技人才,“科学技术人员在工厂和在学校能独立解决问题者,也不在少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科技人才短缺的困境。

    在党的充分信任和各项政策保障下,科技人才的革命热情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为了祖国的新生、民族的解放,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自然条件斗,战胜了种种困难,排除了重重障碍”,在农业、工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促进了根据地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伴随着农业技术进步,仅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就从“1937年的111.6万石增加到1944年181.7万石,抗战八年共缴纳公粮达101.39万石”;抗日根据地在工业上也实现了从无到有,到1944年7月,“已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八十余个大小公营工厂”。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的实践,对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同样有着重要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培养、吸纳的科学技术人才,继续奋战在科技战线和经济战线上,成为科技领域的骨干力量,以真才实学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者:王梦昕,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